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与疾病

我最喜爱的读物

作者:黑塞 文,李雪涛 译第503(2020/07/15)期

    赫尔曼·黑塞,1927年格雷特·魏德曼(GretWidmann)摄

    《世界文学图书馆》1946年瑞士版书影


  【译者按】

  20世纪80年代末我买到过一本林衡哲、廖运范译的《读书的情趣与艺术》,其中有一篇署名为“赫西”的《我最心爱的读物》译文,让我惊诧于东亚文化对于这位西方人士的影响之深。后来知道这位“赫西”就是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文学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这篇小文尽管是从英文转译而来的,却使我认识到在德国作家那里中国文化精神的创造性价值。多年后,在我从波恩毕业的时候,得到了一本瑞士版的黑塞《世界文学图书馆》(Eine Bibliothek derWeltliteratur,Zürich: Wer⁃nerClassenVerlag,1946),其中除了《世界文学图书馆》之外,还收录了作者于1945年撰写的这篇小文《我最喜爱的读物》(Lieblingslektüre)。尽管我后来也读到李映萩的译文(收录在“黑塞作品08”《读书随感》),但这是从高桥健二(1902-1998)的日译本转译而来的。

  林衡哲的译文将“一字师”的故事去掉了,也许英译本本身就将没有将这一部分译出。将“RichardWil⁃helm”译作了“威廉”,显然是不知道“卫礼贤”的中文名字,而将“das Siebzehnsil⁃bengedicht”直译为“十七音节的诗”,显然不知道这就是日本著名的“俳句”。而李映萩的译本,也将“卫礼贤”译作了“李希特·威尔海姆”。此外有关“日本”一字师的故事,也没有指出这其实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故事。因此我一直觉得有必要将这篇小文重新翻译成中文,以求教于读者诸君。

  “您最爱读什么?”不知道有多少次,大家给我提这个问题了。

  这一问题对一位世界文学爱好者来讲是很难回答的。我读过数以万计册的图书,其中有些我读过很多遍,有些读过几遍,并且在原则上我反对将某些文学、流派或作者从我的图书馆中,从我参与的圈子里,抑或从我的兴趣中剔除出去。不过,上述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来回答。这就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什么都吃的人,从黑面包到鹿的脊背,从胡萝卜到鳟鱼,什么都不拒绝,但他依然有三四道特别喜爱的菜肴。就像是常常想到音乐的人,首先会想到巴赫(Bach)、亨德尔(Händel)和格鲁克(Gluck),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舒伯特(Schubert)或斯特拉文斯基(Strawinski)。如果我仔细想想的话,在每一种文学中都会偶然发现一些领域、时代和声调,跟其他的相比较而言,我更容易接受:例如在希腊人当中,与悲剧作家相比我更喜爱荷马(Homer),跟修昔底德(Thukydides)相比我更喜爱希罗多德(Herodot)。毋庸讳言,所有那些慷慨激昂的作家都让我完全感到不自然,也有些勉强;从根本上来讲,我并不喜爱这些作家,我对他们的崇高敬意,是有些强迫性质的,这里我说的是但丁(Dante)或赫贝尔(Hebbel),席勒(Schiller)或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George)。

  在我的人生中,在世界文学的地带探寻最频繁的,并且也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一块,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无限悠远的了,已经成为传说的1750-1850年间的那个世纪的德国,那时的德国,其中心人物和顶峰是歌德(Goethe)。在这一领域之中,我既不会受到各种失望,也不会受到各种耸人听闻事件的侵害,这里也是我到最古老、最遥远的文学中进行的所有远足后,始终要回到的地方,回到那些诗人、书信作者以及传记作家们那里,他们所有人都是优秀的人文主义者,又几乎都拥有他们土地和民风的芬芳。当然,最令我满意的,是那些

  我所熟悉的描写风景、民族特点以及语言的书籍,这些书让我从小就感受到了家乡的气息,在这里阅读,让我享受到那种特别的幸福,能够理解其中最细微的差别,最隐蔽的暗示,以及最轻微的相似之处;从这样的一部书回到我必须阅读的译本,或者根本没有这种有机的、真实的、游刃有余的语言和音乐的时候,每一次我都会感到不快,以及一丝的痛苦。当然,让我感受到这一幸福的,首先是西南德意志的语言,被称作阿雷曼方言(dasAlemannische)和施瓦本方言(dasSchwäbische)的方言,我只需要提一下默里克(Mörike)和海贝尔(Hebel)的名字就足够了,但在那值得赞美的时代中,所有德国和瑞士的诗人,从青年歌德到施蒂夫特(Stifter),从《海因里希·施蒂灵的青年时代》(HeinrichStillingsJugend)到伊默曼(Immermann)和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Droste-Hülshoff),都是我爱读的,这些最最美妙、最最让人喜爱的书籍,如今大部分只收藏在有限的几家或者是公共图书馆或者是私人图书馆中,这对我来讲无疑是我们这一恐怖时代最令我反感,并且是最为丑陋的征兆。

  但是,血统、土地和母语并非是

  一切,也并非文学中的一切,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人类,一再有让我们惊叹不已而又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去发现故乡,去爱那些看似最封闭、最难以接近的东西,从而使自己熟悉这些。这使我在人生的前半部分见证了印度精神,其后又见证了中国精神。走向印度人对我来讲至少会有途径和各种因缘,我父母和外祖父母曾经居住在印度,他们学会了印度的语言,并且品味到了印度精神的个中滋味。但是有一种美妙的中国文学、中国人性和精神的独特存在,是让我身心愉悦而又倍感珍贵的,不仅如此,除此之外,这些也成为了我的精神庇护所以及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过了三十岁后依然没有觉察到的。但这出乎意料的事就发生了,直到此时我对中国文学仅仅知道吕克特(Rückert)用德文改译的《诗经》(Schi-King),除此之外,便一无所知,通过卫礼贤(RichardWilhelm)和其他人的翻译,使我认识到,如若没有道家智者和儒家向善的理想,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生活。超越了两千五百年的时间,我不认识一个中文字,并且从未到过中国,却获得了这份运气,我自己的预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我寻找到了一种精

  神的氛围和家园,否则只能在由出身和语言指派给我的世界才会拥有。这些中国的导师和智者,如庄子、列子和孟子所讲述给我们的正是那些慷慨激昂者的反面,他们都非常朴实无华,接近百姓和日常生活,他们不好为人师,而喜爱过一种自愿隐居且知足常乐的生活,他们表达自己的方式也一再让我们惊讶不已,并且感到愉悦。孔子,这位老子的伟大对立面、体系创造者和道德主义者,立法者和习俗的维护者,是在中国古典时代智者之中唯一一位有些庄重的人物,譬如偶尔也会被刻画成“知其不可为之”,这是一种兼备了放下、幽默和淳朴的品格,我在其他文学中根本找不到类似的例子。我常常会想起这句箴言,也会想起一些其他的来思考世界事件,并将之与那些打算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中治理世界,并使世界变得完美的人的箴言进行比较。这些人的行事与伟大的孔子别无二致,但在他们的行为之后却没有办法知“其不可为”。

  这里也不要忘记日本人,尽管我并没有像研究中国人一样研究过他们,他们也没有滋养过我。今天我们认识的日本,跟德国一样只是一个好战的国度,但在日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着既辉煌又微小的东西,又

  充满内在生活,并且坚决果断,而又切实对准了实际人生的东西,例如“禅”。尽管在佛教的印度和中国都有禅的参与,但在日本它才经历了全盛的时期。我认为禅是一个民族所能获得的最优秀的财富之一,它是可以与佛陀与老子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一种智慧与实践。经过一长段时间,日本的抒情诗也让我陶醉,主要是日本诗歌对极端简朴和精练的追求。如果有谁刚读完日本抒情诗,那他千万不要立即去读德国现代抒情诗,不然的话他会觉得我们的诗歌极其虚夸、僵化。日本人有奇妙的创造,譬如俳句便是其中一例;日本人始终很清楚,成就一种艺术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得到的,而是正相反。从前有位日本诗人写了一首两句的诗,在诗中他写道,在被大雪覆盖的森林中还有几枝梅花在绽放!他将诗拿给一个行家来读,行家对他说:“一枝梅完全够了。”诗人认识到,那位行家说的真的很在理,他离真正的精练还差多远,他听从了朋友的劝告,他的诗一直到今天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译者注:这个故事黑塞是张冠李戴了。据《唐才子传》记载,晚唐僧人齐己[863-937]曾以《早梅》一诗求教于著名诗人郑谷[约851-910],诗的第二联原为“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读后说;“‘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齐己深为佩服,便将“数枝”改为“一枝”,并称郑谷为“一字师”。这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字师”的故事。[见陶岳《五代史补》]黑塞不知从什么地方读到这个故事,并把它归于日本了。)

  人们有时偶尔会取笑我们这个小国眼下图书出版过量。倘若我再年轻一些,并且还有足够的力量,那么我今天不会做其他任何事,而只是编辑和出版图书。我们对于这一延续精神生命的工作既不能坐等,等到这些战争国家也许会恢复正常,也不容将这一工作当作商品销售的行情,抑或无须认真对待的事物来看。世界文学陷入了险境,仓促且劣质的各种再版不下于战争及其后果所带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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