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男《红莓花儿开》 ——中俄文化双向交流的杰出代表

李英男《红莓花儿开》 ——中俄文化双向交流的杰出代表

作者:李明滨第489(2019/12/18)期

    李英男和李明滨

  新中国70华诞前夕,我在北京参加了一场隆重的庆宴——祝贺俄国友人、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来的人很多,不少是老革命后代,尤其是当年住过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保育院的中共老革命的后裔。在这次聚会上,我又遇到了陈毅元帅之子、中俄友协前任会长陈昊苏,以及革命前辈李立三同志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英男。昊苏任会长期间,英男和我均为友协理事,能够在这个场合重遇,大家都非常高兴。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李英男惠赠了其新著《红莓花儿开——相簿里的家国情缘》,俄文版书名为《МоскваПекин: истории из семейногоальбома》。作者整理了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并撰写了19篇文章加以解说,串联出一个中俄跨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作者个人的成长经历,折射出两国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起大落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平稳向前发展的历史变迁,谱写了一段休戚与共的中俄关系史话,反映了深刻难忘的中俄情缘。透过作者描述得生动翔实的故事,我有三个方面的体会,想和广大读者分享。

    赤诚的爱国情怀

  本书最为感人的地方是李英男的爱国之心。她出生于1943年8月,战火纷飞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父亲李立三1946年离开莫斯科回国后,她和母亲李莎几经坎坷才来到中国定居,她们要试着融入中国社会。父亲鼓励她仍要坚持学习俄语,送她上了北京的俄侨学校,这体现了李立三的眼界和胸怀。在回忆童年时,李英男有一段话是这样描述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爸爸送给我的一个拼图……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湖南,因为爸爸经常提到湖南是他的家乡,也算是我的籍贯。”一个四五岁孩子的心灵深处就根植了“中国”的种子,她对中国的认知和热爱开始萌发。

  其实,生长在这样一个跨国家庭中的孩子,有两种母语、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逐渐会面临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她十五六岁的时候产生困惑:自己究竟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因为她感知到,自己并不完全是俄罗斯人,也非完全的中国人。缺失的归属感令她必须二者选一。母亲李莎希望她能留在莫斯科继续升学,进入莫大,因为留苏非常光荣而且前途无量。但年轻的李英男已经在困惑中不知不觉作出了人生选择,明确了国籍和民族属性。选择认同中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首先就要把中文学好,她学《俄汉字典》,入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班补习汉语,刻苦读书,提升汉语阅读和写作能力。1962年,她考进北外西班牙语专业,与同学们融洽相处,还下过乡一起劳动,通过各种锻炼,摘掉了“洋小姐”的帽子。

  如今,她在中国站稳脚跟,找到了发挥专长的领域,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成为中俄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使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我是中国人》文末,她用一句话概括:“我是一个有俄罗斯情结的中国人。”

  李英男坚定的爱国情怀令人敬佩和感动,她在寻求认同的过程中,从语言到生活习惯,一步步适应两种文化差异,努力让自己变成真正的中国人,其中的艰辛唯有亲历者可知。须知在当年,中俄两国在经济发展程度、国际地位等诸多方面是有显著差距的。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她挚爱的双亲、兄弟姐妹、同窗友人,割舍不断的人际感情让她备感温暖和亲切,我想这也是她初心不改,钟情于中国,毅然决然选择中国人身份的重要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李英男在《妈妈的抉择》中,专门写到母亲李莎从苏联国籍转入中国国籍的曲折经历,李英男认为,促使母亲鼓足勇气,作出这一艰难选择的,是她对中国的感情,对父亲的依恋。李莎于20世纪70年代曾在山西运城居住过,她接触了当地的普通百姓,学会了养鸡、垒鸡窝、生炉子,逐步适应了中国的生活习惯,汉语水平也有了提高。回到北京后,她越发深切地感到,自己已经融入了中国的圈子,偶尔回莫斯科的时候,她也迫不及待地想回来,她说:“我要回家,我想家了。”在她心目中,中国就是她的家,她的家在北京。这一点在《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中完全得到印证(我曾应邀在2009年4月10日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李莎教授95岁寿辰庆典暨《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新书首发会,北外校长主持了庆典,有300多人出席)。不过,到晚年她还是说,“我本来就是俄罗斯人”,不过具有“中国情缘”!可见母女俩同样具有赤诚的爱国心——既爱中国,也爱俄罗斯。

    国际家庭温馨和睦的氛围

  这是一个特殊的中俄跨国家庭,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既有特殊的身份,但也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之一。父亲李立三和母亲李莎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起经历了命运的磨砺,他们真挚的感情也为整个家庭营造了和睦温馨的氛围。这本质朴生动的口述回忆录,不乏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如开篇《最早的记忆》提到,李英男9个月大的时候,父亲抱着她去照相馆,因走路匆匆,丢掉了一只孩子的小鞋,李英男人生中第一张照片就是“衣冠不整”,回来时母亲责怪父亲粗心大意。读到这里,实在忍俊不禁,这个故事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这张照片背后的小插曲让它有了一种特殊的纪念意义。

  作者还用《国际家庭》和《不易处理的家庭关系》两篇文章,描述了这个国际家庭不为人知的往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生活逐渐安定。李英男的家人从各地陆续聚集到北京,实现了大团圆。孝顺的父亲把俄罗斯姥姥也接了过来,和奶奶同住在一起,两位老人的生活习惯截然不同,语言不通,但仍会握手点头,友善微笑,和睦相处。生长于中国旧社会的奶奶还学会了“洋人”喝咖啡的习惯,着实有趣。

  中国婆婆和俄罗斯媳妇和睦的婆媳关系,也让李英男津津乐道,她着重讲述了母亲和奶奶彼此没有隔阂、坦诚相待的故事。奶奶尊重母亲的穿衣打扮、生活习惯,从不干预;母亲则关爱奶奶,婆媳相处融洽。另外,母亲和李英男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由疏远渐渐走向亲密、互相理解、相互适应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二哥人俊得到平反,主动去山西运城看望李莎,让她很感动。还有被人领养的三姐志佩也回归了大家庭,全体家庭成员都保持往来,和睦相处。

  李英男生动翔实的叙述,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和来之不易的幸福。这个经历了旧中国的“白色恐怖”、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硝烟、兄弟姐妹分离在异国的家庭,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大团圆。

  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为形势所迫而分隔的家庭纷纷开始寻找亲人。李英男再次踏上了20多年未去的莫斯科土地,不禁感慨万分。随后,她母亲也出国探亲,娘家人举行了难得的聚会,大家很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再说到李英男本人的小家庭,她的丈夫阿格诺索夫教授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史家,两人经常合作,一起出席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是一对跨国组合的“学术伉俪”,共同推动中俄文化交流。李英男的两个儿子也已是国家栋梁:大儿子刘铮语言才能超群,致力于同声传译事业;二儿子刘铉,在电影艺术领域颇有建树。现在,李英男的小家庭也是跨国组合,有来自乌克兰和日本的儿媳,乖巧可爱的小孙子,她十分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如潮水般涌来的亲情。这样的家庭同样是和谐友好时代的见证。中俄友好的桥梁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父母专心致志于翻译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李英男。在《在北京上苏联学校》一文中,李英男谈到她从20世纪50年代就热心参与的中苏学生友好活动,她在活动中担任翻译,帮助两国学生沟通,领唱《莫斯科—北京》,增进双方情感交流,被称为“小小外交官”。

  李英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任教于北外,几十年下来,成绩着实令人叹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笔译和同声传译工作。无论俄译汉或汉译俄,她都能快速准确、用语生动地传情达意,可谓声情并茂,令受众十分满意。本书中有几篇文章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如她20世纪70年代获中国作协颁发的“桥梁奖”,2006年获俄罗斯颁发普希金奖章,2009年获普京奖章,2019年6月荣获“中俄互评人文交流领域十大杰出人物”称号,等等。

  交流好比一座桥。桥要长久稳固,得靠两端的桥头堡:俄罗斯学和汉学。对于这“一桥两堡”,恰好李英男都有建树。俄译汉方面,她曾因翻译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名作《未入军册》等中短篇而获奖。

  汉译俄方面,她曾将《牡丹亭》等书译成俄文,把中国古典名著推广出去。像她这样能双向翻译的学者,是凤毛麟角的,可以说是译界之翘楚。她铸造的“两堡”是有形的存在,可以在往后的长期交流中继续发挥作用。

  不仅如此,李英男的家庭更是有形存在的“两堡”:一者,她的家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国际儿童保育院的大批革命后代——如她所说是1949年就听说的“那些哥哥姐姐们”。早在苏联时期,像萧三的儿子立昂和维佳,瞿秋白的女儿独伊和外孙克林,林伯渠的女儿林利,蔡和森的女儿蔡妮,刘亚楼的外孙女王娜,刘少奇的重孙女刘丽达,毛主席之子毛岸青,等等,都和他们家有交往。他们还曾全家动员,参与编写了几本革命先辈的回忆录,起初是一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领导人后裔的俄文回忆录,之后扩展为多本更多人的文集。这些作品如今也成为珍贵的革命史料了。李英男说,维系大家的是两种语言:汉语和俄语。

  二者,李英男和母亲在北京木樨地的寓所,已成为“俄罗斯之家”。他们在家中招待许多俄国访客,如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还有许多汉学家,如俄国汉学泰斗齐赫文斯基、“莫斯科的孔夫子”佩列洛莫夫、莫大教授华克生、圣彼得堡大学副校长司格林等。这些俄国友人都有浓浓的中国情结。而像世界俄语教师协会会长科斯托马罗夫这样不懂汉语的人,来京参会时也要来拜会李莎教授,以尽同乡和教师同仁之谊。

  如若联系书中《妈妈的打字机》一文所提供的照片来看,那么这个国际家庭对中国俄语教育事业的贡献,在国内恐怕无人可及。李莎教授早期曾应聘到北大教俄文课多年。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授课,她所教的学生经过首批研究生的培育,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许多人成才,像周圣、汪嘉斐、白春仁、冰斌、袁宁、武秋霞等已是国内俄语教学界闻名遐迩的教授了。他们接班培养新一代的任务已经出色完成了。

  正如李英男在书中最后一文《俄语是我们家的传家宝》里所写的:“我的两个儿子现在常说:‘感谢姥姥、感谢妈妈教会我们俄语。’我希望将来孙儿长大,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希望俄语在我们家里代代相传,继续为中俄友好事业服务。”

  何止李英男一家,我们这些从事俄语教育的同仁,都会认真培养学生,代代相传,为中俄世代友好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