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与中美关系和华裔移民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来说，中国文化伴随“淘金热”而进入美国，在美国排华浪潮中遭受挫折，又在美国移民政策全面放开后开始复苏，直至中美建交后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历程折射出一部华裔美国移民史，其传播情况也成为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中餐和中国戏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对应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透过这二者，我们可以一窥过去近170年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一
19世纪中期，晚清中国面临着义和团运动和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经济严重衰退。在此背景下，1848年，美国加州金矿的发现吸引了第一批中国移民，中国文化也随之进入美国。1862年，美国开建贯穿中西的大铁路，又吸引了大批中国劳工前来。第一批华裔移民多为广东人，他们将对故土的思念寄托在中餐和中国戏剧上，也成为它们在美国的主要受众。自此，中餐和中国戏剧开始进入美国大众的视野。
餐饮方面，19世纪中期美国餐馆文化刚刚起步，相比之下，中国的餐饮业已历经数世纪的发展。中餐馆物美价廉，环境卫生，服务专业，吸引了因“淘金热”而抵达北加州的各色顾客。美国的第一家中餐厅名为“广东餐馆”（CantonRestaurant），1849年在旧金山开业。到1851年，当地中餐厅已有七家。当时，加州地区的中餐馆又被统称为“炒炒屋”（chow chowhouses）。
戏剧方面，美国戏剧注重现实主义，而中国戏剧无论在场景、道具还是手势方面都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色彩，这种反差导致了中国戏剧早期传播的困境。作为外行，美国观众的关注点在于中国戏剧中华美的服饰和惊艳的杂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逐渐理解了中式幽默，原谅了舞台置景工的出现，并开始习惯管弦乐队在台上表演。“鸿福堂”是19世纪美国“中国戏剧”的旗手。1852年，这个由123名表演者组成的粤剧公司从广东出发，前往旧金山表演第一出中国戏剧。随着中国移民数量激增，并建立了联系紧密的社区——唐人街，粤剧成了旧金山唐人街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
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济下行，工人岗位减少，薪资下滑，华裔移民成为替罪羊和被排挤的主要对象。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排华情绪逐步法制化，因而这段日子成为美国华裔移民的黑暗时期。排华立法源于加州向华工征收采矿税以及1852年限制“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引入”。此后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令——《1882年排华法案》《1888年斯科特法案》《1922年凯布尔法案》，从移民、入境和通婚等方面将排华浪潮推向顶峰。在美华人数量锐减，中国文化也蒙受了负面影响。中餐和中国戏剧均遭遇挫折，但都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自救。
中餐成为反华声讨中的焦点，中餐厅的“不雅”气味使唐人街成为遭受“炮轰”的靶子，社论作家和国会议员针对华人的饮食习惯发表了戏谑言论。面对种族主义抵制，中餐厅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避开反华情绪强烈的美国西部，进军美中和美东市场；二是为迎合美国人的饮食习惯而改良中餐，更倾向于甜口、油炸和去骨化，并开发了“杂碎”（chopsuey）、“芙蓉蛋”（eggfooyoung）等经典的美国中餐菜式。1915年起，排华法案略有松动，高端餐馆经营者获准入境。在以上诸多因素影响下，1920到1930年间，全美中餐厅数量达到峰值。二战后期，美国对日宣战，加大对华扶持力度，美式中餐赢得又一波发展机会。中国人纷纷接手日本人的工厂，原本由日本人生产的福饼（fortunecookies）成为中餐的专门食品。截至1943年排华法案废除之时，中餐厅在美国已无处不在，中餐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相比之下，中国戏剧在美国的自救是在中国本土发起的。1930年，梅兰芳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在齐如山的策划、张彭春的协调下赴美开展了持续六周的京剧表演和交流。访美之行大获成功：从演出上看，两星期的票三天预售一空，一时间万人空巷，街谈巷议；从待遇上看，梅兰芳每到一处皆得到名人接待，又获得南加州大学、波莫纳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梅兰芳访美之行的成功与美国的文化环境不无关联。彼时美国正值大萧条，戏剧主题中充斥着现实主义，而充满异域情调和象征主义的中国戏剧为美国大众提供了必要的调剂。梅访美之行成为中国戏剧在美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以斯科特（A.C.Scott）的《中国的经典戏剧》（1957）和夏威夷大学的《东方戏剧研讨》（1954）为起点，美国开始出现关于中国戏剧的著作和课程。
三
1965年，美国通过了《移民和国际法案》。该法案废除了原先排外法案中将种族作为移民美国限制之一的政策，取消国家配额移民的限制，放开移民入境政策，优先考虑家庭团聚。该法案推动了史上第二波华裔移民潮的到来，中餐也迎来了复兴。随着中国各地移民的涌入，美国中餐行业中广东、福建菜独大的局面被打破，增添了川菜、湘菜、京菜、沪菜等丰富多样的菜系。“杂碎”“芙蓉蛋”等中西合璧的菜式也失去了原有的热度，被“左宗棠鸡”“宫保鸡丁”“北京烤鸭”等地道的地方特色菜所取代。1967年，高档川菜馆“顺利园”成为首家获得《纽约时报》四星好评的中餐厅。随着中餐的流行和利润的上涨，技艺精湛的中国厨师纷纷移民美国。与此同时，中国戏剧在美国也进入了更多的课堂和剧场，美国本土出现了一批从事中国戏剧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杰出学者。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斯科特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彼时，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他积极邀请中国艺术家前来培训他的学生并排演中国戏剧。1969年，《蝴蝶梦》上演，成为最早用英文演出且忠于原作的中国戏剧演出之一。此外，斯科特培养的很多西方学生成为中国戏剧的学者、教授和导演，将它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精神继续传播和传承。
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迎来了春天，中餐和中国戏剧在美国也随之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尼克松访华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总统首度访华，意义非凡，它点燃了美国人对一切中国事物的兴趣。尼克松品尝的北京烤鸭和宴席受到美国人的热捧，美国大小城市的中餐厅数量飙升。据美国最大的中餐厅组织“华侨餐馆会”统计，如今全美共有45,000家中餐厅营业，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本土快餐品牌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塔可贝尔以及云狄斯的总和。
这一时期，中国戏剧在美国的传播出现两种新的生态：一方面，以成龙和袁和平为代表，拥有京剧功底的中国演员和动作指导进入好莱坞，为美国电影带来中国戏剧元素。成龙的戏剧天赋源于他的京剧训练，体现在他敏捷的动作和杂技技巧上。1995年，他参演的《尖峰时刻》大获成功，票房收入近3.5亿。出生于京剧世家的袁和平擅长融合东方与西方以及经典和现代，他在1999年上映的《黑客帝国》中同时使用了矛、三叉戟等中国兵器，并结合了西方的特技和电脑数码图像。另一方面，以齐淑芳京剧团和海外昆曲社为代表，华裔移民在美国创办专业曲社和剧团，通过展演、传习等方式扩大中国戏剧在美国社会的影响。齐淑芳京剧团成立于1987年，作为同样蜚声国际的梨园名人，齐淑芳在观众的数量和广度上已经超越了梅兰芳。据演艺公司ArtsPower称，在他们10年的合作中，齐淑芳的表演在34个州吸引了共计50万美国观众。2003年，齐淑芳京剧团在42街新工厂剧院表演了一出足本剧目《杨门女将》，标志着京剧进入美国主流社会，齐淑芳也因此成为华裔移民追求“美国梦”的代表。而纽约海外昆曲社成立于1988年，其首任社长为张元和与张充和的学生陈富烟。以曲社已故艺术总监张充和为例，1953至1986年间，她先后在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在内的北美24所高校宣介和表演昆曲，她和曲社的演艺活动，助力昆曲于2001年入选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审视中餐和中国戏剧在美国的传播史，不难发现，它们在中美接触中起步发展，在中美对抗时曲折前进，在中美交好后欣欣向荣。可以说，中美关系的走向直接决定了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发展态势。中餐和中国戏剧是第一代移民的心灵寄托，受众局限于华裔群体；它们对于第二代移民而言更多是谋生手段，通过适应改良和自我推广逐渐被美国大众接受；对于第三代及以后的移民而言，中餐和中国戏剧普遍都以“以我为主、保持传统”的姿态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不难看出，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步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呈现出愈发自信的姿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除了菜肴和戏剧，还有着其他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然而在中美对峙的当下，许多官方和民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近乎停摆。人文交流是民心所向，是牵系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相信随着民间交流的恢复，中美文化差异将得到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中国文化将继续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