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卡夫卡总是伴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懊恼。他似乎总有本事让你猝不及防地在第一时间面临窘迫、面临危机、面临紧急状态，或是卷入搞不清楚状况的事件中。你莫名其妙地被抛入一个陌生的、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你皱紧眉头想要探个究竟时，却发现坠入了一个迷雾重重的迷宫，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事情像在梦中一样接连发生，难以理喻的人围绕在周围，而你已经被迫成为事件的侦探，一个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侦探；当你高兴地辨别出文章中那些清晰、熟悉的部分，想要抓住这些露出的岩石安顿自己时，却发现更加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洪水一般将你裹挟。你在水下看着那些从波动的水中折射出的镜像碎片，为不能自我澄明、自我保护的主人公着急，为不知道又会出现什么意外变故的事态而紧张，在裹着迷雾的动荡世界里迷失方向；而当你按捺不住焦躁的心情希望事情能朝着有利的方向前进一步时，主人公却毫无道理地、仓促地走进了悲剧，留下你愕然、茫然地在水中沉浮，看着两岸渐渐离你远去……
正如所有伟大的小说都有一个伟大的开头，卡夫卡也总能一笔将你带入他的宇宙。如《审判》的开头：“一天早上，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准是有人诬陷了他”；《乡村医生》的开头：“我的处境十分窘迫：我必须即刻出行”；“当一切已变得难以忍受——在十一月的一个黄昏——”（《不幸状态》）；“煤全用完了，桶里空空如也，……我一定得有煤，我不能冻死”（《煤桶骑士》）；“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记》）。不论你抱着怎样的心态打开书，总是会猝不及防地被他的句子捕获，总是会身不由己地继续读下去，抱着猎奇的心理想要一探究竟。然而，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剧情，也没有可供理性思维施展拳脚的断案空间，你只是发现自己坠入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看到一个孤独、心事重重、满怀恐惧的主人公无辜地被宣判有罪。这个敌意世界正如《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的生活动荡不安，每天都会出现意外、惊恐、希望和震悚”。甚至在一个自己亲手打造的、既能储存食物又有不同出口的地洞里，主人公都是终日惶惶不安、如临大敌，它不断推翻又不断建立地洞，如钟摆一样来回奔忙，矛盾而又恐惧，心灵时刻不得安宁。（《地洞》）
《判决》以一个年轻的商人在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悠然自得地给朋友写信开篇，让读者误以为会有一个轻松的故事发生。然而事实却是，这个故事最是让人不寒而栗。儿子原本那么敬重、爱戴父亲，那爱戴犹如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爱；然而转瞬之间父子俩剑拔弩张，如临死敌。儿子既要维系着表面上的恭谨，又不可遏制地冒出愤恨的念头，两人的心理战让人窥探到一个父子关系的深渊。父亲突然的死亡判决更是让人瞪大眼睛，跌掉下巴。联系着卡夫卡的《致父亲》，很自然会联想到这是卡夫卡对父亲、对父权的控诉。然而卡夫卡宇宙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含混神秘特质带来的多解义性，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重读这个故事，读者读到的将是一个自我审判的卡夫卡：《判决》是一个将熟未熟的年轻人站在成人世界门口的犹豫踟蹰，是卡夫卡对这种犹豫不决的自我审判。当然，从不同角度还能够读到更丰富的涵义。
卡夫卡迷宫般、梦幻般的写作风格，总让人疑心他的很多作品是梦醒后起身飞速记下的梦境，比如《乡村医生》《盼望成为印第安人》《招魂会议》《猎人格拉库斯》。他借此喃喃地咕哝着自己的个人生存感觉（Lebensgefühl），一种被卡在夹缝的感觉，一种两难之中找不到出路的进退维谷的生存困境，这也许是他作品中那些悖论的根本来源。乡村医生驾着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赤身裸体，遭受着这最不幸时代的冰雪肆虐，他卡在人世与非人世之间，“永远回不了家”。《猎人格拉库斯》说得更明显，卡夫卡借已经死了但还未进入冥界的猎人格拉库斯之口道出了这种困境的极致状态：“我现在在这里，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的小船没有舵，它靠从冥界最深的地方吹来的风行驶。”格拉库斯生而不得、死亦不能，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任冥界的风把自己吹往不知何处，他像《招魂会议》中的鬼魂一样卡在了生死的夹缝当中。《盼望成为印第安人》甚至放弃了情节的铺陈，直截了当地说出他渴望放弃对客观世界的依凭，在超越尘世的空间长久飞奔的模糊愿望。
然而，卡夫卡的困境不仅在于卡在尘世与非尘世、日常生活与超越性的存在之间——这种卡住与他的写作有巨大的关联，或者说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卡住——还在于他既是女歌手约瑟芬，又是耗子民族。作为一个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在卡夫卡的时代这本身便是一种卡住。作为犹太人，作为强壮专制的父亲的儿子，他是耗子民族中的一员，地洞中的偷生者，在敌意世界惶惶不可终日；作为作家，他是面对耗子民族吹口哨的女歌手约瑟芬，是榨干自己的血肉追求完美艺术的饥饿艺术家。在他的拟结集《饥饿艺术家》的几篇小说中，艺术家们苦于艺术不能脱离观众而独立存在，苦于观众不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艺术，苦于观众不能置身一个合适的距离来感知自己的艺术。但他们还是像苦修的教徒一般献身艺术，不惜放弃沉重肉身，不惜使自己永葆苦难，以便能求索真理，求索超越性的存在。当读到《女歌手约瑟芬与耗子民族》中“殉道者”三个字，一道强光在笔者眼前闪过，这无意中透露出的自我投射或曰自我认知，便是卡夫卡死前拿着校对好的《饥饿艺术家》而流泪的缘由吧。
卡夫卡的这种对自我命运和自我艺术使命的清醒自觉，在他1918年的一则笔记中显露无疑：“据我所知，生活要求的东西，我身上一样都没有，有的只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弱点。因为这个弱点，我大力吸取了我们这个时代消极的一面。如此看来，弱点倒是一个巨大的优点。这消极的方面与我非常接近，我没有权利与之斗争，只有从某种意义上把它体现出来。为数极少的积极方面和消极到极点、能够转化为积极的方面，我身上没有沾到一点点。基督教之手的力量越来越弱，它曾经把克尔凯郭尔引入生活，却没有把我一样也引入生活。犹太人祈祷用的披巾越飘越远，犹太复国运动者们抓住了一角，我却没有抓住。我是结局吧，或者是开端。”这段话对于理解卡夫卡至关重要，但是也相当难把握。从中当然能读出卡夫卡的清明与使命自觉，他将自己视作时代的标本，放到手术台上冷静地近乎无情地予以解剖，渴望世人从中反观自身并观察到这个不幸的时代。那么“我是结局吧，或者是开端”又该作何理解呢？是说不管是世俗生活、残留的宗教生活，还是国家民族主义，都不能给他提供渴望的救赎？还是说正是因为这一悲惨境遇，因为他自绝于这一切或是被这一切所抛弃，他才获得了真理？正如位于布拉格的卡夫卡铜像所揭示的那样，人从能使他显得显赫高大、强壮有力的世俗与宗教、文明与主义的外衣中脱壳而出，才能找到赤裸自我，获得真实的存在；这是否就是德勒兹意义上逃逸的生命线？笔者的理解当然还不够清楚，但值得指出的是，阅读卡夫卡的时候不仅要读到绝望，看到卡夫卡强烈的摆脱沉重肉身的渴望，也应看到他的生机，看到他强烈的救赎渴望。
正像日常生活的某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会引发“这很卡夫卡”的评论一样，在某个沉思默想的瞬间，笔者会突然感觉到，这些卡夫卡早已洞察到了呀；或者当陷入犹豫纠结的时刻，笔者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卡夫卡令人感动的动摇和卡住，也许这正是契诃夫在《大学生》中提出的那条古今链条颤动的时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