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矶崎新

特立独行矶崎新

作者:刘延川第477(2019/05/15)期

矶崎新的“东京都新厅舍竞赛方案的大厅透视图”

丹下健三的“东京都新厅舍实施方案”

矶崎新的“天空城市”设计模型

扎哈·哈迪德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国际竞赛中标方案

扎哈·哈迪德修改后的主场馆方案

  2019年3月5日,普利兹克建筑奖揭晓,日本著名建筑师矶崎新成为新一届得主。普利兹克建筑奖于1979年设立,在许多程序以及奖金方面参照了诺贝尔奖。经过40年经营,普利兹克奖已经成为最具知名度的建筑奖项,一向被认为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在矶崎新之前,日本已经有七位获奖者,其中既有他的老师丹下健三和同学桢文彦,也有他的后辈坂茂。而且,普里兹克奖与矶崎新渊源颇深,在该奖成立之初,矶崎新就担任评委,任职长达六年,可以说,他是赋予这个奖项核心理念的人物之一。正因如此,建筑界普遍认为,以他的成就和影响力,早就应该获得普利兹克奖,为什么直到现在才给他颁奖?!在这种混合着理所当然和出乎意料情绪的氛围中,矶崎新获奖的消息刚刚公布,就有传言说他将会拒绝领取这一奖项。以他一贯特立独行的态度以及早已超越奖项的境界,拒绝领奖并不奇怪,他并不需要这个奖项来获得认同。在某种意义上,由于近些年普利兹克奖得主“黑马”频现,争议不断,把奖项颁给矶崎新来挽救该奖不断下滑的声誉才是更容易理解的逻辑,拒绝领奖只是建筑界表达对普利兹克奖不满情绪的一种期望。

    一

  不论矶崎新是否真的拒绝领奖,至少这类猜测和他一贯秉承的独立姿态若合符节。他自己曾说过,自从1963年独立开业以来,就决心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既不在大学任职,也不担任公职或者参加各种协会、公众团体。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全世界的建筑和城市保持一个自由的批判立场。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也确实坚持并且践行这一准则。

  事实上,在他独立开业之前,他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独立性。1960年,为了在东京举办的世界设计节上发出日本的声音,一批年青的建筑师、设计师和学者组成了“新陈代谢”小组,通过出版同名专著,开启了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新陈代谢运动。矶崎新和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筹备阶段,发起人之一的大高正人曾经邀请矶崎新加入,但他拒绝了。然而他却参加了1962年新陈代谢小组在东京举办的展览——“这将成为你的城市”,而且他在整个60年代分享了许多“新陈代谢”的想法,并与他们一起为大阪世博会工作。正因如此,矶崎新在日本以外常常被误认为是新陈代谢小组的一员。针对这种误解,矶崎新曾在和英国著名建筑师斯特林见面的时候坦承:“我们的旨趣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但我始终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从来不是‘新陈代谢’小组的成员。”

  新陈代谢小组像是集合了很多个人成分所形成的异质性集体。在成立之初,小组成员并没有能够就“新陈代谢”的概念达成共识。在设计理念上,大致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种倾向:菊竹清训、黑川纪章和川添登着迷于城市和有机体的生物学比喻,而大高正人和桢文彦则坚持“群造型”的概念。前者的设计大都表现为巨型结构,注重形式感,非常强势;后者的样式则是模糊的、不定型的。矶崎新毫无疑问地偏好前者的形式,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项目,不论实现与否,很多都体现出了巨型结构的意味。这就是他所谓的“旨趣相同”。

  然而,与菊竹清训等人对技术的迷恋不同,矶崎新与技术乌托邦保持明确的距离。新陈代谢派梦想着更新,矶崎新却谈到废墟。在技术以外,矶崎新看重形式的美学意趣,如果技术不能对他的美学表达有所助益,那他则毫无兴趣。他保持独立的姿态,对新陈代谢小组不加质疑的“革新论”持批判态度。矶崎新说:“新陈代谢派对他们的乌托邦没有怀疑。我认为他们太乐观了……”多年以后,新陈代谢派的核心成员黑川纪章说:“矶崎新对‘新陈代谢’小组有浓厚的兴趣,但他的秩序感总是错位,于是我们自行开始了……我认为他更倾向于与前卫艺术家组成一个团队。他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前卫艺术家,与我们的团队很不相同,而且他依然持有这种态度。”

  关于这场运动中每个人的角色和状态,最生动的描述来自桢文彦。他形容新陈代谢小组刚刚成立时“正如同甲子园上打棒球的少年”:“华丽的投手是菊竹清训;同样惹人眼球的是二垒和三垒之间的游击手黑川纪章;能够接住所有这些球的捕手是大高正人”,桢文彦自己是所有事情都看得非常清楚的中外野手,而“丹下(健三)老师和矶崎新则在从网子后面观望着这一切”。

  坚持个体独立性的矶崎新不仅对群体保持距离,面对机构时更是如此。1968年5月,矶崎新受邀参加第十四届米兰三年展。当时正是全球革命氛围最为浓重的时代,这种对既有体制的抗议运动在日本也此起彼伏,矶崎新自己就参加过这类运动。因此他完成了名为《电气迷宫》的作品,希望通过参展作品把抗议精神反映出来。开幕式定于5月底,然而游行示威的年青艺术家和学生占领了展场,展品被破坏,展览无法进行。可是,矶崎新却在游行学生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支持。这种做法无疑是“给了主办方一记闷棍”。他后来解释,虽然主办方邀请他参展,给他提供了差旅食宿费用,还提供了所有的材料,但他完全理解青年艺术家和学生抗议的心情,最重要的是他从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深深感受到了相同的心理状态和方向性。

    二

  如果说矶崎新对待学术团体的态度是主动保持距离,对待机构是不顺从、迎合,那么他对待权力则更多的是批判。

  1985年11月,矶崎新接到邀请,参加东京都新厅舍设计竞赛。矶崎新采取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在开始阶段同时进行三个方向的研究。这三个方向分别是一栋超高层,两栋超高层,以及把街区连在一起、强调横向联系的一组超中层建筑。三个方向分别由青木淳、菊池诚和渡边真理负责深化。当时的矶崎新已经蜚声国际,参与了一系列海外项目,第一轮三个草案完成时,矶崎新正在海外长期出差。恰好那时洛杉矶当代美术馆的项目正在施工,因此同时也是这个项目负责人的渡边真理就带着三个草案到洛杉矶向矶崎新汇报。

  在汇报之前,矶崎新事务所的建筑师们都猜测矶崎新会选择一栋超高层的方案。大家普遍认为,其他事务所,包括夺标大热门的丹下健三事务所,大概率都会提出两栋超高层的方案,考虑到这个项目的规模和对象征性的要求,一栋超高层在视觉上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最有可能出奇制胜。但在汇报之前,渡边并没有把大家的猜测告诉矶崎新。

  冬日的洛杉矶气候仍然十分温暖,矶崎新提出在海边看图纸。他认真听完了三个方案各自的意图和优劣后,陷入了思考。在海风吹拂中沉默了两分钟,矶崎新选定超中层方案,要求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深化。这个决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特别是负责一栋超高层的青木淳实在不能接受。一时之间办公室里流行着“渡边阴谋论”,大家都不相信渡边真理,觉得是他做了有倾向性的汇报,故意影响矶崎新的判断。直到矶崎新本人回到日本,向大家亲口宣布了这一决定,设计组的成员才相信并真正开始进入工作状态。

  促使矶崎新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虽然任务书说这栋建筑需要追求“自治与文化的象征”“故乡东京的象征”以及“国际城市东京的象征”,但矶崎新认为超高层建筑是一味向上的树状结构,直接表现和强化了行政机关的等级制度,而建筑不应该象征这种官僚体系的等级制。他在《超高层建筑不适合市政大厅》这篇文章中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市政厅并不是都厅舍本身,而是一个大厅,是整个广场。所以拥有具体广度的大厅才最能体现其象征性。不比高度,避开华丽的装饰,而拥有崇高性的过剩空间才是我们最重视的部分。”

  这样的取舍,是源于矶崎新对欧洲广场的分析。当时很多日本建筑师赞赏欧洲式的城市广场,并热衷于讨论将其搬到日本的可能性,但矶崎新并不这么认为,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写过文章,表达“欧式的广场在日本无法成立”这一观点。他认为能够取而代之的是“大厅”。问题在于,大厅在商业性空间中价值很大,但政治性的空间会遇到诸如安保如何处理、游行队伍冲进来怎么办、流浪汉住进来怎么办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矶崎新认为,他设计的巨大内部空间可以带来市民,他是以市民而不是以官僚体系为基准来完成这个方案的。但他说的市民又不是大众,而是“每一个都有不同想法的具有他的人性的个体的集合”。显而易见,不论管理者还是矶崎新本人都非常清楚,他的设计方案表达的是非常理想主义的精神。

  矶崎新并不是一个空谈理想的人,经过东京都厅舍的落败,他认识到,设计任务书拟定时如果缺乏建筑师的参与,建筑师后期参与其中时就会陷于艰难处境,因此他坚持认为应该而且必须让建筑师参与设计任务书的拟定,并身体力行践行这一观点。1994年9月,矶崎新担任“仙台媒体中心”项目的评审委员会主席,他制定了透明的评选规则,并在开始阶段就大规模修改了各行政部门送达的设计要求,直到1995年2月才正式发布了招标书。虽然矶崎新对修改设计要求时引发的摩擦表示遗憾,对别人误解他忽视行政部门内部通过民主方式产生设计要求而感到痛心,但他还是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官僚体系在很多场合并不能代表民主主义:“只要官僚体系还是树状结构,那么单一的主体通过某种意向以金字塔形式处理事务的基本结构就没有任何改变。与此相对,公众本身就不是树状结构,所以公众和官僚之间就产生了矛盾。”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开始的举措,就没有后来伊东丰雄的中标方案。伊东丰雄在论述中也专门说道:“我认为像这样的设计竞赛,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看到有关设计竞赛的要点,听到矶崎新先生所言,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必须尽可能进行大胆的构思。”在矶崎新的主持下,伊东丰雄“放开思路,迎接久违的挑战”,最终造就了建筑史上的一个经典杰作。

    三

  为申办2020年奥运会,日本于2012年举办了奥运会主体育场的国际设计竞赛,当年11月,以安藤忠雄为主席的评审委员会选中了扎哈·哈迪德的设计方案。2013年9月7日,国际奥委会宣布2020年奥运会在日本东京举办。随后不久,扎哈的方案受到日本建筑师的联名反对,日本建筑界泰斗、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桢文彦发起了在线请愿,联合了五十岚太郎、伊东丰雄、隈研吾等著名建筑师在内的105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希望修改建造计划。在日本建筑界和大众舆论对选址不当、造价过高的指责声中,扎哈被迫对方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多轮修改,但最终依然未能获得认可。

  作为建筑界的泰斗级人物,矶崎新自然不能对此事置身事外,沉默不语。然而很多媒体往往引用矶崎新对扎哈·哈迪德被迫修改的方案的评价——“一个笨重迟缓的形态,好像一只等待日本沉没以便游走的乌龟”来吸引眼球。这是断章取义,是对矶崎新原意赤裸裸的歪曲。事实上,他是对东京为减轻舆论压力而做出的修改方案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中,矶崎新的观点始终坚定如一,从不随波逐流,左右摇摆。

  矶崎新高度肯定扎哈·哈迪德的中标方案:“两年以前,我认为扎哈·哈迪德当时通过国际竞赛竞标成功的方案对21世纪城市建筑作出了完美的诠释,同时中标方案中的建筑外形使人联想到体育竞技比赛的速度之美。作为一个东京当地市民,当时我是十分支持这项中标提案的。”他认为要尊重扎哈通过合法流程在国际竞赛中中标的事实,并且强调东京在奥运申办过程中采用了扎哈·哈迪德的方案效果图进行宣传,这很可能是申办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不应违背这一国际承诺。矶崎新承认,专家、建筑师以及公众批判中标方案对神宫外苑环境不利有其合理性。但他认为,最大的错误当然还是竞赛委员会犯下的,他们“掉进了自己设的陷阱中”,“全然不顾设计方案明显的扎哈·哈迪德的个人特征,坚持以选择设计方案为重,而忽视选择建筑师的重要性。因其有关国际比赛惯例知识的极度匮乏、缺乏理解以及不负责任的决定,最终使后续设计过程日趋扭曲。”

  作为一个融汇东西、格局宏大的建筑师,矶崎新当然不是只会批评,他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给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他首先建议不用体育场作为举办开幕式的场地,因为开幕式只是一项临时活动,设计师应该在现有场地专注建造可持续性体育场。奥运会结束后,体育场应该继续为周边居民提供日常活动场所。其次,他建议在东京皇居护城河以外的二重桥前特别建造专有场所,用于举办奥运会开幕式。为此他补充说明,1936年以来的奥运会均在主体育场举行,而这次东京有机会超越这个传统。在这个场地建造的专用看台可以容纳12万人,观众将面对一个比任何体育场都宽敞的舞台,隔岸相望的是江户城池护城河、石墙和堡垒构成的壮丽背景。奥运会结束后,看台可以拆卸成50个部分,并在日本的各个辖区,如公园和体育场中重新组装使用,以纪念曾经举办过的奥运会。最后,他认为应该尊重国际竞赛的结果,选择创造方案的建筑师,在情况发生变化时,由建筑师遵循实际情况设计一个全新的方案。矶崎新强调:扎哈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她一定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全新的方案;同时,应委托主场馆竞赛的第二名妹岛和世负责开幕式场地设计,“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为世界呈现出独一无二的体育盛事,这次盛事将不受传统的竞技场大小限制,面向不仅代表东京,而且代表整个日本文化精髓的景色的背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在东京创造出21世纪奥林匹克的全新模式。”

    四

  矶崎新作品众多,融汇东西,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往往不易解读,但又别具一种过目难忘的独特气质。如果回溯他的职业生涯,尤其是了解作品背后的那些故事,或许可以理解,矶崎新作品的独特性,其实是来自于他完全独立的“个人”观念和高度“个人化”的表现方式。这是他坚定不移、投入全部力量追求的一贯目标。

  1963年矶崎新独立开业的时候,他刻意避开了同时代师友给建筑事务所取名的常见方式,比如丹下健三的“城市·建筑设计研究所”、黑川纪章的“建筑城市设计研究所”或者桢文彦的“桢综合计划事务所”,而是模仿艺术家的口气,把设计事务所命名为“工作室”。在绝大多数项目的创作中,他都是自己做方案。工作人员不是矶崎新讨论问题的对象,而只是他的助手。矶崎新自己思考、自己设计,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即使没有工作人员也可以照常工作的位置上。青木淳由衷地认为这种实践方式“需要非常坚韧的精神”。

  矶崎新是丹下健三的学生,而丹下是战后日本建筑界的高峰,当之无愧的领袖。对于矶崎新来说,摆脱丹下的阴影,开辟自己的道路虽然艰难,却是必然的选择。有别于丹下健三高贵的创造态度,矶崎新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游击队员”。这一方面恰好反映了他和丹下这一代人的思想距离,另一方面,也自信地表达了他有足够的条件与丹下的思想方法相抗衡。丹下认为“建筑物原本是为社会创造物质基础,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但一座建筑物建成后则立即回过头来影响并重新组织社会的现实生活”,这是他作为日本二战战败后顺应社会发展现实而成长起来的建筑师的观点。而矶崎新则完全处于另一个时代,他必须用事实证明一个建筑师存在的意义,他为自己找到的理由是:“至少,在我心目中的建筑师所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条件是:他必须怀有一种足以代表他自己的、为他个人所持有的建筑观念——这种观念能随时对整个社会现象(也包括逻辑推理、规划设计、现实和非现实……各种现象在内)作出有机的反响,但若深入进行分析,则此观念又与这些现象毫不相关。”

  石井和纮在比较丹下健三和矶崎新时说道:“矶崎在他的著作中使用boku(相当于中文的‘某’‘俺’‘咱’),这是一个非正式的阳性单数代名词,限于在特殊亲密关系中使用……对矶崎新采用的自我表现形式来说,boku是一个最恰当的用语。像丹下那样的一位‘社会建筑师’常常使用正式的、中性的第一人称watashi(我),当容易产生误解而被人理解为他在显示个人自我主义、表示个人行动可以支配社会机能时,他就改用正式的中性复数watashitachi(我们),作为一种突出强调他的建筑的社会正当性的方式。矶崎则和丹下相反,他要突出他自己,他把‘矶崎个人’排在前面。”

  独立的“个人”观念,是矶崎新的底色和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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