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10日至12日，德语作家卡夫卡给父亲写了封长达45页（打印版）的信。如同卡夫卡难以名状的身份一般，这封信在其众多作品中亦显得十分突兀：它既是“一篇有关社会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的论文”；也是一篇向父亲的“暴行”发起控诉、富含详实罪状的檄文；更是卡夫卡在病重时，想为早已布满伤痕的父子关系做“孤注一掷”修复的宣言书。而就是这样一封鼓足勇气、饱含复杂情感并承载着想与父亲和解的强烈愿望的家书，却被母亲以“恐得罪父亲”为由退回，这不仅让这封弥漫着负罪不安、诚惶诚恐的信件成为一纸空谈，更无情地遮挡住了缓解父子关系的微光。虽然在信的结尾，卡夫卡凭着对父亲惯常的了解，“大胆而又真实地”勾勒了父亲在阅读完这封信后的“自我辩解”与“嘲笑讥讽”，但虚构并不等于事实，甚至最符合真相的虚构也可能与事实“差之千里”，父亲真正的答复已成为永恒之谜，即使大多数读者都会默认卡夫卡的“虚构”，但卡夫卡在心中依然期盼着父亲读完信后的真实反应，哪怕是与他的“虚构”完全重合。
“被偷走的孩子”
卡夫卡曾用“从摇篮中偷走陌生人的孩子”来形容用德语写作似乎是对他犹太人身份的背叛，但卡夫卡何尝不是另一个“被偷走的孩子”：他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早早就习惯了孤独和父亲的责骂，就像“被收养的孩子”一样感到恐惧和无助。卡夫卡与家庭的“生疏”也反映在在父子间的差异上，这无疑也是卡夫卡的痛苦之源。在《致父亲》中，卡夫卡就将自己与父亲做了比较：“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在更衣室里我已经自惭形秽，而且不仅是对你，而是对全世界，因为你在我眼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身体上巨大的差异已经让卡夫卡备感羞愧，但是在精神上，父亲那“暴君”般的统治权威已经让这种“荒唐”的父子比较丧失了意义，因为来自父亲的每句话都不啻为“天谕神示”，而懦弱的卡夫卡早已失去了较量的筹码，只能摇尾乞怜般寄生在父亲的施舍下。
此外，卡夫卡对父亲的生疏也表现在对其教育方法的质疑上。虽然父亲因忙于经营商店而未频繁地出现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但些许的参与就已经让卡夫卡难以招架：“凡是端上桌子的东西，都必须吃光，对伙食的好坏不可以说三道四——可你自己经常认为菜没法吃，并称之为‘饲料’。”“骨头不可以咬碎，你却可以。醋不可以咽下去，你却可以。”“必须当心别让残食落在地上，但你的脚底下却落得最多。”这一个个振聋发聩、言行不一的命令让卡夫卡恍如站在“法的门前”，他想越过法门，遵守为他定下的“法规”以讨法官的欢心，但这样却与法官自己的做法背道而驰，进而无法成为像法官那样“崇高”的人。于是，进退维谷的卡夫卡只能无奈地道出：“只是由于这个对于我来说具有极大权威的人自己并不遵守他给我规定的条条，这些小事才给我造成心理阴影。”卡夫卡提出的“三个世界说”表明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与父亲的世界相融合，只能被父亲制定的各种“法律”囚禁在“流放地”，绝望地看着高高在上的父亲和那些“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第三世界里的人们。不仅如此，卡夫卡也被剥夺了“讲话的权力”，父亲的一句“‘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不仅让卡夫卡所生活的“第二世界”如同真空一般阻断了一切声音的传播，更像一针麻醉剂注入卡夫卡的大脑，彻底摧毁了他思想的堡垒，最终卡夫卡“沉默不语”了。卡夫卡这个“被从陌生人的摇篮里偷走的孩子”，在一套与自己天性截然相反的“规矩”下，被斥骂、威胁和讥讽哺育成长，可“这么一个产物却使你深感不快，你甚至无意识地否认这是你的教育成果”，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强大的“畏父”与微弱的“叛父”
艺术对生活的映射毋庸置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父子冲突”的主题从未缺席，无论是《判决》中格奥尔格对父亲无条件的服从并最终接受对其“死亡”的审判，或是《变形记》中老萨姆沙因儿子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所带来的家庭变故而表现出的鄙夷与嗔怒，还是《司炉》中因犯错而被父亲放逐到美国的卡尔依然将与父母的合照视为精神寄托，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根植于卡夫卡与父亲的紧张关系，然后被置于一个个或夸张、或荒诞、或悲凉的框架中显现出来。同这三部作品中强大的父亲一样，卡夫卡的父亲也是一位“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的暴君，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任何见解都是发病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他的自信之强，使得他的“思想根本不必前后一贯，也照样永远是正确的”。而卡夫卡只能在父亲触及不到的狭小空间里小心地挪动着，就像变成甲虫后的格里高尔只能蜷缩在幽暗的卧室里，不敢越雷池一步。
歌德是卡夫卡喜爱的作家之一，而颇为巧合的是，卡夫卡那种对父亲既惧怕又依赖的关系与歌德《浮士德》中浮士德与魔鬼靡非斯陀的关系如出一辙：满怀抱负的浮士德一生受制于靡非斯陀与上帝签订的赌约，他虽然能获得自由和实现愿望，但浮士德始终被死后失去灵魂的诅咒所缚，所以每次靡非斯陀的出现既是在给予他满足，也是在提示其生命的归宿，让他明白再多的满足也会在赌约生效时化为泡影。而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赌约则是他们无法割断的血脉亲情，卡夫卡的父亲虽然也给予其写作的
自由、职业的自由，甚至是婚姻的自由，但是却不乏冷漠、摧残与嘲讽：把书“放在床头柜上”是对卡夫卡小有成就的虚荣心和抱负的巨大伤害；法学专业是卡夫卡被父亲废除了职业选择的能力后“顺理成章”的结果；卡夫卡在经过焦灼的心理斗争后定下的结婚意图，被父亲的一句“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选的上装，布拉格的犹太女人是懂得这一套的”的讥讽彻底击碎。父亲的确赋予了卡夫卡些许自由，但坚决不施舍任何的认同与赞许，就像魔鬼靡非斯陀虽然满足浮士德一切世俗的享受，但依然用赌约在警示他这享乐的虚无，因为死后灵魂的欢愉才是永恒、终极之乐，而卡夫卡的父亲正是用天赋的权威身份来操纵着卡夫卡的悲喜，用决绝的否定和贬低来阻止卡夫卡在自由的愉悦中达到极致。
除去歌德，尼采对卡夫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其“上帝之死”所引发的对于权威的批判也成为了卡夫卡“叛父”念头最直接的源泉。在作品中，格里高尔的变形、卡尔被中年女仆引诱等，都可以反映出“叛逆”的种子已经被卡夫卡埋下。而在生活中，卡夫卡也坦言会对父亲身上的“一些小小的可笑之处进行观察、搜集和夸张”，来制造一些“窃窃私语和寻求乐趣的机会”；但被父亲发现后，除了受到被斥责“恶毒、不尊重”的必然惩罚外，来自父亲猛烈的反击手段更是让卡夫卡痛不欲生。显然，“叛父”的微弱行径并不能丝毫伤及“畏父”的坚固根基，反而让父亲头上“神圣的光环”更加耀眼、夺目。
“哄赶者”扼杀了“真和解”
在《致父亲》中，卡夫卡虽鲜有谈及母亲，但每次的叙述既准确又深刻。卡夫卡无疑是怨恨母亲的，他认为母亲在他与父亲的关系中“扮演了狩猎中哄赶者的角色”：每当父子冲突发生时，这个忠于丈夫、任劳任怨的犹太女人定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卡夫卡父亲那侧，即使理智与判断让她有所迟疑，但双脚却不由分说地向丈夫挪动，而她只能在事后以“温柔体贴、谆谆劝诫、说情”把儿子在与父亲的冲突中所产生的“抗拒心理、反感甚至仇恨”“消弭于无形之中”，于是卡夫卡又回到了那个再熟悉不过的“父子之圈”，这让他不由地悻悻道：“本来我也许可能会突破这个圈子的。”
而母亲何尝不是家庭的另一个受害者，但由于她对婚姻的信念、对丈夫的忠实和对家庭的无私，她不会对丈夫和孩子中的任何一方有所怨恨。卡夫卡清楚地知道母亲的处境：“人们永远记得，母亲在家庭中的位置是多么的痛苦，多么吃力。她为商店、为家务辛苦操劳，家里每个人每病一场她都比病人多受一倍的罪。”但卡夫卡也凭直觉发现：“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你结合得更紧密”“她一年比一年更彻底地对你关于孩子们的论断和裁决盲目地加以接受”。于是母亲便成了父亲与孩子共同攻击的对象，而让母亲在双重折磨下默默承受的强大力量正是来自于“对我们大家的爱和这种爱所带来的幸福感”。虽然母亲一直完美地遵循着自己的本分，但正是这种“恪尽职守”始终精妙地维系着卡夫卡与父亲之间不平衡的关系，任何一方的轻微摆动都会被母亲温柔地修正——正如卡夫卡希望凭《致父亲》来试图与父亲和解时，母亲也在最后一刻加以制止，因为她虽然不能正确地、有效地调节每一次父子冲突，但她依然可以熄灭任何一个可能引燃冲突的火苗，即使这火苗多半是儿子点燃的。
父亲对这封信的真实反应早已坠入未知的深渊，但我们很难不去设想：假如读了儿子长达几十页的间接控诉，父亲骄傲自大的内心是否会有稍许触动？特别是看到儿子在信的结尾已经给出他预想的父亲的反应时，父亲是否觉得自己在儿子面前早已是透明之身，是否会对儿子那被低估了的智慧有重新的认识？是否会考虑真心地赋予儿子“继承权”，因为儿子或许有希望达到他那“高不可攀”的标准？而这一切的可能都随着母亲“好心的”拒绝而倾覆。
卡夫卡创作于百年前的家书让读者有幸一窥其与父亲既紧张又复杂的关系，也为卡夫卡作品的深层解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卡夫卡的父亲或许一生都未曾了解他给儿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因为他曾亲手让卡夫卡失去了在他面前“发声的功能”。而这封家书则无疑是一个沉甸甸的扬声器，它大声地诉说着儿子的委屈、控诉、和解，以及一丝丝对父亲甜蜜的回忆。虽然卡夫卡在信件末尾给出了父亲在阅读完这封信后最可信的反应，但在《在流放地》中，或许我们会找到另一种可能：军官在释放了被审判的人后，亲自体验了那台用来折磨和处决犯人的机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醒悟，更是犹太父辈与子辈和解意愿的有力证明。
（本文为2018年度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犹太作家塞林格与卡夫卡的精神危机研究”［项目编号：1353MSYYB053］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