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文人辜鸿铭（1856—1928）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自称“东西南北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精通多国语言，是第一个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人。凌叔华在散文《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中曾回忆辜鸿铭晚年在北京居住的岁月：“远在三十多年前，他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寒素的四合院房子，每日不知有多少国际名流学者亲造他的‘寒舍’（辜说这是炉火不温之谓），听他讽刺讥笑，若不服气，与他辩论，大都逼得面红耳赤，还得赔笑拉手，尽礼而逃。否则那拖着小辫子的老书生绝不肯饶，尤其是对客从西方来的。他的雄辩，势如雨后江河，滔滔流不绝的；若无法截住，它会毫不留情的决堤溃岸，当之者不遭灭顶不得解脱。英国大文豪毛根，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都曾尝过此味。”“声高望重的哲学家”和“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是英国文豪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即凌叔华文中的“毛根”）对辜鸿铭的评价。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其老友约翰斯叮嘱：“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是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那么，辜鸿铭这所“寒舍”到底在何处？辜大致何时定居于北京？他的故居是否还存留至今？其寓所的由来以及沿革是怎样的？本文将为读者一一揭晓。
一、定居北京
1910年底，辜鸿铭任职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任教务长。辛亥革命时期，向报纸投书反对革命以及排满文章，惹来非议，在学生们的集体抗议甚至威胁下，辜只好辞职，因而失去经济来源。1912年初，辜有意跟随唐绍仪一同进京，然而未遂。3月下旬，辜鸿铭北上京都。4月27日，他致信其爱丁堡大学校友，时任威海卫行政长官的骆任廷（JamesLockhart），其中写道：“就在我离开上海之前，收到了您充满善意的来信。我应奥地利驻北京公使讷色恩博士之邀来到北京,他为人十分友善，并答应帮助我解决生计问题。我来京已将近有一月之久了，然而此问题仍未解决。但是讷色恩博士请我
耐心等待。”辜应奥国公使之邀，赶赴北京谋职，其住址在该通信函上标注为“北京奥地利公使馆”，可以推想，他在刚到北京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住所。同年5月21日，在给骆任廷的信函中，我们得知辜在山东烟台，并称：“我目前正要南下，将家眷带离上海。”在信函中他着重标注：“请仍旧按我北京的地址寄信”。6月29日，辜又致函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称“我和家眷在北平已无险情，我们在等待政局的发展。”在当年的秋天，辜前往青岛稍作停留，然后在11月份又返回北京。此后，在1913年农历年末，辜在赴日本短途旅行后回到北京。6月24日，辜写信给卫礼贤，表示非常想离开北京移居青岛，但是机会可能微乎其微。9月22日，他又写信给卫说：“我在台湾有个做生意的同族兄弟，他邀我前去避难，我可能很快离开北平。”12月24日，他继续写信告诉卫自己今后的去留：“农历年前后我将前往台湾，途中定会驻留青岛。”由此可见，从1913年春到1914年冬，因为时局动荡以及自己谋职不顺，对于是否留驻北京的问题，辜并没有十分确定的答案。但也许是身患重病的原因，我们从1914年2月10日辜写给骆任廷的信中得知，他最终没有离开北京，但是在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4月8日，幸好“五国银行团”聘请了辜作为翻译，这暂缓了他的经济压力。可刚过去半年左右的时间，辜收到银行团通知，要求他辞职。辜无奈再次失业。虽然1914年9月已经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但这份职业以及薪水似乎并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之后辜也参与了1917
年“张勋复辟”事件，但北大的教职总归使其漂泊生涯暂时告一段落。1920年9月，辜从北大辞职后，闲赋在家，出版书籍，并向各类报刊杂志投稿。此后，除了在1924年以及1925年春到1927年秋去日本讲学外，辜一直在北京，直到其1928年4月30日逝世。
二、庆宽资助
辜鸿铭在1921年5月份写就一篇文章《中国与宪法》，其中有内容涉及他在北京的寓所：“我要在这里提到一位现居北京的中国老人，他为我提供了一套月租可达五十多美元的房屋居住，至今已经十年，他知道我每天只能勉强糊口，因此每当我付钱给他房租时，这位老人都会被震怒，并责怪我不懂得友谊这个词的含义！”除去他本人的记述外，和辜有接触的不少中外好友也在不同时期对其寓所的由来有所解释。曾任袁世凯家庭教师的法国人弗兰西斯·波利（FrancisBorrey），是辜的好友，两人曾合作翻译过法语的《中庸》和《大学》并予以出版。波利在《中国圣人辜鸿铭》中曾回忆：“我是在17年前的1913年认识他的……辜住在椿树胡同的一座小房子里。房子的主人是满族人，为了答谢辜对满清朝廷的众所周知且至死不渝
的忠心，房主不收他的房租。”《字林西报》的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Gilbert）也和辜熟识，在得知1928年4月30日辜逝世的消息后，他在5月1日当即撰写了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一位非常卓越之人》来纪念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写道：“辜鸿铭在一位满族人所提供的四合院里居住了很多年，这位满族人为慈禧太后设计了著名的颐和园。在古代传统方面，辜与其志趣相投。”那么这位设计颐和园的满族老人到底姓甚名谁呢？文人陈曾谷曾将辜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的部分内容翻译为《春秋大义》，并发表在1921年的《亚洲学术杂志》上。他在回忆辜的文章中向我们揭开了这位慷慨屋主的神秘面纱：“其时辜先生寓东城椿树胡同，其房乃庆小山送与居住，且不要房租，遂时相过从。”许多年后，在1939年12月16日的《生报》中，也有人记述：“辛亥国变后，辜以卖文为活，有时文不能卖，几至断炊。庆小山君延米市大街椿树胡同己宅对门空屋居之，义不取租。”然而有关庆小山的史料并不多，经查《清稗类钞》得知，庆小山即庆宽（1848—1927），原本姓赵，字小山，善书画，曾经绘制颐和园全图，由醇贤亲王进献慈禧，太后看后非常喜欢，于是赏给赵小山二品顶戴，之后又给赵小山满族旗籍。目前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最早直接涉及“椿树胡同”的当属日本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1864—1923）的日记资料。1913年5月24日，身处北京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中记载：“晴，去椿树胡同访问辜鸿铭”。由以上种种资料，以及后文中凌淑华
的回忆文章可知，辜在1921年称庆宽资助其住房达10年之久的说法是可靠的。
三、椿树胡同
由骆任廷引荐，辜鸿铭很早就加入了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在1914年和1915年的该会会刊中，他作为会员留下了这样的通讯信息：“辜鸿铭，地址：奥匈帝国领事馆，北平，1906年注册会员。”而之前的会刊中却详细记载了辜在上海的住址。这说明当时辜的去留并未确定，椿树胡同的寓所也只是暂居之地而已。1917年6月25日，在“张勋复辟”事件发生的前夕，张元济（1867—1959）在日记中记载：“辜寓北京东城椿树胡同中间路南晋江别墅”。此外，北大红楼旧址纪念馆中所陈列的《北京大学职员录》中，在辜鸿铭家庭住址一栏中所呈现的信息为：“东安门外椿树胡同三十号”。其中还可以看到如梁漱溟、周作人等人的信息，因为梁和周正式进入北大教书的时间皆为1917年九十月份，因此这份职员录应该至少是1917年秋季学期之后的记录。
而在1918年秋冬之际，辜鸿铭曾致信给骆任廷，信封上亦有辜亲手书写的“北京东椿树胡同”毛笔字迹。经查，北京大学1918年版的《现任职员录》中，亦记载有辜鸿铭的信息：“文本科教授兼英文门研究所教员，辜汤生，鸿铭，六十二岁，籍贯福建同安，椿树胡同晋安寄庐。”可见此时，辜鸿铭已经给这座小院起了个独特的名字“晋安寄庐”。辜祖籍福建同安，而在清朝，晋江和同安都归属泉州府，所以“晋安”的标识代表了辜一种认祖归宗的意愿，这一点在其称呼自己第二任妻子时也有所体现：“归晋安冯氏裣衽”。（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有趣的是，在现存涉及其故居的资料中，有关胡同的称法甚至是门牌号都有不同的记述。张中行在《辜鸿铭》一文曾就此事做过推测：“介绍辜鸿铭的文章，有两篇说他住椿树胡同，其中一篇并注明门牌号数，是18号，只有林斯陶一篇说是住东城甘雨胡同。甘雨胡同是椿树胡同以南相邻的一条街，如果他所记不误，一种可能，是住宅面积大，前有堂室，通甘雨胡同，后有园，通椿树胡同吧？”
笔者认为张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1914年北京地图中的椿树胡同和南邻的甘雨胡同是相通的。甘雨胡同，西起王府井大街，东止东四南大街。过东四南大街向东延伸的胡同为干面胡同。因此至少在当时，如果走甘雨胡同，也是能寻到辜宅的。也难怪在《世界日报》在1928年5月1日所登载的讣告中，以及《天津益世报》在1928年5月15日所登载的有关辜鸿铭出殡的消息中，皆称其宅邸坐落于“干面胡同”。有关门牌号的不同记载，或许他人记忆有误，比如在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北京名人录》中，辜的家庭住址为“椿树胡同28号，电话：840E.”，但也或许在不同年份其号码也确实发生或改动，但毫无疑问的是辜在北大职员录中自己提供
的信息：椿树胡同三十号。而根据下文众多的回忆性的文字描述来看，辜宅确切位置很可能就在椿树胡同和甘雨胡同之间南北走向的小胡同附近。
根据《北京胡同志》记载，“椿树胡同”在明代属澄清坊，相传此地有一棵古椿树，故而得名。清代属镶白旗，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马尾巴胡同”并入，改称“柏树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五条”，后恢复原名。虽然椿树胡同（今柏树胡同）中的辜鸿铭故居现已不复存在，但所幸有许多文字的记载使得我们得以重现胡同中这位传奇人物的部分生活场景。
四、晋安寄庐
民国初，周君亮跟随表叔陈诏先访问过辜，在其《追忆怪才辜鸿铭》的文章中我们得以窥见“晋安寄庐”早年的风貌：“陈可能是辜的及门学生，门者不待通报，即延我两人直到辜的书房。那一间书房，是一间横房，房门朝前院，附有书架，架中所贮皆中西书籍，左面朝窗，安置了一个大书桌，右面留下三分之一的空间，布置一些椅子与茶几，作为会客之用，我们在书房中稍后，辜先生就从后房进来接待我们。”1913年到1916年间，波利也是“晋安寄庐”中书斋的常客，他回忆里保留着这样的画面：“辜鸿铭坐在一张瘸腿的旧椅上，用纤细的手怜爱地轻轻抚摸放在三条
腿小桌上有裂痕的茶杯或者发黄的旧书——我看到在孔子著作旁有《圣经新旧约》。”从1914年9月到1920年9月，辜鸿铭在北大任英文教授。其间有不少得意门生，严士弘就是其中之一，毕业后严留校亦任英文教授。他记忆中辜的书斋是这样的：“吾师辜鸿铭先生亦崇拜歌德，尚忆其北京椿树胡同寓所书斋中，书架上置有《歌德全集》，壁间则高悬歌德之半身画像，系在德国留学时购置携运者。”散文家金秉英在童年时曾与辜的二女儿娜娃有过交集，她回忆道：“娜娃的家，坐落在北京东城椿树胡同中间路南，街门不大，有三进院子。前院我没有去过，想是车夫、厨子、男佣的住处。中院，七架梁的北房三间，前廊后厦。是姨夫的书房，会客室兼饭厅。东西厢房各两间，住着兄嫂和姐姐。西厢房侧有一间小屋，住着嫂嫂的陪房。后院北房四间，三明一暗，是姨母的寝室兼内客厅，南房四间，是储藏室和女
佣室，西房三间是厨房。院子不小，有两棵大槐树，还有马缨花、桃树、杏树，甬路是砖墁的。”1920年，英国文学家毛姆访华时，专程亲自到辜的寓所，见到了这位他在游记回忆录里称之为“哲学家”的老人：“我经过行人拥挤的街，也经过荒凉凄寂的路，直到最后我来到一条清静的僻道上一片长而白的墙下的一个小门，轿才停下。一个轿夫上去敲门，很久以后，才开了一个小孔，一双黑眼睛望了出来，其间有过一较简短的问答，最后我才被邀请进去。一个身材瘦弱脸色苍白服装破敞的青年叫我跟他走。我不晓得他到底是这伟大人物的佣仆或是学生。我经过一个破烂的庭园，被领进一个低而长的房间，设备稀散，有一只装有能转动的盖的美国式书台，两只黑木椅子，和两只中国式的小桌子。靠墙有书架，架子上有许多书：大半当然是中国书，可是其中也有英文的、法文的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的书，还有几百本未加装订的研讨学术的杂志。墙上没有摆书的地方，挂着一卷卷的各种书的联对，我猜想那些都是孔子的语录。地板上没有地毡。那是一个冷静、空虚、不安适的房间。房间里沉郁的空气由独插在桌子上的一个长花瓶中的黄菊花调和起来。”1921年6月14日至7月10日间，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访问北京，其间他特地赶赴椿树胡同拜访辜鸿铭：“访辜鸿铭先生，侍者所引入的，是壁间悬着碑版、地上铺着地毡的厅堂。
看上去似乎是有臭虫的地方，却不失为潇洒可爱的屋宇。不等到一分钟，有一目光炯炯的老人排门而入，用了英语说：‘来的很好，请坐。’不用说，这就是辜鸿铭先生。灰白色的辫发，白色的褂子，鼻的尺寸很短，面孔看去像是大的蝙蝠。先生和我谈话时，桌上摆着几张草稿纸，一壁手执了铅笔写字，一壁口若悬河地说英国语。”1924年，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也曾到过“晋安寄庐”：“‘王风满中夏’几个大字把门扇贴得满满的。老先生的宅邸在北京椿树胡同路南。一栋古色古香的房子，作为辜老的住宅也确实恰到好处。墙上挂有两个红色的匾额，写着大大的‘福’‘寿’二字，听说还是宣统皇帝的御笔。”1927年底，辜携妻子和小女儿从日本回国，在寓所留下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从中我们得以瞥见晚景中“晋安寄庐”的一角。
辜逝世后，坊间传说由于辜的儿子辜守庸赶赴东北任职，辜的遗孀也带着女儿跟了过去，为的是履行之前的婚约，将小女儿嫁给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然而现存史料告诉我们，这消息其中恐怕多属道听途说。张中行也曾描述过辜鸿铭故居的景象：“记得是40年代初，友人张君约我一同去访他的朋友某某。某某住北京东城，灯市口以南，与灯市口平行的一条街，名椿树胡同，东口内不远，路南的一个院落。我们进去，看到地大而空旷，南行东拐，北面是个小花园，花园尽处是一排平敞的北房，进屋，布局显得清冷而稀疏。我感到奇怪，问主人，他说原是辜鸿铭的住宅。”经查庆宽后人的回忆资料得知，其椿树胡同祖宅中的花园是其老祖庆宽按照谐趣园的图纸建造的，庆宽偏房的女儿曾居住在祖宅中，即辜鸿铭故居宅院，临近解放时，怕树大招风，就变卖了这座祖产。该宅院解放后被公家购买，拆除后翻盖了新的公房。因此有些现存的房屋档案中的描述据估计应该是后来的公房，而并非原始宅院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