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又称“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是20世纪上半叶以英国意识流文学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画家姐姐瓦妮莎·贝尔为中心，由一批才情卓越的剑桥知识分子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逐渐形成的文人与艺术家群落。不惧流俗的人生态度与崇尚真知的自由氛围，使得圈内每位重要成员都有独特的个性与不凡的成就。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中，有历史学家G.L.迪金森，哲学家与散文家伯特兰·罗素，汉学家阿瑟·韦利，画家与艺术史家罗杰·弗莱，美学家与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现代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与E.M.福斯特，传记家利顿·斯特拉齐，以及经济学大师梅纳德·凯恩斯等。作为英国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核心力量，“布鲁姆斯伯里人”在欧美现代文化史上拥有突出的地位。
这个闻名遐迩的文化圈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浓厚的中国情结。“布鲁姆斯伯里人”兼容并包了以哲学家G.E.穆尔的《伦理学大纲》为基础的现代剑桥人文主义思想精华，崇尚真理，在西方殖民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语境中坚守反战立场与和平理念，向往古老中国代表的人性，并为中国古典文学与视觉艺术所体现的美学原则与形式特征所吸引。他们在哲学、汉学、文学、艺术与美学等多方面的成就，既受到世纪之交欧洲社会文化发生裂变、文学艺术除旧布新的内在要求的驱动，也离不开他们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以及其他民族与地区文化元素的汲取与阐发。他们与中国文化之间深厚的精神联结，在多个领域中体现出来。
哲学家眼里的伦理中国
19世纪中后期，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义和团运动，以及接踵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等等，使中国沦为风雨飘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欺凌中国的狂潮中，洞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本质的“布鲁姆斯伯里人”背弃了自身所属的上层阶级，坚定地与被殖民、被压迫的族群站到了一起。正是对强权暴政的反抗，成为“布鲁姆斯伯里人”拥抱中国文化的基础。
作为文化圈中的老一辈成员，迪金森和罗素均在年少时便通过阅读书籍，培养了对中国的向往；剑桥大学的学习和任教经历，又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断加深；而与其他“布鲁姆斯伯里人”的密切交往，更让中国文化成为联结他们之间友情的坚韧纽带。迪金森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希腊罗马史研究专家，终生对希腊与中国怀有美好而圣洁的感情，并认为两个国家在文明与人性方面颇多相似。他读过汉学家赫伯特·H.翟理斯选译的《古文选珍》和阿瑟·韦利翻译的《中国古诗170首》，与大儒辜鸿铭交谊深厚，并与中国诗人徐志摩结成了忘年交。迪金森和罗素分别于1913年、1920年先后来华访问，不仅为中国民众带来西方的知识和讯息，也在当时的中国大众社会和知识界引发了有关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激烈论争。他们的中国文化观集中体现在两部著作中，即迪金森在访华前出版的《“中国佬”信札》（1901）与罗素在访华归国之后出版的《中国问题》（1922）。虽然两书的体裁有所不同，但作者均将中国视作未受西方现代化污染的“道德乌托邦”，赞扬了爱好和平、崇尚天性、尊重道德伦理的中国文明，尖锐批判了被片面追求物质进步的工业主义戕害的西方文明；迪金森与罗素同样强烈谴责了英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与经济压迫，抨击了西方穷兵黩武的殖民主义，对中国人淡泊宁静、尊重自然的民族气质进行了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描绘。他们的中国观与中国国内的“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的主张有所契合。这一历史遇合表明，中国文化界早在20世纪初亦已萌发了反思现代性问题的诸种观念，它们与激进派的文化变革主张形成了动态制衡，展示了中国社会现代性思考的多样性。
汉学家笔下的诗性中国
迪金森和罗素的世界情怀、和平理念与人道精神又深刻影响了阿瑟·韦利、罗杰·弗莱、贝尔夫妇、伍尔夫夫妇、E.M.福斯特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相对年轻的一代。“布鲁姆斯伯里人”中另一位推介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是汉学大师阿瑟·韦利。他甚至因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执着深情而被凯恩斯的妻子、俄罗斯芭蕾舞蹈家洛波科娃称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人”。
作为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汉学家，自1913年入职大英博物馆“东方图片与绘画分部”至1929年底因健康因素辞职，韦利以惊人的毅力和出色的语言天赋自学了汉语，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学-文化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其中，有关中国艺术的论文大多发表在英国著名的艺术评论刊物《伯灵顿杂志》上，要者如1920-1921年间连载的《中国艺术哲学》共9篇，系统细致地介绍了中国艺术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嬗变；其汉诗英译及研究成果则多被《小评论》《新政治家》《皇家亚洲学会会刊》《新中国评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等刊物登载，出版的译诗有《170首中国诗》（1918）、《中国诗文续集》（1919）、《诗经》（1937）和《中国诗选》（1946）等；韦利也对数部中国古典小说进行了节译，如《西游记》的节译本《猴子》（1942），对《红楼梦》《金瓶梅》《老残游记》等作品的部分章节进行了译介。此外，他还有三部中国文人传记《白居易生平及时代》（1949）、《李白诗作及生平》（1950）和《十八世纪中国诗人袁枚》（1956），以及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论著《道及其力量——<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研究》（1934）、《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式》（1939）等。作为作家的韦利还对中国文化自觉内化和吸收，创作了多篇在题材、意象、风格、韵律等方面颇具中国神韵的中国体诗文。
韦利还是中国文化进入英国现代主义文艺圈的主要桥梁。1916年，韦利的首部译作《中国诗歌》即是在罗杰·弗莱主持的“欧米茄工作室”的会议上由成员讨论是否应该出版的。这部译作赠送的对象包括欧美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中坚人物，也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意象派”或“漩涡派”的核心成员的G.L.迪金森、埃兹拉·庞德、克莱夫·贝尔、劳伦斯·宾扬、罗杰·弗莱、伯特兰·罗素、T.S.艾略特和W.B.叶芝等人。韦利还通过汉诗歌英译以及与庞德、T.S.艾略特等诗人与学者的交往，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中国文学-文化进入英美现代主义运动，成为其不可忽视的精神资源，韦利功不可没。
美学家心目中的审美中国
除了在哲学观念和伦理关怀等层面对西方社会的反思批判所产生的影响之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艺术与拜占庭艺术、黑人艺术等一道，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文艺领域改革求新的重要参照。罗杰·弗莱正是在伦敦现代主义美学和中国艺术之间搭建桥梁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和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等的推崇与评介，为中国艺术进入西方主流艺术圈的审美视野，成为世界艺术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作为20世纪初英国杰出的艺术鉴赏与批评家，弗莱早年即与中国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担任伦敦著名的艺术评论杂志《雅典娜》的常任批评家期间，即开始关注中国艺术品展览。1905-1910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担任油画部主任期间，弗莱更是利用购买藏品的机缘，赴巴黎、伦敦、纽约、布鲁塞尔等世界艺术品集散中心参观，进一步接触到远东的文化。1910年，在返回英国出任《伯灵顿杂志》的编辑后，除了密集刊发有关原始艺术、非欧洲艺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以及欧陆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信息外，弗莱自己也发表了《东方艺术》（1910）、《中国瓷器与手工雕像》（1911）和《中国艺术》（1925）等文，并与汉学家劳伦斯·宾扬合作，推出了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有关中国艺术的论著之一《中国艺术导读手册》（1935）。1933年，弗莱开始担任剑桥大学著名的斯雷德艺术讲座教授，系统讲解了埃及艺术、美索不达米亚和爱琴艺术、美洲艺术、中国艺术、印度和希腊艺术。其中，弗莱从有机整体的美学理念出发，细致分析了中国青铜与陶瓷艺术的形式之美。此外，其最著名的艺术评论集《视觉与设计》（1920）、《变形》（1927）,以及研究法国后印象派绘画大师塞尚的专著《塞尚》（1927）等中，亦有不少篇幅论及中国艺术美学。弗莱以形式审美作为进入中国艺术的门径；同时又从自身艺术变革的需要出发，再度阐释、发挥了中国艺术，使之成为西方现代主义形式美学观念形成的重要资源。
作家想象中的神秘中国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作家也与中国文化，以及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有着不解之缘。通过种种渠道，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发展表示关注和发表评论，并以或实际交往或文字虚构的方式，想象了遥远东方的神秘中国。主要代表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利顿·斯特拉齐，以及文化圈的年轻一代朱利安·贝尔等人。
伍尔夫与中国文化与文学有着奇妙的因缘。她反对权力话语对草根阶层的奴役，不满英帝国强权政治对弱小民族的压迫，对女性与弱势群体深表同情。这些均成为她接纳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通过汉学家翟理斯、宾扬、韦利等的著述与翻译，外甥朱利安·贝尔等亲友有关中国的旅行著述，与朱利安·贝尔的中国朋友、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书信往还，以及身为小说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所收藏的包括《中国见闻》（1922）、《佛国记》（1923）和《动荡的中国》（1924）在内的藏书等等渠道，伍尔夫建构起了有关中国的文学想象。特别是她经由曾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的剑桥诗人朱利安·贝尔建立起来的与中国女作家凌叔华的女性创作同盟与翰墨情谊，成为20世纪中英文学关系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段佳话。她的小说名作《到灯塔去》中那位有着自身印记的中年女画家莉丽·布瑞斯珂，甚至有着一双标志性的“中国眼睛”。
而作为现代英国“新传记”的代表作家，斯特拉齐亦对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充满了敬意。1908年，在评论翟理斯翻译的中国古诗集《古今诗选》（1898）时，斯特拉齐曾毫无保留地表达了欣悦之情，并建议好友韦利找来一读。他还将中国古典诗歌与希腊抒情诗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进行过比较。他在一战期间完成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中对戈登将军的讽刺性描写，亦毫不留情地谴责了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圆明园的暴行。斯特拉齐尤其对晚清重臣李鸿章有兴趣，不仅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中着墨甚多，在该著收尾期间还评论过《泰晤士报》记者J.O.P.布兰德撰写的《李鸿章传》，表现出对晚清中国政治变局的关心。
就在清朝覆亡、中华民国成立的1912年，斯特拉齐开始了以中国晚清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天子》的创作。这部于1918年面世的剧本，在八国联军举兵侵华、清王室内部主战与主和派意见不一、天子成为傀儡、太后专权的严峻历史关口，虚构了流亡欧洲的改革家“康”挟持孱弱无能的天子，试图争取荣禄的支持，发动政变取太后权力而代之，但阴差阳错，政变最终在李鸿章与太后的联合反扑下失败，太后携天子仓皇西逃的故事，真实地呈现了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中国社会的紧张氛围，涉及到戊戌变法、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与以光绪为代表的帝党之间的权力斗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慈禧携光绪西逃等重大历史事件，体现了一位西方作家的跨文化想象。作为斯特拉齐一生创作的唯一一部剧作，《天子》亦成为20世纪中英文学交流的重要案例。
综上，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来看，“布鲁姆斯伯里人”继承了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与文学艺术家们借鉴中国文化的传统，推动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第二次“中国热”的生成，在20世纪中西文艺交流史上有着值得大书特书的地位。在东方资源对西方知识传统和思想史的影响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遮蔽的背景下，梳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中国情结，可使人们进一步反思将东方智慧排斥在外的所谓“西方传统”的连贯性，以全球化的视野更加全面地理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的独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