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婉约
作为生命对话者的夏目汉诗
王广生先生是首都师范大学日语系的副教授，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还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与创作者。近七八年来，他常常在微信朋友圈里贴出自己创作的格律诗和新诗作品。我与他曾有三年的师生因缘，此后这十多年来，也一直有专业上的联系与合作。知人论诗，读他的诗，常常为他诗歌的切近自身、探究人性所触动，为他诗中意象的独到、情致的绵密、浩叹的深广而赞叹。
2017年4月11日起，他突然在微信上抛出“夏目漱石汉诗读析”，一日一诗，启动连载。初读之下，我毫不掩饰对它的喜欢。记得曾经点赞和鼓励他说：“写诗的王生，解读夏目漱石汉诗，出入中日，瞻顾古今，以诗心赏会诗心，期待继续。”但也没有想到，他就真的隔三差五地不断连载贴出，经过两度春秋，修改整理成了这部解析夏目汉诗的书稿——《读诗札记——夏目漱石的汉诗》。
以我对广生当时工作与生活状况的了解，2017、2018年之际，正是他事业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与其说他是在写作书稿，不如说他是在借读诗以排遣。放下凡俗的困扰，进入文学的世界，解读夏目漱石晚年那些充溢情与理、苦闷与超越、冲淡与凝重的汉诗，埋头写作一篇篇思辨与情感交织、评论与抒怀间杂的美文，一定在很大程度上，慰勉与展拓了作者的心胸，甚至促成了他生命体验与学术境界的双向升华。书中有一段说：
每个人的存在都应该有独特的而无可替代的东西，这是生而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正如同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孤独的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诸多体验只能自己面对，别人不可替代，正是基于这样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每个人才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和生命的意义。反顾自身，作为平凡的人，也应该有诗和远方，也应怀揣不灭的理想，在日常的修行中，磨砺身心、寻找归宿！（8月20日诗）
这是对8月20日夏目汉诗的品鉴，也是作者对话夏目汉诗而产生的心灵共鸣，因为这样的对话与共鸣，作者现实的心境升华为超越愁闷与孤独、信守人间美好的诗心。当他“不忮不求”埋头写完这本书稿时，他的工作与生活恰好也迎来了转机——可以开始他内心一直向往的读书、教书、著书的高校教师生涯。
作为审美对象的夏目汉诗
近年来，我个人常常疑惑，人文学术研究不知从何时起，越来越变成所谓实证的“科学”，强调研究者要超越个人立场与情感，这几乎成为无庸反思的学术原则和研究前提。在这样的原则与前提下，研究者主体意识和个性特色不免被遮蔽，渐至弥漫出一种习焉不察的“学术八股”。在“科学”旗号的震慑下，加之近年来项目制、团队作战以及量化考评风气等的催化，一派繁荣的学术界，不能不说也出现了不少堆积、肤浅、平面、僵硬的所谓学术研究成果。
然而，不用说，文学是最关乎人类情感方式、价值取向的艺术范畴；诗歌更是关乎最复杂、最丰富的个人精神世界的文学体裁，属于高度心性、灵性的范畴，解析和研究它，最需要具体而微、体贴入里的心智与灵性，绝非科学实证所能完足。因此，当初赞许他微信“一日一诗”的解读，一方面是呼应他这种感性的、赏析式的文字，赞许他这种无功利目的的治学，不板起面孔做“科学考据与说教”；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契合了我对于上述“学术八股”的厌倦心理。
在书中，作者也多处提及自己立足于鉴赏、感受与联想的感性研究方法，表明对于前人“理性论断”的警惕与反思：
对于夏目漱石汉诗的解读，没有实证与出典，没有考辨与佐证，基本上是感发和联想式的赏析。之所以如此，在有意尝试之外，实则也出于对于所谓实证与出典，甚至对于所谓研究立场的警惕与怀疑。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关系是内在的，可证明的影响是浅层的，这个世界万物在流转时空的本质联系非考证、训诂所得，即便科学也无法解答所有秘密，诗性的联系，灵性的顿悟，有时候恰恰可以抵达世界的本心。（8月15日）
必须指出，书中这种所谓感性的研究，其实恰恰是作者理性反思后的一种有意识选择。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指出的那样，目前夏目漱石汉诗研究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忽视其汉诗作为审美本体的本质，放弃或轻视其形式与内容的读解，多非文学性的视角方式进入。其二，将之视为中国传统文学之余声抑或将之视为中国文学之传播与影响的理解。（自序）
当夏目漱石的汉诗成为学者们研究夏目漱石这位伟大小说家的思想素材、个人史料时，其文学审美的本质意义被旁置了。广生解析夏目汉诗，在于超越理性，回归感性，追求诗歌审美本身——既能秉承西方阐释学和东方“反求诸己”的原则，又能将自身的人生体悟、诗词修养、审美意识融入到读解过程中，揭示夏目汉诗属于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如此解析，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在一篇篇行云流水般的赏析文字中，常常可见精辟中肯、令人耳目一新的句子：
夏目漱石使用这些词汇的目的，其实就是克服自己内心面对人之生死、人情对错、世俗得失等对立和矛盾时的焦虑与不安。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对于夏目漱石的焦虑与不安，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8月16日其一）
“自是田家人不到，村翁去后掩柴扉”——普通种田的人家，少有访客，一位村翁，即一家农户的主人离去时就虚掩了柴门。该联描写——想象和勾勒——出了农村和谐闲散的状态，这也正是夏目漱石所向往的幽居的生活状态吧。（9月11日诗）
这就是广生自述中追求的“以‘我’入诗，以‘诗’入我”吧。信矣，诗心呼唤诗心的解读，文学还需文学性的研究。
当然，作为审美对象的夏目汉诗，其诗歌艺术的完成度如何，不乏值得批评讨论的地方，书中对其中“平仄失和”“用词生硬”“形象干枯”等问题，也是时有针砭，显示出研究者诗人的素养与追求。
作为文学变异体的夏目汉诗
夏目漱石汉诗中的中国因素，是相关研究者此前比较集中的研究课题。说起来，索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因素，几乎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最为常见的风景。迄今为止，众多的研究能否一一令人信服，以及其意义到底何在，鲜有人追问深究。日本汉诗，作为一种汉字写就的诗歌艺术，其本身发源于中国古代格律诗，在形式、内容、审美趣味上沿袭、蕴含中国文化的因素，自不在话下。那种通过遣词造句、意境风格等等的比对，说明夏目受到某某中国诗人的影响或者与中国文化存在关联这样的研究，难免有似是而非、隔靴搔痒之讥。
比较文学，比之于“求同”，更有意义的无疑是“见异”——是在看似相同的文学现象下，探寻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相异之处，还有那种同中见异的“关系”。比如，面对“爱情”“生死”“苦闷”“超越”“隐居”“出世”等人类共同的命运主题，在基于人类情感“人同此心”的高度可比性基础上，如何探究与揭示各民族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吧。这让我想起日本诗歌研究者的一个论断：
美这种东西，必定不会仅仅通过清晰表现在外观上的色彩与形状来决定，而更应该通过不能简单测量的深度、高度和渗透度等尺度来测量。（大冈信：《日本的诗歌——其骨骼和肌肤》）
大冈信说的主要是针对日本的和歌与俳句——除了视觉与听觉之外，味觉、嗅觉、触觉等也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参与创作和欣赏。借用此语，我想说，一个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就是要去发现隐藏在跨民族、跨文化的文学文本内部的“隐形尺度”。具体到夏目汉诗，就是要透过“汉诗”这种中国的形式，去发现不同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特异性——它的遣词造句，它的抒情方式，它的同样的汉字词汇与意象所蕴含的不同的“和习”“和臭”的意境，等等。本书致力辨析所谓“变异体”文学文本的意义，就是出于这样的思路。
夏目漱石的汉诗是东亚汉文学、汉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说是在日本的中国传统汉诗。……日本文化从来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和继承者，传统中国文化也未曾仅仅以影响的姿态凌驾于别的文化之上的。（8月22日诗）
辨析、揭示“和习”“和臭”的诗意特征，是体会日本汉诗这种文学“变异体”的重要途径之一。举个书中的具体例子来说，8月29日的夏目诗：
不爱帝城车马喧，故山归卧掩柴门。
红桃碧水春云寺，暖日和风野霭村。
人到渡头垂柳尽，鸟来树杪落花繁。
前塘昨夜萧萧雨，促得细鳞入小园。
诗中用了“车马”“柴门”“霭村”“垂柳”“落花”“渡头”“小园”等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编织出一幅意念中的归隐图。中国读者一眼看去，很容易见到陶渊明、王维等人隐逸诗、田园诗的影子，而作者把这首诗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之一》《饮酒其五》、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著名文本比对分析，深层挖掘，丝丝入扣地指出了中日三位诗人在归隐的境界、写作的姿态和文学的表现力等方面的同中之“异”，读来可谓诗心馥郁而意趣迭出。这里不一一赘述，有识诸君可从书中读取。
以诗心求索诗心，还原夏目汉诗的文学性，阐释夏目汉诗作为“文学变异体”的特质，向着这个目标，作者的努力贯穿全书，跃然纸上，这样的学术探求也还将继续。
最后，必须说，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与日本文学，我只是一个阅读者和爱好者，广生以他的书稿索序于我，我将读后感写出，借此就教于作者和读者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