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授业 学通中西——陈瘦竹创作及学术道路溯源

良师授业 学通中西——陈瘦竹创作及学术道路溯源

作者:张红扬第497(2020/04/15)期

    陈瘦竹先生

    钱穆《指导中等学生课外读书问题之讨论》

    1926年《弘毅月刊》

    陈源在《中央周刊》上为《春雷》撰写的书评


  2019年11月29日,早期新文学作家、著名戏剧理论家,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瘦竹(1909—1990)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文学院隆重召开。

  陈瘦竹原名陈定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新文学创作,自40年代始并持续半个世纪致力于现代戏剧研究。曾任国立编译馆编译、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师、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

  陈瘦竹以乡土文学创作进入文学圈,对本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对于西方文化也有深厚的学养,尤以对西方戏剧及理论的翻译和研究为学界所尊崇。陈瘦竹的创作和治学体现了近现代杰出学人“睁眼看世界”的特质——既根植于深厚的本土文化之中,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西方文化精华,从而具有广阔的国际化视野。

  瘦竹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先生纪念会之际,感怀教诲其时,亦想起瘦竹师晚年对他自己老师——钱穆和陈源二先生的感念。瘦竹师之所以能够在东方和西方、古典与现代的参照下进行创作和研究,除本人天资聪敏、勤奋努力外,国学西学均受教于良师也是重要原因。

  钱穆亲授经史子集

  陈先生在自传中说:“我是江苏无锡人,1909年11月29日(清宣统元年十月十七日)生于农村南陈巷贫苦农家。”“1924年我考入在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因为该校不收学膳杂费,只花极少的钱,就可上学。”(陈瘦竹:《陈瘦竹纪念集》)省三师创建于民国之初的1911年,当时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学校,素以卓越的文史教育著称。民国三年(1914) , 教育部组织了对师范学校的学务考察, 检视了江苏的师范学校后认为:“校风严整, 学科完善, 以无锡第三师范为优。”(视察学务总报告,琚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 师范教育》)

  名校必有良师。钱穆便是省三师的良师之一。1923年,该校资深教席钱基博推荐钱穆到此校任教。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自1923年起共在省三师任教5年,后于1927年秋转入江苏省立中学任教。1930年因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厚积薄发而一举成名,历任燕京大学讲师,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1949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终成著作等身贡献卓越的国学大师和历史学家。钱穆与陈瘦竹有过4年的师生缘分。陈瘦竹清楚地记得:“钱穆(宾四)先生教《论语》《孟子》。(让我们)学古文,背诵经史。”(陈瘦竹,“《春雷》重版前记”,《戏剧理论文集》)正是在陈瘦竹考入省三师的1924年,钱穆撰写了《指导中等学生课外读书问题之讨论》一文,以问答的方式详细地介绍了他在省三师的教学方法:

  “本校各级国文,除精读选文外,每学年由校指定课外读书一种,为共同之研究”。分前后两期,“第一年读《论语》,第二年《孟子》,第三年《史记》;后期第一年《左传》,第二年《诗经》,第三年《诸子》规定老、墨、庄、荀、韩、吕、淮南、小戴礼、论衡九部,由学生选其一部或两部。”略读时间,除第一年有课内讲解外,统于课外行之,而课内加以讨论。“例如,”前期第一年,指定读书:《论语》。本学年每周国文课九小时,《论语》研究占两小时,由教师将《论语》分类选钞,印发讲义,并附简注。其分类大略如下:1. 孔子之事迹。2. 孔子之性情及其日常生活。3. 孔子之弟子。4. 孔子之学说——(1)政治论。(2)道德论。以上选材,间亦旁及《左传》,檀弓诸书。所发讲义,先期预习,再于课内共同讨论。其主旨在养成学生有系统的读书之方法,并注重事实的考察与整理,以为以下五年自由研究之基础”。“前期第二年,指定读书:《孟子》。研究占两小时,除《孟子》原本外,兼发补充及参考之讲义。每周由教师先发本周研究进程表一份,指定研究章目,并开示笔记大纲,由学生于课外修习。堂课两时,为质疑问难共同讨论及教师公共指导之时间。”“本学年主旨,在继续上学年指导学生有系统的读书之方法,并注意养成其做读书笔记之能力。”(《教育与人生》周刊,1924年第四十三期,550版)

  1922年11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 即所谓“新学制”, 又称“壬戌学制”, 它对过去的学制作了较大的改革,基本采用美国的“六三三制”, 即小学六年, 中学三三分段。钱穆此篇文章中的教学规划即是根据中学6年的学制来安排的,《论语》和《孟子》为学生入学后头两年的指定阅读国学经典,在整体国学课程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这两门课程的教学采用课内外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在课外阅读的基础上,于课上再加以每周两小时的讲授、讨论及研究。从钱穆上述所列的详细教学计划中可以看出,教师对于所授课程内容须先加以分类,然后按照类别加以简要注释,并印发讲义发给学生。学生须先于课外预习,后再于课内加以讨论。钱穆在教学中不仅注重内容的讲授,而且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例如,第一年《论语》教学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系统的读书方法,并注重事实的考察与整理,为今后五年的自主研究打下基础,第二年《孟子》教学的目标除了继续上学年培养学生系统读书的方法之目的外,并培养学生做读书笔记的能力。

  清末民初创建的师范学校课程一般有:修身、读经、教育、国文、习字、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等。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经学的衰落,“读经”课程遭人诟病, 因此大多数师范学校都取消了这门课程,但省三师在顾倬校长和钱基博等人的坚持下,“读经”之事, 一直延续到壬戌学制全面推行才告中断。(傅宏星:《钱穆〈师友杂忆〉三师事迹补正》,《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期)从钱穆文章中可以看出,省三师虽然取消了读经课,但将读经课的内容揉进了六年的国文课程中了。这种强调国学经典的教育方式,在当时即遭到不少质疑,认为省三师国文课“指定各书偏于古代,对于时代精神似相背谬”。钱穆对此质疑的答复是:

  “此亦事实问题。所选既少,取舍不得不严。《红楼梦》《水浒》非不佳,较之《史记》,《左传》究竟何种更有研究之价值?近人翻译的或创作的新文学如周作人之《点滴》,鲁迅之《呐喊》等非不好,然较之《诗经》究竟何种更为有指导之必需?兼鹜旁趋,既无成效,舍彼就此,谅所首肯。”

  “本校前二年先读语、孟,别有理由。”“选择标准,须求其近于根本的。要读程朱、陆王尊孔的书籍,和现代的胡、陈诸君非孔的言论,究竟先须读语、孟本书。选择标准须求其近于普遍的。近以《附掌录》,《魔侠传》,宋词、元曲、王充《论衡》,崔述《考信录》等列为中学课外之读品,究竟较之语,孟,孰为有更普遍之价值?选择标准须求其近于永久的。易卜生之戏曲,较之莎翁孰为更永久?近人之冬夜,草儿,飞鸟,新月较之陶,杜、又孰为更永久?平心而论,苟须一读古书,语、孟自当首选。”

  陈瘦竹晚年回忆,宾四先生不仅讲授经史子集,且要求学生背诵经史,文言写作,这种教育方式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但另一方面,古文远离现实人生,青年学生未免感到枯燥,且不能满足他们对现实世界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尤其陈瘦竹在省三师求学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不久,虽无缘参加其间,但通过报章杂志等也受到莫大影响,并对五四新文学青年作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在省三师的课堂上学不到的新文学,课余陈瘦竹读遍了图书馆的新文学刊物,也常常去学校北门附近的一家书店“看白书”,阅读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作品。陈瘦竹当时不喜欢创造社出版的那些毛边书,因为纸页尚未切开,不买就无法白看。

  省三师当时形成了浓厚的新文学创作风气,大家竞相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在学生会主办的《弘毅月刊》上发表。如在1926年5月1日出版的《弘毅月刊》上,可以看到陈瘦竹以其当时学名陈定节发表的小说《病的我》,其时17岁。小说主要描写病中的游子对家乡母亲的思念,技法较为浅稚,但由于脱胎于自我的经历,倒也真情实感。同一期上还有钱基博的《论语文衡》和诗作,以及陈瘦竹兄长陈望绅的两篇文章(陈望绅,笔名陈瘦石,曾翻译《共产党宣言》)。钱基博和钱穆等先生虽有厚古薄今之偏向,但其时学校的风气倒也民主宽松,无名学子的小作和已有文名的先生的大作赫然列于同一刊物,且编排只论主题不论长幼,这种做法倒也清新可喜。

  1928年,19岁的陈瘦竹在上海《泰东月刊》发表《红豆》《深谷》《强盗》《钟声》等短篇小说,并由上海励群书店出版了中篇小说《灿烂的火花》。创作热情勃发,一发而不可收,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后又转向戏剧研究之路。回顾陈瘦竹一生,青少年时期在省三师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始终是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乃至人生航程的压舱石。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作家,因出身农家而在作品中对农民怀有天然的同情心,同时也显现了儒家的“仁者爱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陈瘦竹对于西方戏剧的介绍和研究常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比互鉴中进行,目的在于构建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理论体系。先生博闻强志,讲课声调抑扬顿挫,节奏鲜明,要言不繁;先生的论文文气雄健,严谨方正,议论精辟,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和影响力,这一切,与青少年时期在省三师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及打下的古典文学基础是分不开的。

  在1937—1945年全民抗战的时代,陈瘦竹随国立编译馆迁到武汉,后又去江安国立剧专。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撰写了长篇小说《春雷》,以及《湖上恩仇记》《入伍前》《三人行》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以表现苏南人民抗日为主题,凸显了“士不可不弘毅”的民族气节。“弘毅”二字,是省三师的校训及校学生会刊物的名字,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陈源的西学训导和鼓励提携

  1929年秋,陈瘦竹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意欲学好外文多读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以便提高创作水平。一年级第一学期,便有陈源教授的外国文学阅读课程。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1922年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与徐志摩、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并主编《闲话》专栏。1927年与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后定居伦敦。陈瘦竹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写他的老师:

  因我早已读过他的文章,似乎很熟,其实并不认识他。所以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等着他来上课。他中等身材,穿着半旧浅灰派力司长袍,头发浓黑,脸貌清瘦白皙,金丝边眼镜里透出锐利坚定的目光,上嘴唇留着整齐、发亮的短须,神态沉静文雅,说话比较缓慢,不苟言笑;“国语”并不纯粹,带有无锡口音。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难于亲近的老师。他在简单介绍了作者及其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后,轮流指定学生站起来读一段原文,然后口译成汉文。凡是学生译错或含糊其辞的时候,他就随时打断,提出各种问题要求回答,实在回答不出,他才给与解释。开始我们都很紧张,有点怕他,上课几周以后,我们才感觉到这位老师学识渊博,态度谨严,经他指点,茅塞顿开。一个学期读那部小说(19世纪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女作家乔治·艾略特著《织工马南传》,Silas Marner, 1861, by George Eliot, 1819—1880)之后,英语阅读能力和艺术欣赏水平都有提高。相处较久,我们觉得他并不高傲、冷淡,他的脸上有时出现笑容,倒也和蔼可亲。二年级时,他教我们翻译课:英汉和汉英互译。

  陈源的严格训练切实有效地提高了陈瘦竹的英文水平和西方文学鉴赏水平,为他以后的生活就业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后即考入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自此时起,翻译、介绍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及戏剧作品,并致力于借鉴西方戏剧理论构建中国的戏剧理论体系。

  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南京大学教授赵瑞蕻对于陈瘦竹在外国文学及戏剧介绍和研究方面的贡献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回忆道:

  我是从1943年创刊的《时与潮文艺》(当时大后方一种很有影响的大型文艺的月刊)上知道他的名字,陆续读到他在这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例如《象征派剧作家梅特林克》《法国浪漫主义运动与雨果的〈欧那尼〉》),他翻译的肖洛霍夫的《为祖国而战》和《顿河保卫战》等。肖洛霍夫这两篇报告文学,陈先生是从苏联文学(英文版)上译过来的,很受欢迎,对当时我国抗战和反法西斯斗争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后来,我读到了陈先生译的雨果《欧那尼》(Herrani)和萧伯纳的《康蒂妲》(Candida)。前者曾有曾朴先生的译本,但我看了陈先生翻译的本子,感到语言生动流畅,适合于上演。他那篇引言介绍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和雨果生平,尤其是关于“欧那尼之战”前后情况的评述详细而精当,是一篇很值得一再读的外国文学的好论文。陈先生当时以及解放后的其他有关外国文学的论著诸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及其代表作《奥狄普斯》《美狄亚》等、莎士比亚《马克白》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易卜生《玩偶之家》(后来他出版了一部研究专著)、奥尼尔和高尔基的剧作,以及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等等几十篇都是精心之作,表现了一位对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戏剧有着湛深研究和广博修养的学者专家一生的实绩,对中外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陈源对于陈瘦竹文学创作的爱好也鼓励有加。随着对陈源的不断了解,陈瘦竹发现,他虽然自己不从事文学创作,但非常关怀这一事业。偶尔去先生家里拜访,总能发现沙发茶几上摆满各种文学刊物。陈源是较早发现沈从文文学创作才华的人,常在其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刊载他的小说。1930年,陈源极力推荐沈从文到武汉大学任讲师,为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在旧中国,小说家的地位很低,沈从文能走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讲坛,与陈源的努力是分不开。陈源的爱才之心和重视文学创作的态度被陈瘦竹看在眼里,于是,原不敢把自己写的小说拿给陈源看的陈瘦竹,毕业前也大着胆子送一篇小说给他看——

  他约我三天以后到文学院长办公室去找他。我如期前往,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原稿还我,没有说一句话,我想那一定是写得太糟使他懒得批评,我没有勇气向他请教,拿起原稿准备离开。而他却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写得不错,我给你介绍到上海去发表。” 这就是发表在《申报月刊》上的《巨石》。

  《申报月刊》是当时上海的三大杂志之一,它创办于1932年,起初是《申报》六十周年的纪念刊物,因其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很快成为独立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刊物。陈源的赏识进一步增强了陈瘦竹文学创作的自信心,于是更加发奋创作,1933—1941年九年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在25篇以上,1941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春雷》。陈源在1942年5月的《中央周刊》为《春雷》撰写书评,充分肯定了小说的抗战主题,认为其中对于乡村人物的描写是作者的长处,同时也指出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缺乏经验等问题。陈瘦竹对于恩师的关怀和提携一直铭记在心,晚年在《〈春雷〉重版前记》中特别记叙此事以为纪念。这篇文章除了感怀师恩外,对于陈源1943年以后在海外的情况也做了介绍。陈源虽侨居英国,但心怀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著名地质学家、好友李四光意欲返回祖国,陈源及夫人凌叔华积极相助。为了李四光及家人的安全,陈源夫妇建议李四光绕道瑞士归国,李四光匆忙离开后,夫人凌叔华又将李四光全家未及带走的什物,专程从英国送到瑞士。李四光夫妇回国后,非常感激陈源夫妇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在六十年代初期,陈源多次表示想回到祖国,周恩来总理曾有指示,欢迎他们归来。后来由于“文革”的爆发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1979年至1981年之间,陈源女儿、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陈小滢及其汉学家夫婿秦乃瑞(John D. Chinnery)教授曾到北大访学,也算是替父辈实现了回祖国看看的遗愿。

  学者必严其师

  欧阳修有云:“古之学者必严其师”,意即读书人必须有严以教之的老师。钱穆和陈源都是严师,瘦竹师本人也是严师。1985年,我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首届推免的两个研究生之一,有幸投入瘦竹师门下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当时陈先生已经76岁了,且视力极其微弱,晚年不少论文都是先生口授,由夫人沈蔚德教授或学生助手笔录成文的。此与钱穆晚年目盲不能握管,由其口述,夫人将其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记录成文的情景何其相似。记得第一次拜见陈先生时,他就对我们提要求说:“我现在每天读书写作11小时,你们起码也要9小时吧!”当时虽年轻贪玩,但知师命不可违,或多或少勉力为之。日积月累稍见进步时,先生则肯定鼓励有加。“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以厉”,严格教导中有殷切关怀,能够遇见瘦竹师这样的先生,也是我的幸运。(张红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