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晚辈，今天在座的牛大勇老师、李剑鸣老师等都是我的老师，袁明老师更是我老师的老师。我和徐国琦老师因为上一本书《边缘人偶记》的策划而交往，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徐国琦老师请我也来讲几句。
最早认识徐老师的时候是看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浮生三记》。徐老师讲到他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实习的时候，登临我的老家——徽州休宁县的齐云山（旧称白岳，与黄山并称“黄白”），在那儿饱览山色、畅饮山泉之余，还意气风发地在石壁上题写诗句，其中两句是“它年若显凌云志，跨鹤寰宇当再还”。因为齐云山的缘故，我看了特别亲切，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宋江在江州城浔阳楼上所题的“反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当然，徐国琦老师的成就比宋江大多了。
当时，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作品《上学记》刚刚出版，我也在从事出版的工作，就一直鼓动徐老师写自传。他这么传奇的经历——上大学之前一句英文都不会，到后来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等世界知名学术出版社出版了多部英文学术著作——无论是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徐老师当时刚到港大，很忙，无暇写专书，我就给他在我主编的《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刊上设立“浮生杂记”专栏，徐老师就一篇一篇地写。两三年前，徐老师给我发了邮件，说他在哈佛终于把这本自传写出来了。特别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黄立新社长和张春晓编辑——黄立新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校友——这本自传《边缘人偶记》2017年在香港书展时正式出版了，我们还和中联办法律部部长、曾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振民教授一起做了首发式的沙龙。徐老师的《边缘人偶记》脱胎于《浮生三记》，最新的修订便已经成了《浮生七记》了。后来，我们又看到徐老师一系列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国琦老师从来不写中文著作的，都是写英文的著作，《边缘人偶记》是他的第一本用中文写作的作品。
我把《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认认真真学习了。就像国琦老师还有他的老师入江昭先生说的那样，他们秉承国际文化主义这个大的宗旨和理念，侧重于跨民族和社会之间的交流，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热门词汇——“一带一路”“五通”里面的“民心相通”，以及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等，在道理上是一致的。
刚才几位老师说到特别感兴趣的是戈鲲化的例子，对我来说，这个故事也特别亲切。戈鲲化是我的徽州老乡，也是徽州休宁县的。我记得是在2003年，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读到他的故事——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宏生教授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文章，讲他去哈佛访学时了解到中国赴美任教第一人戈鲲化的情况。张教授是古典文献专业研究古典诗词的专家，现在在香港浸会大学。他写了关于戈鲲化的考据文章，说在哈佛燕京看到对戈鲲化的介绍，来自中国宁波，但戈鲲化在诗集中多次自称“新安”人，新安指的就是徽州。张宏生教授后来通过古文献的爬梳，确认戈鲲化的故乡是徽州休宁县。不过，戈姓在徽州不是特别大的姓氏，张教授查阅各种档案资料都查不到徽州戈姓家谱之类的材料。走上哈佛大学讲台的第一个中国人是休宁老乡，我在大学时候读来觉得颇有兴致。
我对戈鲲化的兴趣一直都在，后来看了徐国琦先生的研究，发现张宏生老师偏重从中文古典文献的角度研究，而徐老师写的戈鲲化这章利用了哈佛和耶鲁的资料，特别是查到了戈鲲化写给卫三畏的明信片和诗，诗还翻译成了英文。卫三畏也是美国汉学家，而且曾经是佩里黑船上的一个随员。戈鲲化写给卫三畏的诗，有一句叫“绛帐遥相设”，讲的就是哈佛和耶鲁都在教中文，有种互相砥砺、勉励的意思。袁明老师讲到，最近这一周哈佛校长到北大访问，演讲里面特别提到戈鲲化，还说戈鲲化先生如果现在在波士顿的话，看到有这么多的中国学者，甚至他教授的中文已经成为在哈佛第二热门的外语学科，该是多么欣慰的事情。几年前，由美国耶鲁大学校友发起成立的雅礼协会和我的母校休宁中学合作十周年的庆典上，我曾专门引了这句写在诗里送给雅礼协会。因为戈鲲化是休宁人，在哈佛任教，卫三畏在耶鲁任教，耶鲁大学的校友又来戈鲲化的故乡休宁担任英语外教志愿者，休宁中学所在地方古称“新棠邨”。我就化用了这个典故，写了一首小诗：“孟夏草木长，嘤鸣咏宫商。绛帐遥相设，雅礼滋新棠。”
沿着戈鲲化讲，发生在戈鲲化的故乡还有一个故事，将来徐老师也许可以补到中美共有历史中去。波士顿美术馆有一位白玲安（Nan⁃cyBerliner）女士，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中国版画史，特别是中国明朝胡正言（也是徽州休宁人）的《十竹斋笺谱》之类的，后来她去波士顿主持碧波地·艾塞克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文化部，要到各个文明、各个民族去搬一栋代表当地风格的房子。选中国房子的时候，她想去选一栋徽州的老房子。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正好在休宁县碰到一栋老房子，兄弟两人正在分家，要把那个房子拆了卖给外地人。这房子是清代中期的房子，叫“荫余堂”——荫庇后人的意思，有个漂亮的跑马楼，但是不在“国保”“省保”“市保”甚至“县保”之列。这个时候，白玲安女士代表美国的基金会和县里达成一个文化教育交流的协议，她把这栋房子买了下来，各个榫卯结构等零部件都编上号，用集装箱运到美国波士顿，请了徽州的工匠花了几年时间在塞勒姆小镇原样建起来。也因为荫余堂结缘，雅礼协会每年派出四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到休宁中学担任英语外教，义务支教。这个人家姓黄，白玲安还把黄家的后人请到美国去，开幕仪式很隆重，举行了各种活动，还专门邀请了马友友在这栋徽州古宅里演奏大提琴。休宁一个山区小县，从戈鲲化，到荫余堂，再到雅礼协会和休宁中学的交流合作，都是中美共有历史，很有意思。
我看了徐老师的架构，前面三章写的是19世纪的使者，写了蒲安臣，写了留美幼童，写了戈鲲化。“国际化中的中国和美国”这一部分写的古德诺和杜威。我自己觉得，19世纪的使者中美两国都有，所以实际上书里还缺一个中国人。尽管徐老师自己提到，赛珍珠、胡适、林语堂都属于共有历史，只是因为篇幅的原因没有写，但我自己还是强烈建议，将来有机会再补一章，可以把胡适写上。不单单是我们对胡适的情感，也因为胡适讲他有三个情结——徽州情结、北大情结、哥大情结，他本身就是中美共同的历史。胡适是靠着第二批庚子赔款去美国学习，1917年回到北大，“暴得大名”，发起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后来二战时担任驻美大使。甚至唐德刚先生的文章中还有一些夸大地说，因为胡适的“忽悠”才把罗斯福拖入二战——当然这不是正史，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胡适担任大使时对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的贡献。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系统研究过胡适的英文文章，仔细看胡适中文笔下的中国文化，和他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不太一样：胡适的中文文章对中国文化是批判多于辩护，但是在他的英文文章中你会发现，他更加侧重于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共同点，比如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习得的观念，去寻找它们在中国文化里的根源。当然，这还是把中国文化比附在西方的价值观之下的。
目前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可以为徐老师提出的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历史做一个注脚。二战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胡适卸任了驻美大使，在美国研究《水经注》，做学问。1944年的下半年，他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去哈佛访学一年，在那里讲一门课：“中国思想史”。他留下了大概1500多页讲中国思想史的手稿，提纲性质的。我们后来请台北“中研院”的胡适纪念馆授权给我们，整理了好几年，今年4月份出版，叫《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王汎森先生用这个材料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胡适心路的转变，认为胡适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我觉得这个材料出来以后，可能也会对徐老师以及哈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做点注脚。
回顾徐老师做的一系列的跨国史的研究，我想到中国近现代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几个关键词：前两个就是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面讲的新材料、新问题，一个时代新的学术是用新的材料研究新的问题。还有第三个是新的方法，也是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先生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面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二重证据，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来实证；第二是指异族的故书和遗国的旧址来补证，当然陈寅恪先生讲的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东西；第三是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的补证。我觉得徐老师的方法的确体现了陈寅恪先生讲的新方法。最后一个，刚才牛可老师也讲了，一百年前，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七卷一号上胡适写的《新思潮的意义》，其中的“十六字诀”点明胡适治学的志向和范式——“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和新思潮，徐老师一系列的著作都秉承了这些特点，都是对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特别精彩的诠释。
（本文是作者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徐国琦教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新书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