“普罗米修斯幻梦”的不祥之兆

“好人难寻”吗?

作者:曾艳兵第466(2018/11/21)期

人们总喜欢将这个世界上的人分成好人和坏人,譬如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可见,人即便老了,还是一定要分成好人与坏人的。当今世界好像坏人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好人都不知去了哪里,于是有了“好人难寻”的感慨。在这种背景下,读读美国当代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O’Connor,1925-1964)的《好人难寻》,或者还真能有些启示。


  《好人难寻》是奥康纳的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也是她一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好人难寻》描写一家六口在假日开汽车出去旅游,路上遇上车祸,并且莫名其妙地遇害的故事。“老太太不肯去佛罗里达,她要去东田纳西见老熟人。”老太太的理由是,报纸上登载:“这儿有个自诩与社会‘格格不入’的逃犯,刚从联邦监狱越狱,正向佛罗里达逃窜。”老太太的儿子、媳妇对这样的理由都不屑一顾:一个越狱逃犯,怎么可能碰巧与他相遇呢?于是,第二天,这位老太太、她的儿子和媳妇以及他们的三个年幼的孩子上车出发了。“这年头都不知道该信谁”“人心不古啊”“上帝的这个青青世界,再也没有人能信得过了”……这是小说中人物的一些对话,烘托那个刚刚越狱的、自称“格格不入”的人的出场。这一家六口阴差阳错地上了一条小路,不幸翻了车,遭遇了那个“格格不入”者和他的两个同伙。这三人无缘无故地将这一家人全部枪杀了。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也许是,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那位“格格不入”者,那人好像很开心,说:“太太,要是你没认出我,对你们倒未尝不是件好事。”看来,这位老太太还缺少点生活的智慧,面对越狱者应该假装不认识才对,如何能一口就说出来呢?果然,越狱犯先将这对父子带入树林枪杀了,然后是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女儿,还有那个在熟睡中的宝宝。最后,“格格不入”者对那位虔诚的老太太当胸连开三枪后说:“她的废话真多”,“她可以变成个好人,要是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的话”。那个“格格不入”者最后说:“人生没有真正的乐趣。”小说将这一罪行写得十分干净、冷静,没有丝毫的夸张做作,甚至看不到或者说感觉不到作者的一丝同情和愤怒。这大概就是奥康纳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吧。


  奥康纳是如何界定这个世界的好人和坏人呢?她又是如何认定这个世界好人难寻呢?那位老太太曾对“格格不入”者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然而后者显然不是;“格格不入”者说老太太“可以变成个好人”,可见她还不是。看来,好人与坏人是相对的,是可以变化的。“格格不入”者在指示同伙杀人后说:“我发现犯罪没有什么了不起。既可以这么干也可以那么干。杀死一个人或者从他车上卸下个轮胎,都一样,因为你迟早会忘记你做过什么,只是为你的行为受到惩罚。”在奥康纳看来,如果没有上帝,也就无所谓犯罪还是不犯罪,也就难以分辨谁是好人或者坏人。“奥康纳是位敬虔的教徒,同时也是一位世俗文化生活的敏锐的观察者和致力书写基督教信仰的作家。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基督教信仰始终是主要基调。她的床头总是放有三本书,分别是祷告书、弥撒书和圣经。”在现代人看来,上帝并不存在,因此可以胡作非为;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有法律,法律惩罚罪犯,但并不能分辨好人与坏人,并且经常错误地惩罚好人。奥康纳的思想并不简单,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道德的思考和判断常常纠缠在一起。“奥康纳的宗教思想混合了哲学、神学、圣经象征手法、伦理学以及美学。任何要对她的思想做出认真考察的人都不可能忽略这一多样化的特征。”奥康纳的这些观念和思想应该都与奥康纳的特殊生活环境与成长历程有关。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说:“我相信,就像弗兰纳里·奥康纳说的,一个小说家最后总会写到他的童年,这是必须的,是这个时期决定了他的命运。”因此,关于奥康纳,我们应该从她的童年和成长经历说起。


  奥康纳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1925年3月25日,奥康纳出生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Savannah)。然后她按部就班上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1947年奥康纳在衣阿华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1950年她发现自己患了当时的不治之症红斑狼疮,她父亲就是44岁时死于此病的。于是,她回到母亲的农场边疗养边写作。奥康纳还是一个痴迷鸟类的作家,她在自己房子周围养了许多不同的鸟,尤其是养了一大群孔雀。她在《鸟中之王》一文中写道:“我是当地唯一愿意养孔雀的人,这样做需要的不仅仅是耐心……我打算坚持下去,让孔雀继续繁殖,因为我确信,到最后,我能听到的最后的话就是它们的叫声。”一个卖篱笆桩的人曾经养过八十只孔雀,养这些孔雀开销大,又很麻烦,它们吃花、果实、蔬菜,同时园子里总是被它们弄得一片狼藉。于是这位卖篱笆桩的人把孔雀都杀了吃了。与那位卖篱笆桩的人相比,奥康纳应该算是个好人,她不仅有耐心,而且还有爱心,但患上不治之症的却是奥康纳。1955年她就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她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坚持写作。1964年奥康纳病逝,享年39岁。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其成就的大小与他活的岁数并没有多少必然联系。有的作家,譬如歌德和托尔斯泰,活了八十多岁,阅历丰富、成就卓然;然而有些作家,譬如拜伦、雪莱、济慈、勃朗特姊妹等也就活了三十岁左右,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也不可忽视、不可动摇。卡夫卡只活了不到41岁,但其文学成就及影响早已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奥康纳的寿命甚至比卡夫卡还短,但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可以与卡夫卡媲美。


  奥康纳在卡夫卡去世一年之后出生,但比仅活了41年的卡夫卡的生命还要短促,只活了39岁。像卡夫卡一样,她也没有结婚,甚至都没有谈过恋爱,而卡夫卡却并不缺乏恋爱,甚至性爱。奥康纳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孑然一身,最后只有母亲陪伴在她身边,卡夫卡虽然没有自己的家庭,但父母健在,还有三个爱他的妹妹。奥康纳25岁就疾病缠身,并且这种疾病没有痊愈的希望,这将是怎样一种绝望?卡夫卡患有肺病,但疾病在他身上发作时他已经34岁了,况且这种疾病也并非就是绝症,卡夫卡原本是有可能治愈疾病的。卡夫卡英年早逝,奥康纳更是如此,奥康纳似乎在接续卡夫卡的悲剧。人生无常、生命有限,但人生是否精彩并不在于活着的岁数的长短,作家伟大与否也并不在于写作的数量。


  奥康纳的作品不多,有两部并不太长的长篇小说《慧血》(WiseBlood,1952)和《强暴的人夺走了它》(TheViolentBearItAway,1960),两部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AGoodManIsHardtoFind,1955)及她死后出版的《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EveryThingRisesMustConverge,1965),这两个集子共包括短篇小说19篇。“奥康纳有着强烈的宗教信念,这些信念是她智识生涯和美学生活的中心,在她看来这些信念大大超过了她所属的性别、地域和种族以任何形式对她情感的塑造和影响。”她的小说具有某种黑色幽默的风格。她作品的主题就是描写邪恶、赎罪和得救。她的创作带有南方文学的特征:浓厚的历史意识、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怪诞的人物形象。


  奥康纳一生平凡而神秘,集作家、批评家、知识女性、幽默家、天主教徒、鸟类爱好者于一身。“作为一名南方作家,奥康纳利用自己的多重边缘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文化层面,创作出了迥异于时代的奇特作品,她是生活在以新教群体为主的美国南方‘《圣经》地带’的罗马天主教徒,在现代的美国社会中,却虔诚地笃信托马斯主义;一位始终单身的现代南方知识女性,却述说着一个又一个家庭中的无爱或无性的婚姻;一位在创作之初就患上了导致她父亲死亡的不治之症的独生女儿,记录着南方家庭中奇特的亲子关系。她的作品中的人物被大多数读者看作是畸形人,了解她的生活环境的人们却感叹其真实性。”奥康纳创造了一种“畸形的真实”,正如卡夫卡创造了一种“荒诞的真实”。


  较之福克纳和艾里森,奥康纳更似一个脆弱而敏感的女性,这既是指她的性格,当然也包括她的小说风格。但她的小说除了脆弱和敏感外,还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它们粗野、残酷,甚至怪诞(虽然她本人反对这种提法)。她的小说充满了宗教的想象和象征,人物出现在异常怪诞的环境中,并由环境牢牢控制,以致读者也不知如何寻找由作者展示的宗教意义。奥康纳曾在一封信中提到,她在为所有那些认为上帝已经死去的人们写作。在文章中,她说,她用充满暴力、令人震惊的故事作为一种手段来使她的读者在惊愕之中萌生信仰,只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打动他们。她将她在小说中使用极端残忍的情节比作人们对近乎耳聋的人讲话必须大声喊叫。没有信仰就没有好人。至此,我们大概知道为什么奥康纳认为好人难寻了。


  奥康纳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与病魔搏斗,在死亡线上挣扎,她太缺乏人类的基本感情——“爱”了。这使她一方面在作品中大力铺陈暴力、死亡、变态、怪诞;另一方面又虔诚地向宗教求救,以超越这无法忍受的现实环境。因此,她描写扭曲的人格与变态心理既是由于她缺乏爱,又出于她对爱的强烈希冀,而她对宗教的热忱实在是她在追求爱失败后的无奈选择。同时,因为作者将这一切浓缩在南方历史意识中,又通过一种隐喻和象征的抒情笔调来叙写,因此,她的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便不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那个狭窄的圈子和短暂的岁月了。奥康纳由此便真正超越了生活,超越了自己。


  奥康纳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有关她的研究成果却与日俱增。这个世界究竟是一个好的世界,还是一个坏的世界?在一个好的世界里如何会出现坏人?正如在一个坏的世界里又如何会产生好人?一个好的世界如何可以让一个如此优秀的作家在如此年轻的时候离去?一个坏的世界如何可以让一个优秀作家的作品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奥康纳写了《好人难寻》,她自己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的好人。然而,好人并未得到好报,她早早地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红斑狼疮,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又给了她足够多的回报,况且,如果不是疾病和那种面对死亡的思考,奥康纳何以能写出如此非同寻常、惊世骇俗的作品呢?奥康纳说:“最近几年我在思考两件事:病痛和成功。其中之一单独并不会给我太大影响,但是两者结合起来则对我影响巨大……我认为那些没有得病的人失去了上帝的一次恩典。”因此,尽管好人难寻,但是,我们并没有,也不应该因此而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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