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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写历史人物的人,成了历史人物——追记唐德刚先生 耿云志 2009-12-2
 他在顶峰,在最高处独自享受着孤独 尚杰 200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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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写历史人物的人,成了历史人物——追记唐德刚先生
作者:耿云志 第276期 2009-12-2
  昨天突然得知唐德刚先生在美国逝世的消息,不胜悼惜。一个曾经是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一位谈笑风生、热情洋溢,能把在场的人气都聚拢到一起的可爱的年长朋友竟然与我们永别了。

  近年来一直听说他有病,前些年还经历过一次中风。不然,他会为我们写下更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我与唐先生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86年在广东中山市翠亨村的翠亨宾馆。那时,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家宾馆里举行。会议期间,我曾到唐先生住的房间去看他和他的夫人。但后来的多次见面,大都与胡适研究有关。1991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纪念胡适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在一起有三四天。除了开会,还曾一起逛街,谈天说地。凡跟唐先生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极为健谈的人。他的谈话,决不只限于胡适,或做学问之类的事。凡有关于清末民国时期,官场上的事,社会上的事,学界与文化界的事,他都能细说或戏说一番,有些还很有一点内幕爆料的味道。可惜,我未能记忆这些满有趣的东西。

  我从香港回来,紧接着于11月7日在安徽绩溪举办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当时只有内地学者参加,唐先生不曾到会。但第二年,1992年的7月,我在北京的燕京饭店举行一次较小规模的胡适研讨会,唐先生来了,还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先生,台湾胡适纪念馆的赵润海先生也到会。会议人少,发言机会多,所以,大家都感到比较尽兴。会议期间,唐先生将他的几本著作送给我。会后,我因要办别的事情,特请陈漱渝先生送唐先生到机场,他要去西安办事。没想到,唐先生此去,竟传出惊天的大谣言出来。大约两三天后,我们研究所的刘敬坤先生说,他从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那里听说,唐德刚先生在内地去世了。我听了,真是万分惊愕,实在无法相信。我乃打电话给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问此消息的来源。他们回答说是美国校友会传来的消息。我又打电话给陈漱渝先生,问他唐先生那天去机场有无异常情况。他肯定地说,丝毫没有。于是我想,若有问题,只能是出在北京至西安途中或到西安之后。我听说,唐先生此次来京,抗日战争研究会的会长、前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先生曾请他吃过饭。于是,我从陶斯亮那里得到白家的电话,立即打电话给白介夫先生,想求他出面帮忙查找唐德刚先生的行踪。但不巧,白先生不在北京,去了外地。在此情形下,心情万分焦急,乃通过曲折途径请人帮忙向西安各旅游饭店查证。一时亦未能得到确切的信息。大约两天之后,我再次打电话给中央大学校友会问情况。他们说,唐先生已到南京,刚从金陵饭店打电话给校友会,说他在西安办完事后,到了南京,之后,将从上海转赴台北;同时不无歉意地告诉我,原来是美国校友会中某人找唐德刚找不到,竟打电话给吴健雄老前辈,吴老先生特为关心,乃打电话给北京的校友会。想不到,竟有人将其讹传成唐德刚先生已死在中国大陆,真是荒唐!但总算雨霁云开,迷雾尽散,唐德刚先生安然无恙,一切正常。后来,唐先生自己,把此事写成小故事发表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上。文中说,他到北京参加完一次胡适研讨会后,便“不知所终”。自己调侃自己一番。

  以后,我们分别于1993年5月和1995年6月在青岛和上海两次举行胡适研讨会,唐先生均应邀到会。在青岛的会上,我还请他作了较长的发言,其大意是说,他对胡适先生很尊敬,但于思想、学问上,是“半肯半不肯”。他不赞成对胡适要么一切都肯定,要么一概都否定。这当然是与会学者们都同意的。上海的会议散会后,唐先生在沪稍有滞留,然后又去到南京。我回到北京后曾打电话到他下榻的金陵饭店,略知他的后续安排。这大概是与1992年那次经验有关。

  1994年12月,我和欧阳哲生一起应邀赴台湾访问。记忆中,似是我到台北后一段时间,唐先生也到了台北。我们同住在中研院的学术活动中心,经常有机会一起散步,或进餐,或上天下地地神聊。唐先生谈笑极有风趣,讲过不少他亲历的小故事,可惜没有留下清晰的记忆。

  唐先生是历史学家,尤长于写人物传记。他是中国史学界口述历史的先行者。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自传》均广受欢迎。其《胡适口述自传》,再加上《胡适杂忆》,是研究胡适的学者必读之书,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此外,唐先生还有其他著述,如《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袁氏当国》以及《晚清七十年》等等。总的看来,唐先生述之者多,著之者少。以他杰出的叙事天赋,述事纪史最为其擅场。同样一件史实,别人写出来,可能只是一段干巴巴的事实;到了唐先生的笔下,便可成有声有色的动人故事。一般人之所以喜读唐先生的书,大抵原因在此。

  唐先生极善交游,广结善缘,到处都有朋友。即以1993年在青岛开会为例。开会之前,就有一位青岛社会科学研究所(那时还没有成立青岛社会科学院)的青年,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来,为唐先生的青岛之行安排一切(这位青年也为会议帮了很大的忙。后来,这位青年得唐先生的帮助,去了美国,打拼一番,竟也站住了脚)。到了青岛之后,刚成立不久的青岛大学外事处一位叫于华的女士,不知是何渊源,与唐先生以兄妹相称,给唐先生帮了很多忙,办了许多事。此仅一例而已。唐先生所到之处,都有很多朋友。所以,他是最不可能发生“不知所终”的情况的。

  如今,唐先生已逝。一位胡适研究的引领者与推动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位最擅长传写历史人物的人,自己成了历史人物。这是“胡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非常遗憾,我没有唐先生的本事,能把他那生动多彩的人生描写出来。我希望他的朋友中能有这样的人才。

  我们追念唐先生,应努力把胡适研究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把中国历史学,特别是中国的口述历史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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