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9世纪英国汉学三大代表人物”——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德庇时（SirJohnFrancisDavis,1795—1890）与翟理思（H. A. Giles,1845—1935）的奠基与开创，在英国东亚政策的推动、东方学的发展壮大、英国政府的直接干预等综合因素影响下，20世纪初英国汉学开始进入繁荣鼎盛阶段，涌现出阿瑟·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克兰默·宾（LauncelotAlfredCran⁃mer-Byng,1872—1945）、苏利耶·德·莫兰特（GeorgeSouliédeMorant, 1878—1955）等一批汉学家。作为20世纪上半叶著名汉学家之一，克拉拉·M.甘淋·扬（ClaraM.CandlinYoung）主要关注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宋词的译介研究。她功底扎实，著述颇丰，其中译有《风信集：宋代诗词歌赋选译》（TheHeraldWind:TranslationofSung DynastyPoems, LyricsandSongs,1933）和《陆游的剑——中国爱国诗人陆游诗选》（TheRapierofLu:PatriotPoetofChina,1946）。前者是英语世界首次大规模译介中国古典词人的文集，虽有翻译欠妥和文化误读之处，但却开宋词英译评论风气之先，创拆句翻译和意象创译之功。后者收入克兰默·宾主编的《东方智慧丛书》（“TheWisdomoftheEastSeries”），主要介绍陆游的传略并翻译其诗作，虽然诗歌篇目选取有待商榷，诗人创作评价有不实之处，但却为英语读者展现出陆游诗作多样的审美特质与诗人丰富的人格魅力。
一、宋词的创译实践
《风信集》共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共79首，其中宋代词作有60余首，涉及的词人有温庭筠、韦庄、李煜、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辛弃疾、陆游、姜夔、刘克庄、蒋捷等26人，基本涵盖宋代有影响力的重要词人。从收录词作数量来看，该文集中译作排名前三位的是辛弃疾（9首）、陆游（6首）与姜夔（5首），其次为李煜（4首）、周邦彦（4首）、欧阳修（3首），然后是柳永、晏殊、李清照、韦庄、秦观各入选2首词作，最后是苏轼、温庭筠、张先、晏几道、黄庭坚、周邦彦、朱敦儒、辛弃疾、刘克庄、蒋捷各入选1首词作。从收录词人性别来看，李清照是文集中唯一入选的女词人，但其地位并不算突出。综合英语世界各类中国文学选集，最受欢迎与重视的前三位词人依次为李清照、李煜、苏轼（然后是辛弃疾、韦庄、温庭筠、柳永、欧阳修、周邦彦等），译目最多的前三位词人是李清照、李煜与柳永，入选篇目最多的前三位词人是李煜、苏轼与李清照。以上词人在《风信集》中均有体现和收录，这显示出甘淋对宋词有比较精准的把握。从收录选文风格来看，言浅意丰、意象丰富、典故较少的词作在该文集中较为多见，而用典繁复、格律整饬、晦涩难懂的词作则较为少见。
著名学者胡适为该书隆重作序，介绍《风信集》的由来，认为中国古典词作与诗歌之区别有三：第一，不同于规则的五言与七言诗，词是不规则的长短句，这是为了适应语言的自然停顿；第二，词是为音乐曲子填写的歌辞，因此其创作受到词调的影响；第三，词本质上是一种形式短小的抒情诗（lyric），不适合展现史诗般的宏大主题，而更便于表达个人的爱情体验与日常生活感受。在序言中，胡适还谈到词与曲子词、戏曲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后者发源于词。虽然胡适在序言中介绍了词的音乐性特征，但译者显然并未将词作为一种有别于诗的体裁对待，忽视其音乐性。译者去掉所有的曲调名，而自度词意，冠之以题名。
总体来看，甘淋的译文简练流畅，没有注释与介绍，只用简短的文字介绍作者生平。她喜欢将长句转化为短句，分行翻译，使得一些词风含蓄凝重的词作变得洗练。同时，也表明她并未考虑词是一种依曲填词的长短句，词集里大部分的译作基本都将一句拆成几句分行翻译，短句短小有力，也易留有余味，易形成言简义丰、含蓄凝练的风格。也正因此，她善于翻译李煜等词意晓然、意蕴悠远的词作，在风格与意境的塑造上，更能传递原作的神韵。
以李煜词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为例。甘淋和邓根·麦金托什与艾伦·艾林（DunganMackintosh&AlanAy⁃ling）的翻译各有不同，各具特色。甘淋的译文舍弃词作的格律韵味和外在形式，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动性，具有某种程度的创译意味。她的译文如下：
TheWanderer’sWoe（相见欢）Alone,andsilently,Iclimb
TheWestpaviliontower.（无言独上西楼，）
The moonislikeacurvinghook;（月如钩，）
AndinthestillCatalpaCourt
Iscrystalautumnlocked.（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Unsevered
Thoughsundered.（剪不断，）Inchaos,yet
Inorderset.（理还乱，）
Thisstrangecommotionintheheart（是离愁，）
Isbutthewanderer’swoe.（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邓根·麦金托什与艾伦·艾林的翻译如下：
P’U-WuYehT’i
Solitary,mute,tothewesterntowerIgo.
Themoon’sabow.
Autumnislockedinthe garden’sdepthswherethephoenixbranchesgrow.
Cutandcut,itwillnotsever;Loosen,it’sentwinedasever;Thisisseparation’swoe.
Itleavestheheartwithastain,thebruiseofitsblow.
从形式上来看，原作共7行，邓根·麦金托什的译文遵从原文的形式，基本做到逐句对译；甘淋的译文共12行，打破原文形式，着意从意蕴上传达原文的凄婉情绪。对上阕“无言独上西楼”，甘淋用3行来传情达意，将“alone”“silently”两词并置于句首，并独立成行，渲染一种孤独凄凉之感。而麦金托什“mute”一词显然用语不准确，其基本意义是“unabletovocalize”，即不能说话，丧失说话能力，远不如“silently”来得准确。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中的“梧桐”涵义已经超越了其最初的表层意义，具有“孤独”“凄凉”“萧瑟”等情感意蕴，这种具有文化语码的词语，是最难转化为其他语言的。甘淋将“梧桐”译成“Catalpa”（即美国本土生长的一种心形叶梧桐），麦金托什译为“thephoenixbranches”（即凤凰枝），而华裔美国学者欧阳桢（Eugene Eoyang）则音译为“wu-t'ung trees”（Lonesome wu-t'ungtrees lock clear autumn in the court⁃yard）。在处理此类文化内涵丰富的意象时，华裔译者倾向于采用异化的译法，以期以陌生化手法唤起异域读者的重视。麦金托什的译文省略了“寂寞”与“清”两个含蓄传递情感的形容词，而甘淋将“寂寞”译成“still”（寂静的），在情韵上大抵可以传达原诗冷清的意味；用倒装句法翻译此句，在意境传递上要明显优于麦金托什的扁平叙述。
下阕“剪不断，理还乱”两个三字对偶句，读来琅琅上口，更表现出词人凄凉愁苦之情欲言而难言。在语调（tone）上，甘淋的对偶句更优于麦金托什的翻译，她用“unsevered”（连接的）与“sundered”（剪断的，tobreakorwrenchapart；sever）呼应，“inchaos”与“inorder”相对，并采用分行形式，突出“不断”和“还乱”的意义，巧妙而形象地传达出词人哀伤无奈之情。相比之下，麦金托什拖沓的译文不仅缺乏形式美感，更削弱情感意味。甘淋将最后两句合并意译，虽然在语义内涵上与原文不甚对应，将“离愁”化为“哀伤”（woe），但在情感意境上传递出独登高台者的沉痛凄凉之情。相比之下，麦金托什的译文“Itleaves the heart withastain, thebruiseofitsblow”（即它让心灵受到玷污，饱受打击的创伤）与原文相去甚远，明显存在跨文化误读，有待雕琢提升。
整体看来，对凝练含蓄的古典词作，甘淋的译文一般形式精练，用词精省，隽永通晓。在传递原文语调与意境思想方面，甘淋的译文成功跨越文化的阻隔和思想的阻滞，比较完美地实现了文学文本的跨语际实践。这既与类似词作含蓄凝练的艺术风格有关，更与甘淋用词简练、注重传递原文情感的美学理念密切相关。
二、宋词的英译效果
就翻译方法而言，在跨文化交流时，甘淋着意于词作的文化意象与整体意境，深入体会词作的文化典故与思想内涵，部分舍弃词作的外在形式与音韵词调，由此充分发挥译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译者的双语知识储备和文化思想资源。从翻译效果和译文评价角度而言，翻译庄严典雅、结构严谨的古典词作时，这种意象创译法并不具有多少明显优势。
比如，对周邦彦词作《玉楼春》，甘淋的译文如下：
AWind-TossedCloud（玉楼春）
TaoChiStreamflowsunchecked（桃溪不作从容住，）
Lotusroots,inautumncleft,
Neverjoinasoneagain.（秋藕绝来无续处。）
OnatimeIwaitedthere
Bythearchedvermillionbridge.（当时相候赤阑桥，）
NowItracewhereyellowleaves
Strew the ground, and walk alone.（今日独寻黄叶路。）
Inthemistarowofpeaks
Azurehillsinnumerable.（烟中列岫青无数，）
Where the wild goose spreads itswings,
Sunsetburnsandfades.（雁背夕阳红欲暮。）
Manislikeawind-tossedcloud
Fallenintheriver’ssurge.（人如风后入江云，）
Allmyheart’semotionsseem
Willow seed rain-battered to theground.（情似雨馀粘地絮。）
华裔美国学者刘若愚（JamesJ.Y.Liu）的译文则明显不同：
Yü-louCh’un
NoleisurelystaybythePeach-blos⁃somStream—
The autumn lotus-root, once sev⁃ered,cannotbere-joined.
Then: waiting for her on thered-banisteredbridge;
Now: alone seeking the road cov⁃eredwithyellowleaves.
Inthemist, numberlessgreenpeaksstandinarow;
Onthewildgoose’sback,theset⁃tingsunreddensbeforedusk.
A wind-blowncloud entering theriver:that’sme;
Willow catkins clinging to thegroundafterrain:that’slove.
《玉楼春》是一首追忆往事、故地重游，感喟物非人亦非的情词。原文全部采用工整的七言，情感深沉哀伤，意境深切沉郁，体现出一种庄重整饬、风采雅致的风格。刘若愚的翻译有学院派的严谨，内容逐一对应，意义传递准确，形式对仗工整，在风格与意境上更接近原作。与此不同，甘淋的译文继续延续一贯风格，以散句和分行形式翻译这首七言八句词。
作为一名跨语际写作、精通中英文学传统的学者，刘若愚力图通过译文与注释的对照呼应，向西方读者阐释周邦彦词作细致微妙的词风。他吸纳中国学者对词作的阐释成果，注重意象、结构、用典等美学因素对词人词风的影响，力求能体现不同词人的不同风格：“在分析每位词人对语言的探索时，我将特别关注构成诗学风格的不同要素，比如措词、句法、意象、用典与音律。”就这首《玉楼春》来说，他特别遵从原作的工整结构，重视色彩词对暗示词人心理情感的美学意义，力图从形式结构、色彩词与动词翻译上展现周邦彦的精微构思与用心遣词的功力，将其“因情敷彩”的写作特色表现出来。在译作中，第三、四句，五、六句，七、八句在遣词与结构上形成明显的对应关系。上阕中，从动词来看，彼时的等待（waiting）与此刻的寻找（seeking）彼此对应；在色彩上，赤色（red）的桥与黄色（yellow）的叶子两相呼应。“红色”表明昔日的等待心情是明快向上的，“黄色”暗示而今的寻觅心境是苦涩孤独的。为了强化色彩对比，译者将“桃溪”译成“桃花溪”（Peach-blossomStream）。“桃溪”之典，语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的故事，并非指“桃花溪”，而是“山上有桃树，山下有一大溪”。红色的桃花象征着春天，白色的莲藕成熟于秋天，两者在色彩与时令上彼此对照。由此，春天与秋天、桃花与莲藕、红色桥与黄色叶，构成两组相反的象征意象群：“这两组红色物体与春天、青春、快乐相关联，而白色、黄色象征着秋天、衰落、荒凉。”
在下阕中，为了进一步揭示周邦彦的用词精微与构思细密，刘若愚在选词上更是煞费苦心。对“烟中列岫青无数”一句，刘若愚选择动词“stand”使译文符合英文语法规范，与下句的“变红”（reddens）形成对照，“stand”呈现的是远处青山的静态貌，而“reddens”一词表现的是夕阳的变化貌。这使得充满客观意象的原文，瞬间在译文中获得丰满的象征意义：“青山代表着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特征，而红色的斜阳则象征着时间的逝去。”在最后两句中，译者选用动词“entering”（云彩的“入”）与“clinging”（柳絮的“粘”），两者一动一静，形成对照。对此，刘若愚认为：“上阕第一句暗示这位漫步者即使是在爱的天堂里也总是行动而不停歇，与第二句莲藕一旦分断便无法接续只能保持原样形成对照。在后两句里，昔日静静等待恋人的形象与今日探寻旧路的‘他’形成对照。同样，在下阕里，静止不动的青峰与展翅飞翔的大雁、被风吹动的云彩与被泥土粘住的柳絮形成对照。这些对照的意象一方面突出表现了词中说话人无根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他对爱情的执着。”
相比之下，甘淋对该词的理解和阐释尚未上升到如此高度。首先，她未意识到原作在结构与意义上的对照关系。在译文中，译者并未构造“有意味”的形式与意象。虽然她依照原文译出了色彩对照的词语，但是词语被湮没在形式散漫的译文中，难以被读者体察到彼此暗含的对比意义。其次，整首词的译文具有直译的特点，缺乏有机创造性与丰富性。“烟中列岫青无数”一句名词并置，意象丰满，意境悠远，被逐一直译到译文中，既没有添加动词，更无法与下句的动词形成对照。从语序上，整首译作都依照原文逐句翻译，不再根据意境的需要改变词句的顺序；从语意上，译作部分信息含糊，叙述偏于抽象，难以传递出原文追忆佳人的情境。比如，刘若愚在译文中点出相候的对象是“她”（her），而甘淋则省略这一对象，使词意变得难以捉摸。“人如风后入江云”中，随着时间的流逝（“雁背夕阳红欲暮”暗示时间流逝），“她”犹如吹入江水的云彩，消逝得无影无踪，但情思却犹如雨后柳絮粘在地上，无法解脱。可见，最后几句在逻辑上有着因果关系。在译文中，甘淋用抽象的“man”来直译原文的“人”，未注意从结构上关联看似互散漫的句子，也未调动其他艺术手法呈现原文潜在的逻辑。很显然，甘淋没有真正把握该词的情感流动与深层内涵。这也解释了她何以选择“被风吹动的云”（AWind-TossedCloud）如此诧异的意象作为标题。
总体来看，甘淋的《玉楼春》译文略显直译沉闷冗余，既难以准确传达原文的内容与意涵，更无法传递原文的意境与风格。刘若愚的译文从遣词与结构上关联词句的逻辑关系，不仅准确传递原文的内涵，更显示周邦彦精于构思、细微遣词的艺术特点。两首词作译文之所以呈现如此大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译者对原文内涵的把握程度，以及对原作者风格体认程度迥异。“原作的含意的开放性和延伸性，翻译家对原作体验深度和理解角度的差异，都决定了‘意译’的差异，并造成了译作的差异。”
通而观之，在词作选择、翻译方法和修辞风格等方面，《风信集》开一代风气之先，别有特色。其一，在词作选译上，基于自己的翻译理念，甘淋选译的词作形式主要是长短句结合，较少选择形式整饬的五言或七言句词作。其二，在翻译方法上，为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甘淋比较偏爱短句译文，擅长将长句拆为短句，近似于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所提出的“归化法”。这比较充分地调动并发挥了译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却使得原作的艺术风格难以穿越文化阻隔，得到最大程度的译介和展示，也使得译文难以区分不同词人的艺术风格，甚至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倾向。其三，在修辞风格上，译者喜欢简朴通晓通透的词句，选译文本基本属于文意晓然的词作，有意避开用语优雅精致的典雅之作。像温庭筠的词作以用语繁复、意象精美著称，但她仅选译一首文意浅显的《南歌子》（倭堕低梳髻）。就接受美学和阐释学来说，个性化的译文风格与个人化的选择倾向，以及宋词独有的音韵之美和意象之境，决定了《风信集》难以向普通英语读者呈现中国古典词作的美感体验与艺术价值。从跨文化译介角度而言，《风信集》是英语世界中首部大规模译介中国古典词作（主要是宋词）的词集，其开创意义、译介策略与文化价值值得肯定。更何况，《风信集》中仍有像《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如此文辞通畅、用语雅致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