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及其影响

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及其影响

作者:徐婉玲第489(2019/12/18)期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公函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

    上海预展会书画及青铜器陈列室(载《中华(上海)》1935年第34期)

    伯灵顿宫展厅内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藏)

    中国古物在伯灵顿宫开箱(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藏)

    运英展览文物抵沪转运装箱情形(故宫博物院藏)

    周斯禁及其上陈列之礼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如此大规模的“有系统之文物展览”在当时尚属首创。上海预展会梳理考古发掘品和清宫旧藏铜器、瓷器、玉器、书画源流的,基本建构出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脉络,留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忏因道人投函指出,各陈列室中的展品陈列颇合科学,“使人容易看到吾国艺术演进的阶段”,称得上“艺术史之总检阅”。薛铨曾亦撰文称赞,所有陈列之品,“迭经慎重审选,并加以整理”,“悉各依其发展之次第,作有系统之陈列”,故而可使观者觉知“艺术成立之渊源,发展之大程序”。吴湖帆则坦率陈词,“希当局诸公,广为倡导,多设此种艺术展览会,将我国断此未泯之艺术,重加振扬,亦未始非世界艺术之幸也”。1935年4月8日至5月5日,上海预展会接待参观者近6万人次,为防止拥挤,筹委会每日限定参观人数不超过3千人次。

    古物赴英

  谋求中国艺术品之国际欣赏

  1934年2月,英国收藏家大维德、欧摩福波罗士以及博物馆学者霍蒲森等人联合签署《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备忘录》,呈送驻英公使郭泰祺,拟于1936年在伦敦举办一场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希望中国政府能将故宫博物院历代收藏品送往展览。3月,教育部长王世杰以“谋国际欣赏中国艺术品,藉以表扬中国文化,增进中英感情”为由,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提议选取故宫文物赴英展览。4月,经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如果英国政府能够对赴英展览物品的安全予以充分保障,理事会同意选取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画、金石、陶瓷各项珍品赴英展览。

  1934年9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讨论故宫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办法。经理事会议决议:设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直接隶属行政院,负责展览会筹备事宜。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下设办事处,杨振声任总干事,雷震、薛铨曾任秘书;另设铜器、瓷器、书画等若干专门委员会,延请唐兰、容庚、郭葆昌、朱文钧、陈汉第、邓以蛰诸先生讨论展览品类并拟定展品标准。12月,经筹委会决议:参展物品由专门委员会负责初选,并“依艺术史上发展次第作为有系统之展览”。

  正当中英政府及双方人士积极筹备展览会时,北平学术界王力、陶孟和、朱自清、梁思成等30名学界人士联名发表意见,反对中国政府选送故宫文物运英展览,并对古物出洋保险和展品选择权等问题提出质疑:“故宫博物院为吾国立唯一之博物院,如何以其宝贵之收藏选送海外并保险而无之耶?”“夫故宫古物为我国所有,选择之权应属之我。岂有开箱倒箧任人挑选以自示无能耶?”《大公报》评论文章亦指出,“以吾国希世奇珍,播弄于舟车之上,辗转于数万里之外,远涉重洋而至英国。若不予保险,万一稍有意外,不但吾国失去祖宗遗传民族精神所寄之国宝,即在世界文化上亦为一大损失”,呼吁政府和民众审慎考量。

  针对学界质疑和民众关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公开复函,详细陈述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缘起、决定经过、运输安全以及展品选择权等问题。北平学界对于筹委会的解释并不满意,并于1935年1月27日发表第二次宣言,驳斥艺展交欢政策为最下计谋:“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一睹而不可得,今日英伦一纸,遽允其请,厚人而薄己,所谓国宝者,亦不过政治家之一份寿礼而已,于国何有?”针对各方意见,筹委会于1935年1月28日召开第三次专门委员会会议,详细讨论文物出国前、出国时、到英后、归国时、归国后各项工作,并制定办法26条。关于展品运输,英方派军舰运送,中方派代表押运。至于展品选择,专门委员提选审核展品,英方选委提出意见主张,筹委会有最后决定权。至于昭信民众,筹委会决定编印展品详录,举办预展会及归国展。

    上海预展

  国人看到中国艺术演进之阶段

  根据理事会“足以代表本国艺术文化者拟定选单”的决议,商周鼎彝、宋元书画、元明清瓷器等皆受到专门委员的重视。经过初选、复选和决选,故宫博物院甄选铜器、瓷器、书画等古物735件,中央研究院提选考古发掘品113件、国立北平图书馆拣选珍本古籍50件、古物陈列所择选书画珍玩47件、河南省立博物馆提送铜器8件、安徽省立图书馆征选铜器4件,张乃骥选送私人收藏玉器65件,总计1022件。除了一些孤本或绝品外,所选之品几乎汇集了当时最为重要的藏品(包括传世品和出土品)。以青铜器为例,清宫旧藏传世青铜器计96件,由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选送;最新考古发掘青铜器12件,由河南博物院和安徽省立图书馆选送。唐兰在《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铜器说明》中特别地强调了青铜器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所具有的珍贵史料价值,“中国铜器,不仅在艺术和考古学方面,占重要位置。其有关于历史文化,尤为学者所珍视。如盂鼎铭与周初之酒诰相似,散盘铭可藉以考见周厉王时矢散二国之分田,虢季子白盘铭可考见周宣王之伐猃狁,且其文与诗经相同,而宗周钟为厉王所自作,献侯鼎记‘成王’之名于其生时,皆中国文化上之瑰宝也”。

  1935年4月,“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上海预展会”在上公共租界仁记路东口的中国银行旧址室内正式公开展览。按照筹委会“依艺术史上发展次第作有系统之展览”的决议,展览会分设6个陈列室,以青铜器、书画、瓷器和善本图书等分类展览,各类展品又以年代为序布置。第一陈列室为明清书画、折扇、织绣。屋内以木条搭成高约一丈、厚约尺半之架,上覆以灰黄色之布,宛若厚墙,书画即悬挂其上。书画前设置木栏,距书画约2尺,以便参观者凭栏观赏。折扇、织绣则均置于特制铁制玻璃橱。第二陈列室为唐、五代、宋、元书画;第三陈列室为青铜器;第四、五陈列室为瓷器;第六陈列室为善本图书、玉器、景泰蓝和剔红。第三、四、五、六陈列室内均设置特制铁柜玻璃橱,多数以厚玻璃分隔上下层,每层置手册、瓷器、青铜器等。

    伦敦艺展

  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伟美

  1935年6月6日,英国政府所派军舰萨福克号装载中国参展古物驶离上海,环印度洋、红海及地中海西行,于7月25日抵达朴次茅斯港口。历时48天,行程计3万余里。当日,在中国驻英大使馆、英国外交部、皇家艺术学院负责人员以及沿途军警的监督护卫下,中国参展古物安全运抵皇家艺术学院的伯灵顿宫。9月17日,中国参展古物于在皇家艺术学院举行开箱仪式。点交工作由故宫博物院庄尚严、牛德明、那志良、宋际隆、傅振伦等人分任,每箱古物由仓库取出后,先检查封锁情形,然后开箱,将古物逐件提出,校对账册、照片无误后,交由皇家艺术学院斯盘洛夫点收。至9月26日,90余箱参展古物全部点收完毕,各箱件数均经核对无误。

  1935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皇家艺术学院开幕。伯灵顿宫里汇集了来自15个国家收藏的3080件中国古代艺术品,数量之庞大,品类之齐全,为历届国际艺术展览会所罕见。展厅内所陈中国文物大致按照殷商周、战国汉魏、魏唐、宋、宋元、明、清等朝代先后为脉络,各朝代的绘画、书法、雕塑、陶瓷及玉器、织绣等被并置在一起。《泰晤士报》特别称赞此种展览布置,“不仅考虑以整体来呈现展览会,而且还以其内在联系来安排各个陈列室”,“以展示每个朝代的艺术别具一格的特色”。负责展览整体筹划布置的李亚士敦也十分自豪地表示,“整个展览会俨然一堂生动鲜明的实物教学课”。此外,帝王画像、皇帝宝座以及御制书画等受到英方专家的特别关注。中国皇帝的宝座、屏风以及文

  房用品在展厅内的醒目位置上予以陈列,英王后所藏的玉器、雕漆、铜器等、日本帝室所藏的战国铜器以及中国政府选送的历代帝后画像,亦单独辟为一个专室加以布置。

  在皇家艺术学院国际展览史上,这是一场彪炳史册的中国艺术展,其受欢迎程度仅次于意大利艺术展。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展览会共计接待参观者达42万余人次,包括许多来自英国以外的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及美国的观众。展览会各项收入总计4.5万余英镑,支出约2.8万英镑,结余约1.8万英镑。伦敦艺展不仅经济方面获益,它在“以艺术为媒介表示其民族性”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皇家艺术学院院长李维廉爵士认为,这是一场“最为精彩、最为全面”的中国艺术展,它表明“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类艺术已臻于完善”。伦敦艺展后,西方开始修正长期以来对中国艺术的看法。尤其是中国绘画所蕴含的哲学自然观,令英国人士大为震惊:“中国艺术的秘密在于,它与大自然的绚丽与浩瀚融为一体”,“它似乎用一种更理智、更平和的视角表达一种更为完整的人生愿景”。

    南京复展

  唤起国人保存古物之注意

  1936年5月17日,赴英参展古物由蓝浦拉号游轮运抵上海。当日,赴英展览古物由中国旅行社所派行李车装载,运赴上海北站,转入沪宁线专车。18日,由京沪快车专列运载的古物安全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转载接运古物专车,由军警押运护送,径赴考试院明志楼存放。

  1936年6月1日,“参加伦敦中国艺展会展品南京展览会”在考试院明志楼开幕,参展的主要展品分为两类:一是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全部展品(1022件),二是国外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品之照片(1360帧)。明志楼上下两层共设置4个陈列室,按照历史脉络来呈现中国文化艺术之变迁:第一陈列室为明清书画85件及扇面20件;第二陈列室为唐、五代、宋、元各朝书画105件,又册页8册6卷,还有宋元明各代帝王画像;第三陈列室为商、周、春秋、战国、汉各代铜器及新发现之新郑寿县铜器群108件,玉器135件,景泰蓝15件,剔红5件,考古选例113件,古书50件;第四陈列室陈列自宋定窑起迄清初止的瓷器352件,还陈列清乾隆之宝座,紫檀屏风、红木画案及乾隆御用文具等。

  至于南京展览会的目的,刊登在各大报纸的展览广告予以确切的说明,“此次展览目的在使国人对参加伦敦展览会古物重加印证,且借此得知吾国古物流传国外之情形及其收藏所在”。展览期间,雷震、滕固等在讲演及文章中反复向公众阐明南京展览会的目的和意义:“我国古物在伦敦展览时,国外公私收藏家参加者极多,均为我国历史上名贵古物。现经摄影参加陈列,可使吾人对古物流落国外,发生无限悲痛感想,而唤起国人保存古物之注意。”1936年6月1日至22日,南京展览会共接待参观者近6万人次,日均接待观众2500人次,超过了上海预展会的日均参观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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