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重学汉学，当选汉诗研究”。此语出自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戴密微（PaulDemiéville），他是法国汉学家中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从19世纪20年代在越南河内开始了汉学研究生涯，之后辗转中国、日本，30年代回到法国，成为二战后法国首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汉学家，被誉为汉学界的“领导者”。戴密微的汉学研究范围极广，对于中国的佛教、敦煌学、文学、思想史等皆有深入的探索，著有的专书、论文、书评等共计300余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的佛教研究和敦煌学研究。那么为何他在晚年会发出研究汉学应研究汉诗的感叹？他在自己汉学研究已经功勋卓著的基础上又是如何去研究汉诗的？
实际上从他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王梵志开始，戴密微就保持着对中国诗词极大的研究兴趣。虽然戴密微谦称自己汉诗研究开始得较晚，但这却成为他终身的爱好，他认为中国古代诗歌是“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汉诗为中国文化最高成就”，他的这般推崇可以说与前辈汉学大家沙畹（EdouardChavanne）、马伯乐（Henri Maspero）大异其趣。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出版了戴密微编选的《中国古代诗词选》（Anthologiedelapoésiechinoiseclassique）。戴密微晚年还尝试收集中国古代的遗世诗，辑成《中国临终诗集》（Poèmeschinoisd’avantlamort)，遗憾没能在其身前付梓，后由戴密微高足、汉学家桀溺（Jean-PierreDiény，其名“桀溺”出自《论语》中的“长沮、桀溺耦而耕”，同时也是其法语名音译）完成其志。戴密微的汉诗研究著说虽不多，但皆为珍品，其中钱林森编著的《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中收录了影响最大的三篇，从这三篇鸿文中可以看出戴密微对中国诗词的探幽析微和真知灼见，并且基于他深厚的汉学积淀和广博的研究视野，他尤其关注从中西文化差异中去把握汉诗。总体而言，他的汉诗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从汉语的语言特性进入，时刻观照其与西方诗歌迥异的美学特性。戴密微认为中国遍地是诗，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诗歌居于如此优先的地位，从稚子到老翁，从乡野到庙堂，从朝暮到四季，诗歌无处不在，从中产生，从中复现，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和功能。戴密微认为，诗歌在中国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与中国语言的固有特性有极大的关系，汉语的组成单位是单音节方块字，在基本的语法结构之外，格律和节奏组合可以产生和表达更加丰富的意义，这也成为了诗歌诞生的沃土。汉字语法多样却没有汉字形态变化的对应，人称、词性和时态的变化在直观上无法捕捉，诗歌意涵因此充满丰富性和隐喻性，而汉语诗歌的这些特点会在用多音节语言（如英语、法语等）翻译时丢失，这使得西方读者接受起汉语诗歌来阻碍重重。戴密微在出版《中国古代诗词选》时，为了使汉诗能够被西方读者所理解，在序言《中国古诗概论》中尽量总结出汉诗中的韵律技巧，通过音步、平仄、对仗讲解汉诗的格律形式，消除形式方面的障碍。可以说，戴密微从语言形式入手观照中西诗歌语言差异的做法是重要的创见，对于当下汉诗研究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其二，关注诗歌形式与内容的密切关系，由此梳理汉诗形式的演进脉络。汉诗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戴密微认为要恰当地评价中国诗歌，就一定要考虑到音乐元素。中国早期诗歌（如《诗经》）需要遵循一定的曲调朗诵和吟唱，不同的曲调结构适用于不同的场景，赋的出现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老的四行诗的严格韵律，但是曲调仍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产生了“乐府”这个专门网罗民间曲调的特殊机构，这些曲调进入文人诗，变成纯粹的文学样式，发展成后来五言诗、七言诗的节奏。但由于音乐曲调和诗歌内容的传播不同步，经年之后，音乐曲调的结构与诗的结构逐渐失去意义上的联系，这种现象最终产生了一种诗歌的新形式——词，词牌名所代表的音乐曲调与词的意义不再对应和相关。所以戴密微敏锐地提出：词与早期诗的主要区别是词没有音乐曲调和文字语义的对应，并且题材上更具民间性。戴密微对音乐如此关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实际生活中对音乐抱有强烈的热爱，并且在音乐研究上拥有极高造诣。戴密微通过音乐来研究汉诗，梳理出了汉诗的形式的发展脉络，为理解和欣赏汉诗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隐秘关系寻得一把开启的钥匙。
其三，关注诗歌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注重在思想史中把握诗歌的内涵。汉诗“无一字无来处”，诗歌的意义早就编织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坐标之中。除了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还有众多“只可意会”的内涵存在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也因此诗歌对于中国人是更加具有自发性的产物，由此也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拦在门外。戴密微认为要把握中国诗歌，必须要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要关注思想史。在此方法论之下，戴密微提出了禅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唐朝末年始，中国形成了一个诗歌创作灵感与禅悟相联系的美学理论。宗教与诗歌结合在印度形成的产物多是训诫和颂歌，在中国却是诗歌中诞生了自然的抒情。在中国，僧侣所作的诗歌以及向禅宗寻求超脱的官场文人所作的诗歌呈现出与印度佛教诗歌迥异的思想，佛教的“妙悟”与诗歌中的“诗道”等同，中国诗歌注重直觉的反应和灵感的开悟。
戴密微关注的另一个中国文化背景是中国人对山岳的崇敬和歌颂。成长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戴密微本就对山岳有浓厚的怀乡之情，所以对于汉诗中常见的题材——山岳——展现出极大的研究兴趣，因此撰有专文《中国诗歌中的山岳》。戴密微自称是一位“老登山者”，怀着对高山的仰慕来看待汉诗中的山岳。戴密微认为中国人总是注视山岳而非海洋，中国的山岳既是皇家贵族的圣地，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宝藏，是登山游历者的冒险，也是归隐和修行的净土，因此山岳成为中国诗歌的常见意象，并在中国诗歌中呈现出丰富的面相。中国诗人对山的书写展现出了独特的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也成为中国山水美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戴密微感叹：中国文学发现山岳，从中汲取艺术感应，这要早于西方近15个世纪。戴密微对禅和山岳与汉诗的密切关系的研究，是他从文化背景中去把握汉诗意涵的重要例证，为后辈研究者开启了可供效仿的路径。
可见，在汉学大家戴密微的学术宝库中，汉诗研究是他悉心呵护和赏玩的一颗明珠，他对汉诗的推崇和热爱，是他广博的汉学学养的自觉驱使，也是他宏达广揽的胸襟的体现。他在不减损汉诗的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的前提下，往返于中西差异之间，为西方读者研读汉诗提供了理解的路径。戴密微晚年开始激赏汉诗，虽然相比于他的宗教和敦煌学研究，他在汉诗研究上诉诸文字的成果并不算多，但却影响深远。他的汉诗研究充满了极具启发性的真知灼见，并由此培养和影响了一代杰出的从事研究汉诗的法国汉学家，其中最知名的要属嵇康诗研究专家侯思孟（DonaldHolz⁃man）、《古诗十九首》研究专家桀溺等，他们在汉诗研究上的耕耘和建树使得法国汉学界一度沉寂的汉诗研究重焕生机，此番盛景的出现，绝不能忽视戴密微在此前的引领和开拓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