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再遇中国文化

“能去中国,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关于斯通教授的点滴回忆

作者:纳海第516(2021/03/03)期

    Donald(右)与友人Roy在纽约公寓里,墙上是Donald在北京大学历年所办展览的海报

    2015年,Donald在苏州


  斯通教授的朋友都叫他Don,我是他的晚辈,不敢用这么随便的称呼。特朗普任总统之后,他垂头丧气地跟我说:“你也叫我Don吧,我不想跟Donald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了。”(因为特朗普的名字也是Donald,唐纳德。)这我才改了口。

  在朋友眼中,Donald是个艺术痴,西方主要艺术馆藏都装在他脑子里;他记忆力极好,读书过目不忘,能迅速提炼出他最有心得的要点,然后与人分享;他视课堂为生命,即使是讲过上百遍的《傲慢与偏见》,他也会在课前认真地重读原作,甚至重新撰写讲义,把最新看过的书和电影,最近获得的心得,巧妙地融进他所讲授的文本中。他是性情中人,爱憎绝对地分明,高兴时爽朗地笑,忧伤时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任那坏情绪慢慢消解。他有些神经质,讲起话来喋喋不休,真像伍迪·艾伦从银幕中走了出来。他喜欢读特罗洛普的小说,“一共四十七本,我全读过,而且是两遍!”他自己也像特罗洛普一样,喜欢讲故事,从他的母亲带他“穷游”欧洲,谈到青年时代和他的好友罗伊从纽约格林尼治村(GreenwichVillage)徒步60多个街区,去大都会歌剧院听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听完之后已近午夜,又冒着大雪徒步走回家。他还能从一场歌剧的演唱阵容,联想到他30年前在维也纳听过的同一个剧目,指挥、主演、舞台制作,丝毫不差地背出来。他的段子不仅多,而且全是“干货”,若能速记下来,常常就是一段现成的讲稿。他说起小说人物时,就好像聊起了自己的老朋友,常常为他们的命运而感慨:“可怜的JohnnyEames(约翰尼·埃姆斯)啊,一个小职员,始终没有得到Lily(莉莉)的爱。”(JohnnyEames是特罗洛普小说《阿林顿的小宅》中的人物。)我趁机插嘴:“您觉得他像不像《霍华德庄园》里的Bast(巴斯特)?”“不,两回事,Bast比他惨多了。”有一次他谈到诺顿出版公司的推销员敲他办公室的门,此人名叫马修·阿诺德,和他仰慕并写有研究专著的维多利亚思想家同名。他说当时一阵恍惚,仿佛穿越到了19世纪。

  记得2009年的春天,我照例每周都去他在纽约的公寓和他会面。一进门,他便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纽约的弗里克艺术馆(TheFrickCollection)正在展出几件珍贵的油画,是诺顿·西蒙博物馆(NortonSi⁃monMuseum)的巡回展品。其中的一件是西班牙17世纪画家苏巴朗(FranciscodeZurbarán)的一副静物《柠檬、橘子和玫瑰》。Donald从他收藏的上千册艺术画册中,准确地抽出苏巴朗的书,里面照例夹满了他剪碎旧信封制成的书签。他指着这幅即将展出的静物画,跟我聊起了西方不同类型绘画的地位。记得他说,位居绘画之首的,当推展现永恒题材的宗教和历史画,继而是肖像画,再往下是风景和室内画。言外之意,静物画在西方艺术中并不具有天然的崇高地位。接下来他话锋一转,说:“你仔细看,这里面的学问大得很:苏巴朗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三种物品呈现在观者面前,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三位一体;玫瑰花虽然在绘画中常见,但这里的玫瑰并没有刺,说明它所象征的是未曾堕落的纯洁;柠檬和橘子也与一般静物画中象征生命短暂的水果不同,它们在这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光芒,仿佛具有了某种神性。”合上书,Don⁃ald慢慢地起身,拿起他早已准备好的三张明信片,一一向我展示。这三张明信片的主题都是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场景,作画之人分别是丢勒(Al⁃brechtDürer)、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以及一个世纪之后的鲁本斯(PeterPaulRubens)。Donald说,同样是水果,苹果在这些画中的意义单一而直接,象征着罪恶和引诱;相比之下,苏巴朗的橘子和柠檬,看似简单,实则更加含蓄和耐人寻味。

  这番讲解,让我这个艺术的门外汉听得入神,而正当我在内心暗自赞叹Donald的艺术见解之高妙时,他又放下手中的明信片,戴上眼镜跟我说:“虽然亚当夏娃的故事尽人皆知,在这几幅画里也看不出什么精妙的展现,但是在伟大的诗人笔下,这就不仅是宗教寓言,里面展现出的人性的复杂,令人动容。”说着,他又拿起早就准备好的两本书放在我面前,分别是他的导师布什(DouglasBush)写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失乐园》及刘易斯(C.S.Lewis)的《失乐园的序言》,“拿去吧,你的课上用得着。记住,对于刘易斯来说,弥尔顿创造的上帝不如撒旦吸引人,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离上帝太远了,而每个人心中都装着撒旦。”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他知道我那个学期选修了《弥尔顿研究》,刚刚这番从绘画到文学的议论,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感受弥尔顿的伟大诗作!

  这就是一次典型的Donald式的谈话:有情怀,也有内容;既引述经典,又加入自己相当肯定的判断。在与Donald交往的十五年中,这样的谈话数不胜数,他口若悬河地讲,让我常为自己的学识浅薄而无地自容。随着与他交往的深入,我看到了他照相般记忆力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苦功夫。他常说,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他的全集。他对英国文学的主要作家都进行过扫荡式的通读,并做有详细的笔记。有时候,他会说某个作家是他的“盲区”(blindspot),意思是这些作品无法引起他的共鸣,或是这个作家过于悲观、虚无,并不适合推荐给自己的学生,但你要是以为他说“盲区”是因为不熟悉这个作家,就错了。他多次说过,英国小说家哈代是他的“盲区”,但实际上他不仅多次通读过哈代的小说,写过相关的研究文章,还代替生病的WilliamBuckler(威廉·巴克勒)在纽约大学教过几个学期的哈代研究课。谈到司各特(Wal⁃terScott)时他说:“比起阅读他的作品,我更愿意遥想他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被推崇的小说家的历史地位。”出于好奇,我查到了他早年发表的关于司各特的研究书评。那本书研究的是司各特小说的歌剧改编。书评里的Donald,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样宽厚、仁慈,而是非常缜密和犀利,展现了自己对司各特几乎全部作品的了解,而且还举出了许多被作者忽略的、基于司各特小说的歌剧脚本,许多是极少被搬上舞台的偏门作品。如果这也算是他的“盲区”的话,作为他的学生,我真希望自己多几个这样的“盲区”!读全集,览生平,这是他治学的根本。他对美国有些所谓知名教授颇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人喜欢用时髦的理论,来掩饰自己阅读的贫瘠,是偷懒的法子。他纽约公寓的沙发后面,摆放着几排作家传记,他把这些当作走近作家的最直接的方式。

  Donald把故事也讲到了课堂上。同学们在他的课上虽然插不上嘴,却从没有“满堂灌”的感觉。他讲《小杜丽》,毫不吝惜地用大量时间朗读作者对AmyDorrit(埃米·杜丽)的描述,动情时,便举起书,指着插画中小杜丽身后那一道光说,Amy的名字是“爱”,她给幽黑的监狱带来了光明,这就是狄更斯的宗教。说到贪婪的恶棍Merdle(莫多尔)时,他会在黑板上重重地写下merde,然后夸张地用法语读出这个词:“这个名字来自法语的‘粪便!’”谈到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后在衣服里装满石头,走入乌斯河(RiverOuse)中自尽,他会哽咽,眼里噙着泪花。在理论至上的年代里,他会坚定地支持帕慕克(OrhanPamuk)所倡导的文学的“道德中心”,只是这道德绝不是教条或说教,而是对生活细微而深沉的体悟:“当你读完一本小说后,你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是他最常跟学生讲的一句话。Donald的课,即兴感十足,但如果你有机会看他的讲义,就会发现他精心设计了课上的所有桥段,在课前又仔细核对了所有的文本细节,查阅了最权威的参考书。虽然几乎从不看讲稿,但一堂课下来,学生不仅听了故事,而且了解了小说的结构、人物塑造、修辞手法、作品的接受和批评史等专业知识。

  最近几年,因为体力不如从前,记性也有所减退,Donald常常幽默地自嘲道:“我不但需要时刻写to-do-list,而且需要单写一个to-do-list来提醒我看这些to-do-list。”虽然这样说,但只要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他就会始终搁在心里,一刻也没有疏忽过。这其中最让他全情投入的,当属每年在塞克勒博物馆组织的版画展。虽然展览通常在11月举行,但他的准备工作早在前一次展览刚刚开幕就开始了。在他离开中国的1月到再次回来的9月之间,他会多次往返欧洲与美洲大陆,关注各类拍卖行的信息,见到那些“大艺术家的小作品,或小艺术家的大作品”(他的工资可以负担的),便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再次研读相关艺术家的生平,仔细考查版画的内容、制版的时间、发行情况和之前的收藏信息(prove⁃nance)。暑假里,他总是要逐条写下每个展品的介绍文字。这不是一般在网上能查到的资料汇编,而是他研究艺术史书籍、画册、展览图册等资料之后写下的心得。最后,他会把整理好的画分别用纸包好,按照大小、质地排好顺序,再用塑料纸一层层封好,最后装入一个大画夹。他说过:“为了这个画夹,我年年都要买商务舱座位,不是为了我自己,只有商务舱才能让我随身带着这么大的行李。”我在纽约读书的那几年,虽然错过了国内的展览,但早已在纽约就提前欣赏到了这些作品。Donald到了北京后,又会详细地跟我们分享他在国内布展的情况,连每幅作品该配什么样的画框,都亲自选定。1月份他会带着展览的海报回到纽约,将它们贴在卧室门上。我幸运地见证了这些藏品从拍卖行到北大塞克勒博物馆的全部过程。

  “1982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这是Donald讲话常用的开头。从1982年到他离世,Donald的后半生都与中国有关。他爱中国艺术,也喜欢中国菜,更为自己的中国学生感到骄傲,常说自己在北大的教书生涯是他一生中最为幸福和满足的时光。他一生获了许多奖,但最看重中国政府向他颁发的“友谊奖”,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奖杯。他一生未婚,却庆幸自己爱上了中国。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中,他说:“能去中国,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我心头一紧:他已然在回望自己的一生了。

  Donald走了。他再也不用为了买一张便宜的歌剧票排半天的队;再也不用为了目睹一幅稀世珍宝的风采,央求某个欧洲古堡的工作人员给他开方便之门。他可以永远与莫扎特、伦勃朗的杰作为伴,可以慢慢地品读他心爱的蒙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相信,等他看累了,永远会有一壶泡好的热茶等着他。“Nowforacupof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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