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前几乎默默无闻的卡夫卡相比，今天的卡夫卡似乎太有名气了，许多人都在问“卡夫卡是谁？”这个卡夫卡仿佛与我们的时代同行，无处不在，随时可见。“今天的任何一种文学语言都明白形容词‘卡夫卡式’或副词‘卡夫卡式地’是什么意思。”“卡夫卡主导着一切！”“卡夫卡之后，所有文学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了。”虽然不能说世界已经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但“卡夫卡式的”已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重要特征之一了。
卡夫卡是谁？不同的读者心中的卡夫卡常常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有时很大，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矛盾的。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叫做《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性有五副面孔，那么，卡夫卡有几副面孔？卡夫卡显然有多副面孔。卡夫卡的复杂、矛盾和悖谬使他不可能只呈现出一种面孔。并且，正是卡夫卡的多副面孔使他的作品蕴含着多种寓意或多层寓意，也正是“多种寓意”成就了“说不尽的卡夫卡”。每年的6月3日和7月3日，对于卡夫卡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卡夫卡生于1883年7月3日，逝于1924年6月3日。
2019年6月3日，卡夫卡逝世九十五周年的日子，离着一百年周年越来越近了。近百年前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有间接的证据，即卡夫卡的朋友和医生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的叙述，以及威利·哈斯所记录的护士的口述。这些回忆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它们相互补充，大体是可信的。后来布罗德在有关卡夫卡的传记中也加以引用，他说：“关于弗兰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绝大部分从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博士的报道中获悉。”
1924年6月3日凌晨4点，最后陪伴在卡夫卡身边的朵拉上楼叫醒了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告诉他“弗兰茨呼吸困难”。罗伯特穿上衣服，下来看了一眼卡夫卡，立即意识到了危险。他叫醒住院医生，医生给卡夫卡注射了一针，但没有用。快到中午时医生又给卡夫卡注射了一针，仍然不起作用。罗伯特于是叫朵拉去邮局，交代她给卡夫卡父母的信得趁早晨邮寄出去。朵拉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忠实的克洛普施托克终于和卡夫卡达成默契：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时分用一个借口请朵拉离开，这样她就不会见到他死亡的剧痛。
就在前一天，6月2日，卡夫卡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以便阻止父母亲来基尔林疗养院看望他。这封信也可以看作一篇经典的卡夫卡式作品：
最亲爱的父母：你们有时来信说要来看望我。我每天都在考虑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将会多美好啊，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了……如今在这炎热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想起，有一度我们曾定期在一起喝啤酒，那是在多年以前，是在父亲带我去平民游泳学校学习游泳的时候。
首先，卡夫卡承认，父母来疗养院看望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并回想起多年前他与父亲在一起喝啤酒的日子。但是，卡夫卡话锋一转，说起父母的来访又有许多不利之处：第一，父亲大概将会因办理护照有困难而不能成行。这自然就使这次来访失去一大部分意义。第二，若母亲来，谁陪伴她来都是一个问题，且因为母亲过于关注卡夫卡，而卡夫卡最近又一直不怎么好看，身体越来越虚弱，近日还患有未能痊愈的肠炎，因此根本不值得一看。为了避免父母担忧，卡夫卡又补充道，“尽管有人鼎力相助、尽管空气和伙食均好、尽管几乎天天有空气浴”，但是卡夫卡还是没有怎么恢复过来。第三，“如果你们再考虑到，现在我讲话只能低声耳语，而且连这样也不能过于频繁，那么，你们也会愿意推迟来访”。因为卡夫卡目前正处于一个良好的开端阶段，最近一位教授诊断出喉头大有好转，这给了卡夫卡父母一定的希望。但是，卡夫卡接着又说：良好的开端还不等于就是好转，所以亲爱的父母亲来看望他的事，不是应该暂时搁一搁吗？卡夫卡最后说道：“你们也许可以在这里改善或加强对我的治疗——你们千万别存这样的想法……由于我对来访采取这样的态度……”写到这里，卡夫卡显然已没有力气把信写完。“我从他手里拿过信来，总算写成了。”最后几句是朵拉的附言。
“卡夫卡要为自己带来安宁，甚至与他父亲一起进入到安静祥和之中，他是多么真诚地希望能够与父亲一起喝一杯啤酒啊。”卡夫卡的父母想见心爱的儿子最后一面，但最终未能如愿。卡夫卡离世时这封信应该还没有送达父母的手中。此时在疗养院，卡夫卡向护理人员做了一个手势，让她离开这个房间。然后，他要求克洛普施托克给他注射致命剂量的吗啡：“四年来，您一直答应我的。”几个星期以来克洛普施托克一直拒绝这样做。卡夫卡说：“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克洛普施托克给他注射了两针鸦片碱。卡夫卡说了那句名言：“杀了我吧，否则您就是凶手（Killme,orelseyouareamurderer）。”卡夫卡渐渐陷入昏迷。
当朵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病房时，卡夫卡看起来完全失去了知觉。朵拉轻声地一遍遍呼唤他，卡夫卡再次醒过来，微微睁开眼睛，露出微笑。“朵拉抱着他，伴他渐渐离开。她感觉他的心脏虚弱的跳动变慢，然后停止，感觉最后一丝呼吸离开他那衰弱的躯体。卡夫卡的痛苦结束了，而她的，才开始。”
6月4日，克洛普施托克在基尔林给布罗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可怜的朵拉，噢，我们大家都可怜。世界上还有谁像我们变得这么可怜……朵拉说起刚刚去世的卡夫卡，‘他那么孤单，孤单极了，我们无事可干却坐在这里，而让一个人在那里（停尸间），一个人在黑暗中，无遮无盖’……朵拉翻来覆去地这样说着……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会明白什么是爱情。理解这一点的只有很少的人，而这样更使折磨和痛苦加深。”
两天后，卡夫卡的遗体通过火车运回布拉格。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布拉格的多家报纸刊发了讣告，其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卡夫卡曾经的女友密伦娜写的讣告：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一位生活在布拉格的德语作家，前天在维也纳附近克罗斯特尼堡的基尔林疗养院去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因为他是一个孤独者，一个使人尴尬、令人害怕的世界中的隐士。多年来他一直患有肺病，他珍惜它，当他接受治疗时他仍抱有希望……。这赋予了他一种近乎神奇的精妙感情，以及对恐怖的完全不可调和的精神……。他创作了现代德语文学中最有意义的作品；那种严酷的真实，即便采用的象征手法看上去也像是自然主义的。它们反映出一个被判定要用令人眩目的清彻目光去看这个他认为无法忍受的世界，并走向死亡的人心中嘲讽的、预言性景观。
在这里，密伦娜所表现得更多的已不是她的感情，而是对于卡夫卡的一生，及其创作的客观、冷静的述评。“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都在寻找着最高级的词汇来将这种失去的痛苦表达出来，用最高的声音来表达对逝者的尊重。”卡夫卡的遗体被安葬在布拉格城边上斯特拉斯尼斯的新犹太人公墓。根据犹太习俗举办的安葬仪式在6月11日下午4点左右举行。送葬的队伍不足百人。布拉格政府机构没有派代表参加，送葬的人中没有德国人，也没有捷克人。真正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只有朵拉。她的心都碎了，完全失去了理智。她一直陪伴着卡夫卡，从不担心自己也会感染结核病，拒绝离开卡夫卡的遗体。当卡夫卡的棺木往墓穴里徐徐下放时，朵拉拼命往坟墓里跳，人们得用力把她抱住才行。
八天之后，6月19日，在布拉格的德意志剧院礼堂举办了卡夫卡的悼念活动。年轻的记者、作家约翰尼斯·乌茨迪尔（JohannesUrzidil）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被保留下来了。他说：“如果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完全始终如一的人生和艺术家本性，那就是在弗兰茨·卡夫卡那里。”所有的人都在寻找通向卡夫卡大门的钥匙，但最终徒劳无功。“他们充其量可以解释，卡夫卡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人们可以赞同他们的阐释，或者提出自己的一些反对意见。但是，他们当中却完全没有人能够解释，卡夫卡为什么会说他所说的那些，他为什么会用所说的方式说出那些，为什么人们与他所说的，以及与他本人从来没有产生直接的冲突。”卡夫卡的人生与艺术合而为一，这样的艺术家在今天或者没有了，或者越来越少。卡夫卡是可以理解的，卡夫卡又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可以理解卡夫卡想表达的意思，但是，卡夫卡表达这个意思的方式，我们或者永远也无法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