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乔治·弗洛伊德的黑人死了。
这个偶发事件如一点星星之火，落到了一堆干柴之上。美国普通民众，尤其底层民众压抑已久、累积已久的不忿、不满和不服，冲着“种族歧视”和“执法不公”熊熊燃烧，迅速蔓延全美各地。而我在美国工作、生活近三十年，对“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一度是缺乏切身体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警察有相当程度的好感。我见过他们从大树上将邻居的猫抱下来，见过他们帮助抢救突然晕厥倒地的路人，我自己某天被医生送去住院，也是警察到家里去照料我那个当时只有八个月大的幼儿……。因此，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正义”和“公正”的化身，是由纳税人供养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群体。
直到某个秋日的中午，我被一辆警车半路截下来。
他们有他们的圈子
新泽西州，三线并行的高速公路，我开在最左边的线上。一路秋空澄净，视线之内没有任何障碍，我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到最大，踩在油门上的脚不自觉地越来越重。
等我意识到后面尖锐的警笛声是冲着我来的，才脑袋里“嗡”的一声，下意识地觉得应该立刻停下来，于是减慢车速，顺势停在左边的路肩上。谁知后头的警笛不仅动静更大，还加上了高音喇叭，警察吱哩哇啦地对我喊话。我六神无主，好不容易才弄明白那些语调十分严厉的祈使句，是在重复地命令我：“停到右边去！！”
我赶紧把车重新发动起来，横过公路，到右边路肩停下，打开车窗。到那一刻为止，我已是一个有12年驾龄的老司机，连违章停车的罚单都没见到过。
当那个威风凛凛的年轻警察
一下子递给我两张罚单——“超速驾驶”，加上“妨碍交通”，我依然反应不过来，只是忍不住问他：“刚才，我为什么不可以停左边？”
他说，听到警笛，本来就应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到道路右边停车”！并质问我：“你怎么考的驾照？！”等到确认我是真的傻，并没有“存心和警察作对”的胆量，他沉吟了一下，要回那两张罚单，在其中一张上作了一点改动，然后特别交代我说：“记住，不要付这两张罚单。按上面的指示，联系指定的法院。”
好吧，我老老实实地照做。和法院联系的结果，是安排我一个多月以后，去上交通法庭。开庭那天，是圣诞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法庭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点心和饮料。
法庭上，法官用很重的纽约黑人口音，指示我先去和公诉人协商，不必等候他本人亲自审理。又等了足足两个多小时之后，我才见到了那个公诉人，他和几个警察一起，坐在房间正中的长方形大桌后面。那公诉人的脸型狭长，头发灰白，蓝灰色眼睛看人非常专注，但持续的时间非常短——你还来不及捕捉那目光里的喜恶，他的视线已经转移了，让我立刻联想起一个词：狐狸。
“我想为自己得到的两张罚单作出若干解释……”我在狐狸对面坐下来。
“你的确需要解释。既然是‘超速驾驶’，怎么会‘妨碍交通’？你是怎么做到的？”狐狸问，打断了我还没开始的陈述。
警察们闻言先笑了起来，问他：“够可以的！她撞上谁了？”
“布莱恩·斯蒂文森，”狐狸说，“州政府那边的人。”
美国没有统一的中央警察机构，从各州到各市、郡、县，警察局直属地方政府，不存在垂直的上下级关系。这里是市政府法院，狐狸他们和那天逮着我的州警不是一拨。狐狸从罚单上抬起头，问：“你的确没有藐视执法警官？”
“没有啊！”我哭丧着脸，刚准备再解释，狐狸已经示意我不必罗嗦，说：“你看起来也不像”，而且，“眼看到圣诞节了”，宣布取消那张“妨碍交通”，同时把另外那张超速的罚款金额减到最低。旁边的警察同志们取笑我：应该罚你再考一次驾照！
而我心里只是嘀咕，不是都说涉事警察不到庭，罚单就自动作废的吗？可我不敢再追问。脑子里隐隐约约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之内，他们彼此之间不管是否相识，是否有合作关系，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主动互相维护。面对这个圈子以外的人，他们判断是非黑白的尺度并不总是很理性、很客观的，也并不见得完全遵循制度或规则，而掺杂了很多个人的、主观的，有时甚至可能是情绪化的因素。
大圈子外围的小圈子
“双罚单”事件并没有直接冲击我对警察的良好印象。在新泽西定居日久，我参与当地政府机关的一些活动渐多，上下课之余，也经常独自开车跑来跑去。
那天傍晚，我并没有超速。在城间公路上爬上一个大坡，我松松地把着方向盘，任车子滑下坡去，滑过红绿灯，左转。道路是很熟悉的，我心不在焉，根本没看见在我滑过去之前，已经是红灯了。偏偏紧紧跟在我后面滑过来的，正是一辆警车。
于是，一点儿悬念都没有，我旋即被尖利的警笛逼停在路边。全副武装的警察从我打开的车窗俯下身，发出千篇一律的指令：“驾照、保险卡和注册登记！”
我取出方向盘下面小格中的深蓝色小文件套，和驾照一起递给他。文件套里，除了保险和注册登记，还多了一张卡片，普通信用卡大小。正面是飘扬的美国星条旗衬底，印着一枚某市警察局的警徽，右下方标注着年份。背面，有一个大大的签名。
警察看了一下那张卡，问我：“女士，您这张卡是哪里来的？”
“XX市的XX局长先生给的礼物。”我照实回答。
他点点头，把东西装回小文件套，返还给我：“开车小心些，再见，女士。”
这是两个月前，XX警察局长在就职典礼上亲笔签发的小卡片，给为他竞选助力的人们做纪念，现场拿到的有一百多人。到此刻，我才明白这张卡片远高于“纪念”的作用。不久，我的学生卡洛琳又告诉我，这一类卡片有很多种，还有等级差别。
卡洛琳来自弗吉尼亚，她哥哥是当地现任警官，给了她一张“警察亲友卡”。靠着这张卡，她从未接到过什么交通违规的罚单。她说，美国各地的警察局、警察工会、兄弟会、警探养老协会等组织每年都会发放类似的小卡片，供圈内人发放给自己的亲友和关系人。
这些卡片表面上不附带任何承诺，却在大众的范围内画出了一个个小圈子——一个个与警界那个大圈子相勾连的小圈子，持卡人由此拥有了某种程度上被豁免的特权，凡遇到“麻烦”，可以得到逃避法律制裁的机会。这是警界默认的“潜规则”。当然，连我一个新移民都能见识到的卡片，不可能是什么秘密，也必然会引起民众对“潜规则”的质疑和不满，BBC曾经就此事公开采访过警界要人们。报道中，时任纽约市警察工会发言人的AlO'Leary强调，这些卡片仅具备“公关”作用，没有“豁免”功能。
可是，尽管我无法考证自己手中的那一张属于什么级别——除了交通违规之外我也没本事犯下更出格的事，无法确定那张卡片到底能“豁免”到多大范围，但我知道，它的的确确是“管用”的。我的那张卡，有效期两年，两年后XX局长再获连任，我又拿到一张新的。每次开车违规被拦下来，得到的都不外乎警察们客气的微笑：“小心开车，女士，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我因此开车相当嚣张，前后四年有余，直到遭遇卡尔特警长。我习惯性地超速，被拦下来以后，习惯性地递上那个深蓝色小文件套。他取出小卡片以后，沉默片刻，对我说：“我叫卡尔特，是XX区的警长，请您记住我的名字。您是警察的朋友或亲属，就更应该懂得遵守规则、尊重法律，是吧，女士？”
陡然间，我满脸涨得通红。如果说最初拿到那张卡，我并不确知它的效力，但后来把着方向盘猛踩油门，有恃无恐，无疑是因为拥有“特权”。所谓“特权”，指的是某种权利、优势或豁免权，仅供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获取与使用。这个词作为学术概念，不论在哪一门学科的范畴内，都被用于描述社会不平等现象，我也不是不懂。当旁观别人使用“特权”，我也满心不忿，但当自己拥有了“特权”，便毫不犹豫地纵容了自己。
“超速是有生命危险的。”卡尔特警长说。他最后也没有给我开罚单，但收走了那张卡。
我明白他是对的。卡尔特是一位眼睛里不容沙子的正直警长。然而，卡尔特不见得代表了警察群体中的大多数。2018年初，鉴于小卡片牵扯的种种弊端，已经导致警察执法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纽约市立警察工会决定减少小卡片的发放数量。消息一出，现任和退役警察们一片哗然。在他们看来，“警察”是一项高危职业，附带着明显的生命威胁，因此他们以及他们身边的人，理所应当拥有并保持某些“特权”，不能被约束，更不能被质疑。
大小圈子的里里外外
搬家到纽约州以后，我进入联邦监狱教书。在这个极端特殊的教学环境里，我看到了更多大大小小的“警界特权”如何若隐若现，如何盘根错节。
那天清早，我开车去监狱。我自从被卡尔特警长教育过以后，开车小心得多了。所以，当一辆警车追过来逼停了我，我并不心虚，只是疑惑：“我做错什么了？”
“没有，”他板着脸，很从容地回答，“只是查验一下。”
只是查验一下？！我惊讶地看着他。为什么？凭什么？他没有解释，因为毫无必要。他是执法者，他有权利“认为”我必须接受“查验”。而配合执法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我们没有权利质疑他的“认为”。
他的“查验”，让我整整迟到了17分钟。大厅的守卫女警得知我迟到的原因，问道：“是哪里的警车？”
“是前面镇上警察局的。”我说。
“今天没什么特殊状况啊，”守卫打开面前的电脑确认，笑起来，“的确没有。那位警官大概只是一大早起来心情不好。等我来打个电话，以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
我的所有资料在她手头有存档，包括车牌号，她顺手就把电话打了。“这是我们的人。”她说。连小卡片都不需要了，我又被划进了“圈子”的外围。然而，执勤巡警随意拦截路人，根本不需要正当理由，是合理的吗？门卫女警的电话知会，是合法的吗？我成年累月往返于这条路上，如果我车上携带有违禁品呢？如果我干脆是开过去劫狱呢？……
不论法律本身有多么严苛，执法者总是人，免不了有人性的弱点，还有人喜怒哀乐的情绪，并在行为中表现出来。更何况，法律条文本身并非滴水不漏。
教室在这座庞大监狱的最深处，教授们上下课出入的时间是固定的，时长也是固定的，通常大楼的各条走廊会为我们清场，禁止犯人走动。时不时也会出现例外，比如那天中午，有三名犯人从拘留所被转过来。
我们这一组人出去，他们那一组人进来，正好在最大的关卡处相遇。这也是整座大楼里各走廊交接部防守最严的一道关卡，用粗铁大栏杆分为三格，供不同身份的人出入，所有人都需要填表登记。
隔着铁栏杆呆在不同的格子里，我们和犯人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足两米。犯人们都双手被反铐，带着脚镣，手铐和脚镣上又有铁链连接，身体稍微动一下就叮咣作响。其中一个精瘦的小个子“叮咣”了一阵，对押送狱警说：“太紧了，请把手铐松一松。”
在他们近旁的狱警还没反应，铁格子外，给他们做文件登记的那一位扭过头，冷笑：“这是监狱！想要舒服自在的人都留在家里。”
对犯人们而言，“家”是一个极度敏感，且极具杀伤力的词。小个子自然不是省油的灯，立刻还嘴：“我到时候总会回家的，你才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呢！”
话音刚落，那位狱警已经扔下笔，冲入格子，照着小个子的脑袋一拳挥过去！
拳头重击在人体上的声音，手铐脚镣叮咣乱响的声音，在密闭的、狭小的、戒备森严的空间里，格外骇人。几秒钟漫长的死寂。我用最大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不要动，敛声屏息，不要有任何表情。
给我们领路的警官压低嗓门，严厉呵斥：“够了！没看见教授们在这里吗？！”
他虽然是督导系统的警官，原则上管不着属于看守系统的警员，但他的位阶比较高，说话的份量自然重。那头的两名狱警都不吭声了，只剩下小个子咬牙切齿地嘀咕：“我有律师，你等着。”
可他的律师后来并没有接受这一次的控告委托。因为第一，现场没有人证，没有人肯为他出庭作证；第二，没有物证，闭路监控的录像在那几分钟的画面里，只有我们这一组人，没有他们。
照理说，犯人也是人，美国总是一个处处标榜尊重人权的国家。小个子在没有反抗能力，也并未企图反抗的情况下挨打，至少可以投诉。为了制约狱警虐待囚犯——包括言语和行为虐待——联邦监狱里有一整套规章制度，不仅提供犯人向监狱长、监狱局、华盛顿司法部和法院的逐级投诉渠道，还有明文规定，保障这些渠道通畅：一、任何人不得阻挠投诉表格的递交流程；二、各级主管必须亲自参与调查；三、不论调查结果如何，情节事由必须归入被投诉狱警的工作档案，作为该员晋级、调薪的参考。
不过，所有的“投诉”都是有时限的。小个子当天被直接投入“小号”，关了三个月。与世隔绝的三个月之后，他无辜挨打这件事情，自然而然灰飞烟灭。
设在监狱一隅的“小号”特监几乎完全密封，连看守送饭也只是从小窗口递进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狱里的监狱”。监狱方惩罚小犯规行为的方法有很多，关“小号”是最严重，也是最后的一种。至少要经过一次听证会，控方和被告人各自陈述事由，由警方官员作出裁决才能施行。我起先以为，我的学生们总不至于被送进去的。可是，陆天突然好几天没露面，他的同学们告诉我，他被送进了“小号”，因为在例行体检中，他的尿液样品被查出来含有毒品成份。
我觉得难以置信。这些学生们过去曾经怎样作奸犯科，我不得而知。但作为一个连续三四年间，每周给他们上四天课的文科教授，我自认为对他们的现状以及当前的心态有相当的了解。我不认为陆天会这么愚蠢，用这么拙劣的手法自寻绝路。而我怎么认为显然无关宏旨，陆天就是被关进去了。
一个半月以后，陆天重回课堂。“体检事件”进一步调查的结论很简单：他的尿液样品被人掉了包。至于为什么掉包？从掉包到嫁祸于他的过程怎么可能发生？已超出我能够获知的范围。但是，只要用常识稍微推理一下就不难看到，在一个安保顶级的监狱里，在狱警眼皮底下，由狱方指定的医生给犯人们体检，闭路电视全程监控，要如何完成样品掉包的一系列动作？还要确认检验结果，操控听证过程，把无辜的陆天顺利送进“小号”，仅凭某个或者某几个犯人就能够做到吗？
陆天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上的道歉。被关个把月“小号”又如何？被冤枉三两次又如何？警界本是一个庞大的圈子。对于普通百姓，这个圈子或许只有部分优势，对于囚犯，他们拥有的是绝对优势。尿检事件最后的处理，只是监狱方终止了与涉事医生的合同。
这个结果让我想起某天社会学系同事告诉我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平头老百姓，即便手上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某一位检查官处理某个嫌犯的态度出于恶意——且不论搜集这些证据有多么困难——这名检察官也不会被追究。这个叫做警界圈内的“职业豁免权”。
从警察到检察官，再到法官，一级一级的“执法者”，都是圈内人。他们执行法律，解释法律，也操作法律。
尾声
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现场的小视频，是我那个立志上法学院的小女儿先看到的，她跑下楼冲进书房来告诉我，跺脚大叫：“愚蠢！执法者应该更懂得守法，永远不能高于法律，更不能高于宪法！又不是中世纪，现代的人连这种常识也不懂吗？”
时间的流逝从来没有向我们保证过，这个世界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公平、更公正。当夜，大规模游行示威首先从事发地开始，紧接着泥沙俱下，一片混乱。然后各媒体报道称纽约州和华盛顿特区、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多地的一些警官也加入了示威游行队伍。他们单膝下跪，公开表明自己反对粗暴执法的立场，祈求民众回归理性，停止过激行为，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与此同时，也还有警方强行扣押记者的公开报道；还有骑警冲撞到游行的妇女，再从她身上踏过去的实况；还有警察拉下游行队伍中五六岁孩童的口罩，往那孩子脸上喷胡椒水的视频广为流传……
警界圈圈勾连的暴力执法、滥用职权，是美国普通民众累积上百年的深深恐惧，而这个国家并没有一个独立机构来监督他们。他们当中，像卡尔特那样正直的警察不是没有，问题在于他们当中的少数败类知法犯法之后，所谓“职业豁免权”的适用范围，可比我曾经拥有过的那张小卡片大得多了。
我的电脑屏幕上，正开着一个视频会议。参会人们的脸大多都固定在一个个小方格里，只有辛迪不时离开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每次返回她自己那个小方格，总是谦然微笑着问大家：“我刚才错过什么了？”
没有人责怪她。大家都知道，她的丈夫在四个月前遭遇车祸，导致大脑神经严重受伤。那个名牌大学毕业、供职于顶尖科技公司实验室的高级软件研发设计师，如今记忆力几乎完全丧失，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辛迪的丈夫本来身体强壮，每天骑自行车锻炼。车祸发生时，他骑着自行车在自己家门口附近，被从后面开来的汽车撞得直飞出去。他们夫妇为了讨回公道，刚聘请了律师为这场车祸打官司。而律师和他们自己，对能否胜诉都没有把握，因为处理事故现场的执勤巡警并没有给肇事司机开出违规罚单。那个肇事司机，是现任警察的家属。
今年是2020年。到今年，一个拥有150万会员、300名专业律师、上千名义务律师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LibertiesUnion）整整一百岁。自1920年成立以来，这个以反抗警察暴力执法、营私舞弊为己任的民间组织，已经艰苦奋斗了一百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