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张寄给内藤湖南的明信片说起
在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湖南文库中有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Naitō Torajirō，内藤虎次郎，1866—1934）本人收藏的友人寄给他的明信片，除了中国友人寄给他的之外，也有日本友人、学生从国外寄给他的。我从中发现了一张日本地理学家石桥五郎（Ishibashi Goro，1876—1946）1911年年初从波恩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正面的文字如下：
地址栏中横写的西文：HerrnProf. Naito, Kioto,Japan（内藤教授先生收，日本京都）
竖写的日文汉字：京都市岡崎町宮脇內藤虎次郎樣（“宫脇”很可能是表示“平安神宫旁边”的意思。“脇”在日语中表示“腋下、旁边”，而平安神宫就是京都最有名的“神社”。）
从德国寄来的邮票被撕掉了，上面的邮戳也没有了。
内容栏中横写的德文：ViaSi⁃birien（经由西伯利亚）
竖写的日文汉字：恭贺新年平素の御疎音奉深謝（为久疏问候而道歉）
落款：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在独逸ボン市（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在德国波恩市）石桥五郎
日本的邮戳：京都荒神口44.1.10后7-8（数字44.1.10应当指：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十日，而“后7-8”所指的应当是时间）
明信片上印的德文是：
Meissner & Buch LeipzigKünstlerPostkarten Serie 1621.
“Glücksschweinchen“.Ges.gesch.（迈森与布赫莱比锡艺术家明信片系列之1621“运气小猪”。最后的Ges.gesch.是gesetzlichgeschützt［受法律保护，亦即“版权所有”的意思］的缩写）
PrintedinGermany（德国印）
明信片的反面是坐在玩具猪身上欢快的孩子。右上写着德文：
PrositNeujahr!（恭贺新禧！）
作为弟子辈的石桥于1911年从德国寄给内藤这张明信片时，内藤正在京都大学教授东洋史。从1907年一直到1926年，内藤都在京都大学任教，他担任京都大学东洋史讲座教授20年，期间与他的同僚狩野直喜（KanoNaoki，1868—1947）、桑原隲蔵（KuwabaraJitsuzō，1871—1931）创立了著名的“京都学派”。
这张明信片的主题是猪，而1911年是辛亥年，正好是汉字文化圈中的“猪年”。其实德文中的“Glückssch⁃wein”（幸运猪）跟东亚文化传统中的十二生肖之一的“猪”是没有关系的。猪（Schwein）在德语文化中实际上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早在日耳曼部落时代，野猪对日耳曼人来讲就是一种神圣的动物。弗雷（Freyr）神的战车就是由古林博斯帝（Gullinbursti）——意即“金毛猪”拉着的。金毛猪象征着繁荣和财富，因为猪被认为繁殖能力强，并且具有顽强的力量。在此基础之上，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只有具有特权的人才会拥有很多头猪，即拥有充足的食物。在古代，有钱人之间在节庆的时候通常要互相赠送猪仔，后来在新年前夜，人们不会赠送活猪仔了，而是象征性地用杏仁做的小猪形状的甜食来替代。因此德国有句俗语“Sch⁃weinhaben”（有一头猪），就表示“幸运”的意思。可见，石桥五郎在挑选这张明信片时着实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因为在文化完全不同的德国，要找到这么一张适合东亚文化的主题明信片确实不容易。
石桥五郎其人、其事、其学
石桥五郎系日本著名地理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石桥出生于位于关东平原东南部的千叶县，并在自己的家乡读完中学。1901年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史学科。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他担任神户高等商学院教授，1907年起（明治四十年）在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兼任历史与地理学院助理教授，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与初建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内藤湖南成为了同事。1910—1912年，石桥获得文部省提供的赴英国和德国进修的机会。其后于1919年，石桥任京都大学教授，自1927年起，他开始编写“日本地理风俗大系”，直到1938年从大学荣退。
石桥五郎特别强调作为人文学科的“人文地理学”，重视从环境理论的立场出发来做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他与小川琢治（1870—1941）以及其他学者共同奠定了京都地理学派的基础。他的弟子中有著名的地理学家小牧実繁（KomakiSaneshige，1898—1990）。
石桥五郎的著作有：
『日本経済地理』，富山房，1917；
『綜合世界経済地理』，富山房，1924；
『実業教科地理教科書』，富山房，1924；
『現勢地理通論』，富山房，1941；
『現代世界解説地図』，朝日新聞社，1943。
合著的著作有：
『現代教育学大系各科篇第13巻地理教育論』，別技篤彦共著成美堂書店，1937。
石桥的著作早在民国时期就被译介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的由王云五和苏继庼主编的“地理学丛书”中就有他著的《人口地理学》（沐绍良译，1938）。《人口地理学》共五章，除了《序说》之外，还有《静态人口地理》《动态人口地理》《移居人口地理》《人口地图》四章，可谓当时东亚最为权威和现代的有关“人口地理学”的专著。1940年，商务印书馆（长沙）又出版了由石桥五郎等著的《日本人文地理》（上下册，张其春译，其中第23篇由译者之兄张其昀撰写），这部集当时日本地理学界重要学者之大成的论集，以人文地理的方式勾勒出了一幅当时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图。
有关石桥五郎的留学时间
据《官报》（8071号，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叙任及辞令”栏（第387页）记载：“神戶高等商業學校教授石橋五郎地理學研究ノ爲滿二箇年間英國及獨國へ留學ヲ命ス（四月三十日文部省）”。 明治四十三年系1910年，也就是说，1910年，即得到文部省的奖学金前往英国和德国留学之前，石桥五郎是在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做教授。
大正年间《官报》（第123号，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学事”栏（第689页）记载：“留學生歸朝文部省外國留學生神戶高等商業學校教授兼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助教授石橋五郎ハ本月十二日歸朝セリ（文部省）”。
大正元年系1912年。从上面所引的文部省的《官报》我们可以知道，石桥五郎是从1910年4月30日出国留学，1912年12月12日回到日本的，在英国和德国共待了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当然石桥究竟在英国和德国待了多长的时间，还需要查找英国和德国的文献。上述《官报》的消息还透露了一条新的信息：除了在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做教授外，石桥五郎同时也兼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助教授一职。
石桥五郎在波恩和科隆的老师
早在去欧洲之前，石桥五郎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介绍德语国家的历史地理学学说，同时他还运用这些理论方法具体研究东亚的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杂志“一百号记念”（第十一卷第一号，明治四十一年一月一日发行）的专题“百名家论集·历史地理百号史”中，石桥五郎发表了题为〈地理學及其分科の名稱に就きて〉（《关于地理学及其分科之名称》）的笔谈，从德语的资源对地理学的学科史进行了梳理。首先他提到了“地理学”一词在德语中的名字Erdkunde（有关地的学问），指出其以往也被译作“地学”。其次他解释了“地理学”的各种分科，包括PhysischeErdkunde（自然地理学），HistorischeGeographie（历史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政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人类地理学），等等。他分析了当时译为日文汉字的“地文学”“人文地理学”“地文地理学”等译名的问题等。最后他也谈到了当时颇为时兴的Kulturgeographie（字面的含义是：文化地理学），认为通行的译法“文明地学”是欠妥当的，因为按照《易经》的说法，“文明以止人文也”，因此他倾向于将这一德文概念译作“人文地理”。
明治四十四年（1911）六月一日发行的、由“京都文学会”编辑的《艺文》（第贰年第六号），刊载了石桥五郎从德国波恩大学寄来的有关德国地理学界的消息——〈獨逸地理學界消息〉，文后落款“四月八日”，应当为1911年4月8日。文中提到，石桥五郎于去年（1910年11月开始在波恩大学留学）投入著名文化地理学家赖因（JohannesJustusRein，1835—1918）教授门下。赖因曾于1873—1875年在日本进行地理学考察，之后出版了著名的两卷本著作《受普鲁士王国政府委托进行的日本旅行与考察》（JapannachReisenundStudienim
AuftragederKöniglichPreussischen
Regierung.2Bände.Engelmann,
Leipzig1881/86.2.Auflagedes1.
Bandes,Engelmann,Leipzig1905），并于1905年开始出版第二版。1876年，赖因被任命为马堡大学地理学教授，1883年，被任命为波恩大学地理学系教授，接替去柏林大学任教的著名中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1900年，赖因同时兼任科隆高等商业学校（HandelsschuleK?ln）的教授。当1910年石桥到达波恩时，赖因教授已经从波恩大学荣休，仅在科隆高等商业学校上课，具体教授商品学（Warenkunde）下的“经济地理学”。由于波恩和科隆两地相距甚近，石桥五郎当时除了在波恩大学上施吕特（OttoLudwig Karl Schlüter，1872—1959）的课程外，也到科隆听赖因教授和哈瑟特（ErnstEmilKurtHassert，1868—1947）教授的课程。施吕特是著名的聚落地理学（Siedlungsgeographie）学者，这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906年，施吕特在柏林大学做完教授资格论文后，到了科隆和波恩大学任无薪讲师。1911年，他被哈勒大学聘为教授。石桥在波恩的时候，正好赶上施吕特在这里。哈瑟特教授于1902—1917年任科隆大学地理学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人类地理学以及交通地理学。
石桥五郎在德国的其他老师
1967年，德国学者施文德（Mar⁃tinSchwind）出版了三卷本的《日本岛国》（DasjapanischeInselreich.Berlin:WalterDeGruyter&Co.1967）。其中第一卷的《导论》的第二部分《日本诸岛的发现和研究》，第三节的第三个标题为：《具有日本特征的日本地理学的发展》（DieEntwicklung einer eigenständigenjapanischenLandeskunde）。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对京都学派的地理学传统进行了梳理。在论及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石桥五郎时，作者写道：
由小川琢治（TakujiOgawa，1870—1941）创立的京都学派地理学传统由石桥五郎接续上，后者于1922—1936年间担任京都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他于1910年访问英国，之后跟随波恩大学的JohannesRein教授、莱比锡大学的JosephPartsch教授以及柏林大学的Albre-chtPenck教授学习。他特别强调“人的地理”（GeographiedesMen-schen）。因此《人文地理》（Jim-bun-Chiri）更加符合小川琢治和石桥五郎的理念。
这里提供了石桥五郎在德国留学时的一些细节，包括他在波恩、莱比锡以及柏林大学的导师的名字。除了赖因之外，作者还提到了莱比锡大学的帕尔赤（Joseph Partsch，1851—1925）教授。这位曾经担任过布莱斯劳大学（Schles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Breslau）校长的地理学家，从1905到1922年都在莱比锡大学任教。也正是在1911年的时候，石桥上过帕尔赤教授的课程。帕尔赤教授的研究重点是古希腊群岛，他借助地理学和古典语文学的方法，对这些群岛进行了地理学性质的研究，这些方法对石桥都产生过影响。
作为李希霍芬的弟子，彭克（AlbrechtFriedrich Karl Penck，1858—1945）教授是当时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1906年，他从维也纳大学转到了柏林大学，担任地理系主任，兼海洋和地理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27年退休。期间的1908—1909年，彭克作为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交换教授到了美国（他在柏林大学的位子由被誉为美国历史学之父的戴维斯［WilliamMor-risDavis，1850—1934］来补缺），之后还到过夏威夷、日本、中国华北和西伯利亚。石桥并非彭克唯一的日本弟子。日本地理学家山崎直方（Yamazaki Naomasa，1870—1929）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时，曾经接受过彭克教授的指导，并在彭克的影响下将研究领域从岩石学和灾难研究转移到了地理学。彭克1909年访问日本时，接受了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滨尾新（HamaoArata，1849—1925）的邀请，访问了东京帝国大学。彭克在柏林大学的时候，后来成为日本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的寺田寅彦（Terada Torahiko，1878—1935）也曾听过他的课，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简单而有趣且极具启发性的精彩课程”。彭克的研究领域是自然地理学特别是地貌学，他对冰期与冰川形成问题也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他把阿尔卑斯山区第四纪冰川时期分为四次冰期，创立了第四纪冰川地层学。
尽管石桥五郎在德国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由于之前他已经是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和京都大学的教师，因此在德国的这段时间他可以选择性地去听很多课程。他所选择的这些德国地理学教授的课，都是与日本或东亚有着某种关联性的。这段经历使他受益终生。除了其学术贡献之外，石桥对于日本地理学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他负责编撰的一系列中学地理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影响了二战前和二战中的一代人。
近现代以降，日本的人文学科得到迅速发展，学派众多，并且经久不衰。日本学者除了汉学的传统之外，也开始对南蛮文化（天主教文化）进行摄取，之后的兰学以及明治维新以后对西方文化的摄取，则使其对现代学术的理解更加深入。从学术传承来看，日本学者的学术谱系大都是多元的，也都是比较清晰、完整的。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特点与共性，而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不仅重视继承以往的学术传统，也重视对这一谱系的认同。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此类学术史的梳理，了解近现代日本学科、学派之构成要素及其发展历程，包括其经典著述和代表人物与欧美学界的关系，以确切地了解谱系之中知识的关联性。
石桥在德国的时间尽管很短，但以赖因教授为中心的德国地理学界的各位学者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其中既包括个体的学术传授，也有当时德国整体的学术生态的熏陶。我认为，此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突破了以往学术史研究的边界，涉及学术谱系传承过程中的庞大学者群，在研究时段上要考察历时数十年之久的学术发展过程。因此，理出近代日本学者与欧洲学术之间关系的链条，特别是早期同欧美学者的关联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于我们理解近现代日本学者的学术思想至关重要。石桥在德国的这一段留学的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近代地理学的发展。
（本文作者感谢大阪大学田野村忠温教授提供的有关石桥五郎的相关文献以及对明信片的解读，也感谢作者的学生杨阳多年前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拍摄的照片，为本文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材料。感谢关西大学图书馆允许发表相关文献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