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无冕之王，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是一位备受瞩目、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创作了形式多样、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他的小说《格列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1726）代表了讽刺文学的高峰，据大英图书馆目录记载，该馆自1815年以来，一共收藏了三百三十个版本的《格列佛游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生对此书爱不释手，认为如果世上所有的书都遭毁灭只能保存六本的话，那么《格列佛游记》便在其内。
“斯威夫特式”（Swiftian）甚至成了一个新词汇，这也说明了我们对他地位的肯定和认同。“斯威夫特式”的讽刺文体，常常是化讽刺为娱乐，寓教于乐，让人哭笑不得，却又受教。他在自挽诗《咏斯威夫特教长之死》（VerseontheDeathofDr.Swift，1739）中借他人之口谈及自己：“他鞭笞罪恶，从不题名道姓。/任何个人不会对他怨恨，/因为他讽刺的对象是千万个人……那些愚蠢的家伙他最讨厌，/老把讽刺挖苦当作趣事一件。”约翰逊（Samu⁃elJohnson）曾毫不客气地评论他的《格列佛游记》只剩下巨人和小人了。毛姆（WilliamMaugham）指责了约翰逊的胡说八道，除了巨人和小人，还有“机智与嘲讽、巧妙的思维、丰富的幽默、残酷的讥嘲与充满生命的活力”，“没有第二个人曾把我们这种困难的语言运用得比斯威夫特更简洁、明快而且自然”。
斯威夫特在创作上是个多面手。早年的斯威夫特追随坦普尔的文学趣味，写过一些颂诗和抒情诗，如1690年代的《雅典颂》(OdetotheAthenianSociety)，《国王颂》(OdetotheKing)和《坦普尔颂》(OdetotheHonorableSirWilliamTemple)。在他文学创作最为高产的1700—1730年间，很多作品为时事而作，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等问题密切相关，他的书写几乎都是对不完美现实的一种隐喻，因此这些作品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斯威夫特一生中令人称道的名篇几乎都出自这一时期，如《书的战争》（TheBattleoftheBooksandOthers，1704）、《木桶的故事》（ATaleofaTub，1704）、《布商的信》（TheDrapier’sLetters，1724）、《格列佛游记》（1726）、《一个小小的建议》（AModestProposal，1729）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格列佛游记》，1726年在英国刚刚出版之际它便以政治讽刺寓言而风靡欧洲，成为一个全欧性事件。即使这部作品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评论后，仍然莫衷一是。1730年之后的斯威夫特让我们匪夷所思，他有时沉浸于一些诸如马尔凯特山组诗（MarketHillPoems）的污秽诗创作，有时又热衷于给自己书写悼亡诗和墓志铭。他的一生以讽刺创作见长，却又兼及其他多种体裁。
斯威夫特在文化上是个古典主义者。1701年他从三一学院获得神学博士，在十七世纪的西方大学里，神学与古典哲学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他不免受到古典主义的熏陶，具备拉丁文学和文化修养。斯威夫特身处新古典主义盛行的世纪，在这个以推崇理性著称的时代，一切政治、宗教制度以及陈规陋习都被送到理性的法庭面前进行审判。个人是身处历史中的个人，斯威夫特的文化选择和时代语境密切相关。文体上，斯威夫特效仿贺拉斯（QuintusHoratiusFlaccus）、维吉尔（Virgilius）和奥维德（PubliusOvidi⁃usNaso）等古罗马文学家，用理性驾驭作品，行文清晰有条理，善用巧智（wit）。十七世纪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让浮华、矫揉造作和滥用情感的艺术方式风靡一时，而新古典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两种艺术思潮的反驳。斯威夫特的恩主、辉格党派外交家威廉·坦普尔爵士（LordWilliamTemple）便是新古典主义的先驱人物，坦普尔曾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上写过关于古代学问与现代学问的文章，在文章中赞赏了波义耳 （CharlesBoyle）编注的《法拉里斯的书信》（EpistlesofPhalaris，1695），因此遭到沃顿（William Wot⁃ton）和本特利（RichardBent⁃ley）的批评。作为其秘书的斯威夫特写出了为自己恩主辩护的《书的战争》，指责现代作家为蜘蛛，造出的都是粪便和毒素，而古典大师则是蜜蜂，带来甜蜜和光明。1714年，新古典主义的另一代表蒲柏（AlexanderPope）和斯威夫特一起倡导建立了斯克里布莱拉斯俱乐部（ScriblerusClub），写了不少诗歌和散文。他的散文风格冷静，充满巧智。其诗歌更是带有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格式拘谨，效法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Pindar），模仿新古典主义者德莱顿（JohnDryden）和考利（AbrahamCowley）。
斯威夫特在宗教上是个英国国教徒。1694年，他接受了英国国教教士之职，随后便奔赴爱尔兰任基尔鲁特（Kilroot）教区牧师。在1704年出版的《木桶的故事》中，他将自己的宗教倾向显露无疑，这则极富讽刺意味的宗教寓言对罗马天主教的反动保守、清教的偏激都加以抨击，同时流露出捍卫英国国教的坚定立场。而他从辉格党转投托利党的政治转向也源于后者的宗教倾向与其一致。1713年之后他前往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St.Patrick’sCathedral）任职，并在此侍奉终老。斯威夫特一直尝试在宗教和理性之间进行调和，他担心过分的理性会导致自然神论或无神论，作为神职人员的他更担心人们会因理性而摒弃宗教和上帝的权威。在格列佛游历飞岛国（Laputa，勒皮他岛）之时，斯威夫特将这种隐忧流露在对飞岛的命名上，飞岛国对科学理性崇拜得五体投地，但他们的科学理性都虚伪得不切实际。勒皮他（Laputa）一词来自西班牙语，英文为thewhore，意指娼妓，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路德对科学理性那句有名的批评“Reason, thou greatwhore!”将理性与娼妓相连，可见斯威夫特对这个以理性著称的飞岛国的负面态度。作为一个忠实的英国国教徒，斯威夫特为了信仰而对理性的泛滥产生了反感。格列佛离开理性的慧骃国（Houyhnhnms）而返回英国时，他发现自己无法适应人类社会的生活，这里实际上是斯威夫特对理性泛滥的嘲弄。他承认人类不可没有情感，但他强调以基督教的情感方式去规制人的七情六欲，而不是以严苛的科学理性去规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的门德斯船长身上承载了自己的宗教理想：门德斯船长是一个带有宗教道德情感的基督徒，他正直善良，有道德情操，极富同情心，他将格列佛从盲目效仿慧骃理性的情境中唤醒。
斯威夫特在政治上经历了从辉格党到托利党的转变。斯威夫特从1688年起追随坦普尔爵士，在其麾下担任私人秘书，中间有几年时间离开过，但随后又回来继任其职，一直到1699年坦普尔离世。坦普尔是辉格党外交家，斯威夫特深受自己恩主的影响，在政治也拥护辉格党。但1709年发生了一件让他改变政治态度的事，辉格党首脑拒绝给予爱尔兰国教教会支持和帮助，而同情清教。作为一个英国国教徒，斯威夫特愤怒了。此时的托利党支持他在爱尔兰的教会事业，因此他转投托利党，并担任了托利党刊物《考察报》（TheExam⁃iner）的主编，成为托利党宣传工作的骨干分子。这段时间是斯威夫特最为风光的时期，他写了诸多的讽刺文章，针砭时弊，并与蒲柏等人一起创办斯克里布莱拉斯俱乐部，在当时的文化界颇有影响。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在《致斯黛拉》（JournaltoStella，1710—1713）中有详尽描述。很快，斯威夫特便风光不再，他那利剑一样的笔锋让安妮女王不悦，他并没有在政治上获得光明前景，而是被安插到爱尔兰做个寂寥的牧师。他苦涩地嘲笑自己“就像洞中一只中毒的老鼠”（likeapoisonedratinahole），未来的一切都已经被注定了。这对斯威夫特来说无疑是个打击，更致命的是，托利党不久便垮台了，斯威夫特在政治上的后路彻底断了。此后的半生，斯威夫特定居爱尔兰，用如刀之笔不断捍卫爱尔兰的民众权利，反对英国的压迫，成为爱尔兰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斯威夫特的人生既丰富又模糊。在文学家那里，他的一生都被整理进了那十几部的作品集里；在传记家那里，他从1667—1745年的丰富人生变成了几卷纪事；在他同时代的文学家皮尔金顿（LaetitiaPilkington）的回忆录中，他一会卑劣，一会善良；在他后世的膜拜者叶芝（WilliamButlerYeats）、乔伊斯（JamesJoyce）、贝克特（SamuelBeckett）的笔下，他又是那么神秘和摇摆不定。十九世纪下半叶，全欧洲的批评家们都热衷于用传记批评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但在斯威夫特身上研究效果却并不理想。斯威夫特笔下变形的夸张和讽刺让这些批评家们常常摸不着头脑，对他的一切追寻都变得苍白无力，况且在那工业文明不发达的年代，前往爱尔兰和英国搜集实证资料是件极度困难的事，研究材料的缺失让他们的考证也变得困难重重。
随着后世研究的推进，斯威夫特的身份和形象被图解得多种多样，除了作为诗人、政治家和神职人员之外，学界还对他的多重性身份进行了广泛地探讨：他究竟是虔诚的宗教徒还是表面的宗教徒？
是背信弃义的恋人还是忠诚的朋友？是权力的支持者还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恨世者还是爱人类者？是文学天才还是人类怪人？是有原则的人还是神秘的主教？这样的探讨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就像昆塔纳（RicardoQuintana）在《斯威夫特的思想和艺术》（MindandArtofJonathanSwift，1936）一书中所说，“总有人欣赏他，也总有人憎恨他。”
萨克雷（WilliamThackeray）认为斯威夫特的逝世如同一个帝国的轰然倒塌。随着时间的沉淀，斯威夫特的文学创作连同他的精神一起在文化长河中彰显出意义和价值。1985年，美国《生活》图画杂志曾开展一次“评选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图书”的活动，数十万读者参与其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一举超越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位列最佳图书第11位。1990年，爱尔兰人民以钞票为纪念碑，将这位影响了爱尔兰民族精神和生活的人印上了爱尔兰十镑值纸币的正面。一个国家钞票上的名人头像流露出了他们的时代精神和民族价值，甚至是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会和这个纸币上的人有着某种精神上的传承。奢侈品制造商万宝龙（Montblanc）2012年推出了一款特别版书写钢笔，其设计主要以《格列佛游记》小说为灵感，向文学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致敬。2014年，都柏林市立图书馆为扩展自己的藏书量，购得了包含斯威夫特1741年版的《木桶的故事》在内的多部珍贵图书。同年，一封带有斯威夫特亲笔签名的信件被哈林顿（PeterHarrington）在Abe⁃Books网站上拍卖，短短两页的信件拍卖价竟然高达三万多美元，眼下对斯威夫特的热捧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向商业文化甚至更广的领域拓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18YJC751020］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