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美国《文化评论》杂志出版了一期《古典文明接受史与政治》的专刊。编者在前言中直接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认为其与接受史研究的旨趣相契合，并且还将马克思的政治思考与他对古罗马史的观察联系起来，视之为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的经典个案。
近年来，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classicalreceptionstudies）已成为欧美学术界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领域最热门的分支学科之一。国际著名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自2014年开始推出“博睿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指南”系列丛书。目前该丛书已出版了十余种有关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接受史研究导读，其中既有对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希罗多德、柏拉图、亚历山大大帝、西塞罗、塞涅卡等古典作家与历史人物的接受史研究，也有对乔治·格罗特、列奥·施特劳斯、国际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艺术家、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等近现代人物、群体与国家如何从不同角度接受古典文化的研究。而早在2006年，威立—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即推出了《古典学与接受史研究的运用》（ClassicsandtheUsesofReception）这一重要著作，并在此后同样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接受史研究导读。与此同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劳特利奇出版社等也推出了多部有关古典学术和文化接受史研究的著作。2009年，牛津大学还推出了网络期刊《古典文明接受史杂志》（Classi⁃calReceptionJournal）。对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这一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的新视角及其学术背景，我国学者应有所了解和关注。
接受史研究推动西方学者反思古典学
对传统与现代性进行过深思的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S.Eliot）在他的文学批评《传统与个人才能》（1920年）中写道：“过去应被现在所改变，正如现在被过去所指引一样。”这已暗藏了接受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因此，《古典学与接受史研究的运用》的主编查尔斯·马丁代尔（CharlesMartindale）将其视为接受理论的先驱。20世纪6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尧斯（HansRobertJauss）等人正式提出了接受理论和接受美学，在不否认作品历史性的前提下，强调读者的接受与阐释才赋予文学作品以完整的意义，而不同读者的认知与经验将对作品的接受产生很大的影响。接受理论由于符合当时新兴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久后便在欧美的知识界流行起来，并对传统的人文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带来了新的研究路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学者开始接触和部分吸收该理论，并时常将其运用到对中文经典作品的接受史研究之中，已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
随着接受理论与接受史研究的逐渐发展，在西方显得相对保守的古典学亦受到其影响。马丁代尔在为《古典学与接受史研究的运用》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接受史研究有助于挑战传统观念中的‘古典学’，有助于反思这门学科是如何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形成的……它不仅仅是回顾古代晚期以来古典学都发生了些什么，而是挑战一种观念——古典学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的边界可以标识出来，我们可以在它自身的范围内理解它的本质。虽然许多古典学者都对接受史研究感到高兴……但英语世界内绝大多数的古典学者仍主要致力于相对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尝试通过积累一些被设想为是真实的数据从而去建立‘真正的过去’……我认为，投身于这样的方向是错误的。……古典学若过度投入到这种历史主义的路径之中，就难以吸引未来的学生，而且也无法获得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历史实证主义者还会错过许多吸引人的著作，包括一些更广义上的历史著作。”可见，接受史研究激励起一部分当今西方学者重新审视古典学的学科内涵，反思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与研究范式，这对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都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接受史研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从古典传统到古典接受：观念的改变与方法的调整
兴起于18世纪末的德国的古典语文学追求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古希腊、罗马的经典文本，并理解其原初的语境，达到恢复古典精神的目的。二战后不久，在接受史研究正式兴起前，有一批探索“古典传统”与“古典遗产”的学者出现。面对法西斯主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剧烈变革，古典传统主义者仍渴望延续德国古典语文学的基本理念，坚持西方自身的人文主义传统，视希腊、罗马、西欧中世纪、文艺复兴和西方近现代为一脉相承的演进历程，其研究侧重于强化古典文化与西方现代世界的联系，试图确保现代西方人不忘记文化上的祖先和自身定位。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Highet）的《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1949年）是这一时期古典传统派的代表性著作。苏格兰裔的海特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是一位富有影响力的教师，他的这本书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推行通识教育和“伟大著作”课程背景下问世的。他深受德国古典学大师耶格尔的影响（他翻译了耶格尔的《教化：希腊文化的理想》），也欣赏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他希望通过解读希腊与拉丁文学如何影响西欧与美国的文学，来审视现代性的诞生与建立。他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认为希腊人和罗马人创造了复杂而高贵的文明。但罗马帝国衰亡后，西欧陷入野蛮状态。经历了中世纪前期的“黑暗时代”后，西方文明能够克服野蛮的冲击、逐渐复兴就是通过“重新发现已被湮没的希腊、罗马文化”。他相信，现代世界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于是，他从中世纪的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开始梳理，详细分析了但丁、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法国大革命一直到乔伊斯等不同时代的西方文学如何受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总之，海特的博学都用在了论证他所谓的这种西方文明的连续性上。他和博尔加（与海特学问路径相似，著有《古典遗产及其受益者》）为古典传统研究奠定了基调和思路。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迅速蔓延，以及现代性与传统呈现出的某种断裂（而非连续），传统的古典学日益受到挑战。1965年，担任过美国古典学联盟执行秘书长的拉提梅尔（JohnF.Latimer）在他的《古典传统在美国》一文中写道：“每一个学校的孩童都曾知道，西方文明根植于希腊和罗马。民主源于雅典。罗马开创了具有法律和正义体系的共和政府。所有的文学形式（除了讽刺诗起源于罗马）和语法术语都起源于希腊，并经由罗马流传至今。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英语词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罗曼语族）来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美国的古典传统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仅次于基督教的最漫长和最重要的线索，它需要持续更新其不断生长的资源。”拉提梅尔这些宣扬西方古典传统的话看似老生常谈，但细心人却在“每一个学校的孩童都曾知道（used toknow）”一语中读出了他对古典传统开始衰落的担忧，所以他才呼吁古典学需要不断更新。相比海特，拉提梅尔已进一步看到：相关的电视连续剧、电影、戏剧表演、各种新的考古发掘以及现代译本都能增进古典传统在公众中的影响。
古典传统研究无疑是一种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接受史研究，其宗旨是阐发古典文明对现代西方的指导性。而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在对象上与此并无大的不同，也包括对古典著作的流传史、古典文明研究的学术史、相关影视作品、表演艺术史、翻译史、读者的接受与批评等领域的考察，但出发点与古典传统研究有所不同。1993年，马丁代尔出版了《拯救文本：拉丁诗歌与接受史研究的诠释》，标志着接受理论被正式纳入古典学研究之中。此后，他又持续致力于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他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尧斯的接受理论，并受到德里达“异延”概念的影响。他认为后世对古典文化并不是遵循一种层层因袭且被动的接受（即将其视为本质上不变的“传统”），他将这种研究路径视为“教条化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他强调，古典文化和后世的接受者其实是一种互动关系，接受者有其积极能动的一面。所以，研究者需要特别留意后世接受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以及古典文化被具体接受时的变化和原因。同时，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并不认同将古代与现代完全割裂的做法（如所谓“文本诞生，作者已死”），而是试图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寻找一种内在联系。随着这种观念和方法的流行，各种类型的接受史研究层出不穷。
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的审视功能
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大大丰富了当今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的内容。其中，洛娜·哈德威克（LornaHardwick）等人对后殖民文学中古典文本接受史的探讨拓宽了接受史研究的范围。对非西方地区（如东欧地区、伊斯兰文明、中国等）如何接受古典文化的研究更是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2019年1月，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的由中、日、韩与欧美多国学者共同合作编写的《东亚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接受史研究》（Reception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in East Asia）就是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之一。而如何严肃看待历史上对古典文化的利用与滥用（如法西斯与纳粹）也已成为不容回避的课题。面对不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接受现象，古典文明接受史研究已不再将其简单地归于“好的”或“坏的”传统，而是视作有待深入解析的对象。它已提供给学者们一种重新审视古典文化多方面影响力的视角。与此同时，百余年来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形象在我国知识界的变迁，也可以借助接受史研究提供的某些新视角予以更深入的研究和阐释。
（作者为武汉大学副研究员，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修昔底德文本的传抄、评论与模仿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