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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西海”』  伟大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阿多尼斯、杨炼 20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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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 短章
“东海西海” 东海西海

伟大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作者:阿多尼斯、杨炼 第284期 2010-5-19
  阿多尼斯是当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诗人、思想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本刊曾刊发《“用诗歌,他想超越诗歌”——阿多尼斯访谈录》和阿多尼斯文章《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等。2003年8月,阿多尼斯与杨炼在约旦国际诗歌节结识,中阿当代诗歌由此开始对话,两位诗人也结下深厚友谊。本刊特邀阿多尼斯和杨炼就世界文学与文化等进行深度对话。

■主持: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嘉宾:阿多尼斯(阿拉伯诗人、思想家,旅居巴黎)杨炼(中国诗人,旅居伦敦)

■翻译: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



阿多尼斯用中国毛笔题诗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与杨炼先生的经历有些相似,都常穿梭于欧洲与祖国、西方与东方文化之间。长期旅居欧洲的离散经验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炼:我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作一个主动的“他者”》。这个题目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相关:今天世界上,什么不是“他者”?谁不生存在重重“他者”之间?对中国人而言,西方当然是一个“他者”,但古典中国文化又何尝不是另一个“他者”?我们中,有哪个敢称自己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呢?甚至貌似熟悉的汉字,其实也早已在大量外来翻译词掺杂中,变成了一种比美国英语还年轻的语言!这是我们的困境,更是我们的能量。全方位的“他者”,让我们没法因袭任何一方,只剩建立自觉一途。其实,我或许曾离散于中国,但从未离散于中文。对中文,我的态度一以贯之:既内又外。因为“内”,而始终铆定在这个文化活跃的核心;因为“外”,而对它保持冷静的审视和评判。欧洲与祖国、西方与东方,只是些旅游意义的名词。对一个“主动的他者”来说,他必须在每个地点看到思想的意义。就像阿多尼斯和我谈到的,我们要清醒地解剖自己的文化,同时清醒地抗拒整个空话、假话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思想独立。在诗歌写作上,这里也有微妙的挑战:如何保持文学的纯粹,拒绝任何一种简单化、工具化?这对阿多尼斯和我,意味着拒绝把自己卖给一个“套话市场”。主动的他者,归根结底返回了诗歌骄傲的天性。这方面,我很高兴能找到阿多尼斯这样一位精神血缘上的前辈。

  阿多尼斯:也许杨炼在欧洲之所见与我之所见略有不同。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历史背景、带着各自的记忆和关系来到欧洲。

  总体上,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他者”。但这个“他者”又是多重的,这取决于个人的反应,取决于他的文化背景、在世界的呈现以及他对生活和人的理解。

  对我来说,在巴黎定居代表了一种文化氛围,这是我的祖国所匮缺的知识、感悟和开放的氛围,一种兰波称之为“自由的自由”的氛围。在此,我感到自己离世界的“心脏”很近,即使不是置身其中、随之搏动。这种氛围使我不停地、清醒地面临双重挑战:就人的诸多问题挑战阿拉伯语,就我们阿拉伯历史、阿拉伯现状挑战我的创作能力与观念。这与通常意义上的“东方”或“西方”无关,正如杨炼所言,这些概念不过是旅游意义的名词,而且它们还具有军事、经济层面的意义。然而,在创作上,既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有的只是同样的世界,同一个人。

  我设想:假如我不曾旅居西方,那我就不会写出现在的这些作品;或者,起码我的写作方式会有所不同。

  如果说,通过书本和理论认识西方,能丰富非西方人的“文化”;那么,通过生活和经历认识西方,可以置身于活生生的西方体验之中。这种体验,能让人进入西方的“未知”,而仅凭文化,我们无法进入其中窥其堂奥。这种体验代表的认识方法,意味着一种更深刻、更丰富、更微妙的交流。

阿多尼斯诗集《复数形式的单数》书影


  王炎:生活在欧洲语言文化环境里,诗歌创作是否会融入西方语言的元素?作品是否会体现出母语与西语之间的张力?在诗歌意象上,母语传统与西方艺术想象力之间的差异,是否会让作品更有原创性?

  杨炼:对我来说,“欧洲”不止意味着语言,它更是一个不停进行创造性转型的文化。对于中国诗人,这是就近对比自身文化的绝佳机会。我很享受这里的区别和距离,它们激起的,与其说是排斥力,不如说是聚合力。就像我刚刚出版的英译诗集《李河谷的诗》,你可以说那是我的“伦敦诗”,但,比伦敦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个词:我的观察、感受、思考、表达,终于伦敦被包含在“我”之内。“雁叫的时候我醒着雁在/万里之外叫黑暗在一夜的漩涡中/如此清越”(《旅程》)。这里的张力,通过“雁”连接起中文古典、中文当代、欧洲特别是英语诗歌传统,但又有别于所有那些。李白哀恸的“雁引愁心去”,化为我表现主义式的冷冷的“醒”。我不用“融入”这个词。我们的中文早已是混血的。我喜欢说“自觉”,自觉激活不同美学传统,使之共同形成我作品内的深度。这样的原创性犹如混血儿,令他的父母们加倍惊喜!

  不仅母语传统的想象力,甚至汉字本身的特性、中文独特的语法关系,都蕴含着太多宝藏,还远没被我们充分意识到。比如中文动词的不随人称、时态变格,使句子有种宿命式的恒定,是否已注定了我那些潜入历史“怪圈”(或压根没有“圈”)的作品?最相反的例子来自阿拉伯语。当阿拉伯译者问我:“你诗中的‘你’,该翻译成男性词还是女性词?”我吓了一跳!连英语里的“你”也没有性别呢,原来阿拉伯语里每个人称都有独特对应的动词形式!只写下动词,谁在动就清清楚楚。这语言是不是先天备好为阿多尼斯铭刻“自我”的?想到他在阿拉伯语和法语两大传统间的位置,我简直觉得这里有种命定的关联。

  阿多尼斯:狭义概念的欧洲语言元素,并未进入我的创作,但我确曾受到欧洲诗歌结构元素的影响。这加深了我对阿拉伯诗学的一种认识:高妙的诗歌语言,与高妙的思想语言不可分离,伟大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而伟大的思想也必定是另一种形式的诗歌。

  我的创作——尤其是诗歌翻译方面的——经验和实践向我揭示了阿拉伯语的特点,它是一种隐喻和想象力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法语更是一种逻辑和理性的语言。因此,我经常鼓励我的译者大胆地挑战语言,让译文的语言富有隐喻和想象力,或者说,为译文注入一点“疯狂的能量”。

  东西方的人们在思想方面有可能达成一致。差异在于语言。身份体现为差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翻译表面的语言结构,而无法译出身份?不过,这是极为复杂的另一个问题了。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在法国,杨炼先生在英国,你们与当地主流文学圈有广泛的对话吗?对法国、英国诗歌创作的现状有何看法?

  杨炼:我不喜欢“主流”这类说法。我在全世界都一样,只和我喜欢的诗人交往,英国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了13本英译诗集(诗选),其中,观念性、实验性极强者如长诗《同心圆》,形式要求严格者如《艳诗》,这构成了诗人切磋的基础。英国有从中文古典诗歌汲取灵感的深刻传统。阿瑟·威利以译文流畅见长,更有敢想敢干的大诗人庞德,他的“意象”之说,不仅改变了整个现代英诗的语感,捎带也“发明”了当代中文诗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不过,同样普遍的是,正在创作的诗人最有活力。我和当代活跃的英国诗人如威廉姆·赫伯特、帕斯卡尔·帕蒂、罗伯特·米黑尼克、费奥娜·萨普森、波丽·克拉克、唐·帕特森等广有交流,那不是泛泛的酒肉之交,而是潜入诗歌深处的精神交往。例如,《李河谷的诗》中,一半作品由我和这些不懂中文的英国诗人共同翻译,某种意义上,翻译过程中讨论的语言、文化、生活、历史等深层内容,甚至比“译诗”更有意义!你要了解一个外语诗人,没有比坐下来、翻译几首她/他的诗更好的方式了。因此,我也通过翻译他们的作品,时时给当代英国诗歌创作“把脉”。或许你听说过“黄山诗歌节”?那是首次仅在中、英两个语种间举行的诗歌节,就为追求交流的深度。再一次,“诗人对译”是交流的地基。3000年时间里持续转型的中文诗,和空间上涵盖英国、美国、新西兰、尼日利亚不同文化背景的英语诗直接对话。你想象得到汉语诗的声调,比较非洲口头文学的音乐性时,有多么精妙迷人吗?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和叶芝、艾略特、庞德那一代大家比,当代英语诗让我获得的满足感有限。简单地说,“小精品”不少,开创性的大作罕见。究其原因,我认为不在诗歌本身,还在思想文化根源上。这个时代,“思想危机”远甚于经济危机,而西方(姑且借用这个总称)诗人对此缺乏锥心之痛。某种意义上,大战的血腥、专制的残酷、宗教的强权,是些“可见的”灾祸。但冷战后全球系统完备的实用和虚伪,像最糟的流感,传染给每个人无力和无奈。我们有思想吗?文学有意义吗?甚至无关痛痒的“诗歌”,也能变成空话世界的无聊装饰。在“政治正确的”、“有思想的”西方,这提问来得更刺眼。归根结底,这是“人”的问题。人之不存,诗将焉附?

  阿多尼斯:我不能说我真正了解英语诗歌,因为我读的只是译成法语的英诗。但是我了解法国诗歌,尤其是法国诗歌的巅峰之作。对这些法语诗,我推崇备至,我曾经、并且依然受其影响。

  当今的诗歌呈现出多种风格。有些诗受美国诗歌语言的影响,注重描摹、记述日常生活,这类诗不能吸引我,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现实的再生产。还有一些诗,理性色彩很浓,也有艺术性,但不能吸引我。最后一类诗体现了空间和迁徙的诗学,富有想象力,具有口语化特征,讴歌身体及其在恋爱中的存在。我关注此类诗歌,对它情有独钟。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一直主张理性、民主的原则,对阿拉伯国家保守、因循的文化现状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杨炼先生也一贯坚持鲜明的启蒙立场。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9·11”之后,批评阿拉伯世界已成为西方主流话语,两位诗人游走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如何坚守诗人对所处世界的批评立场——既批评母语文化的保守与落后,又反思西方文化霸权?对两个世界的批判尺度如何把握?

  杨炼:匮乏个人创造性的传统,不配被称为“传统”,充其量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当代中文文学的能量,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对传统的深刻反思——“发出自己的天问”。这向内质疑的深度,让我们也能读懂其他文化中的特立独行者。阿多尼斯之令我感动,正在于此。而且,他批判的是神本主义精神控制,比起能“过时”的政治,看到改变的希望渺茫多了。作“主动的他者”肯定孤独:对内,他动摇权力和制度的基础,也不投机民族情绪;对外,又匡正各种“简单化”,从用意识形态话语裁判一切,到“文化的冲突”式的居高临下。但我们必须保持这双向的锋利。今天这世界,少了些冷战说辞,却多了纯利益这面镜子。透过全球化市场涂抹到中国廉价劳力身上的灯红酒绿,过去半个多世纪现实、历史、传统和语言的裂痕,依然清晰可辨。“9·11”之后,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没“文化”也不再有任何冲突。哪有“两个世界”?眼前只剩一个世界:金钱能收买一切,包括最华丽的词藻和最难堪的自相矛盾。我们生活在一个词、义彻底分裂的时代,你什么都能说,却什么都不意味!这不止是“中国问题”或“阿拉伯问题”,这是人性的普遍绝境。那怎么办?作为诗人,我觉得还要恪守一种真诚的、质朴的、美的感受力,不盲从任何官方或流行的说辞,却抓紧自己纯然的感受,从中提炼出对一切的判断。自私和玩世不恭的全球化之外,还应有诗和思想的“全球化”。无论多么无望,每个个人仍坚持“说出”自己的想法。这又让我想到阿多尼斯反思阿拉伯文化的论著《稳定与变化》,那最终丰富了“这个”阿拉伯人的思想,从而熔铸成他诗作的底蕴。只要心地纯净,“传统”就不会被毁掉,终于获益的正是诗。

  阿多尼斯:我完全赞同杨炼对传统、对传统与创作关系的理解。这种双重批判极为必要,这是由自我与其历史的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决定的。

  阿拉伯文化的主流观点视传统为一种“遗传”,由前人遗传给后人。因此,传统就是身份,似乎身份早已预设好,子孙可从父辈那里信手拈来。这种理解,是对创造的传统、对身份的意义原始而幼稚的理解。一切创造性的传统,首先意味着未来,或者是现时之初。因此,身份只是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才意味着“遗产”或“过去”。在创造、人文的层面上(人恰恰在这一层面上不同于其他生物),身份就是不停的创造。人在创造思想和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身份。

  正如杨炼所言,“过去”或“传统”,应该是创新者反思和质疑的对象,而不是传承、保存和重复的对象。这种观点,常常与机构和权势的文化背道而驰,在阿拉伯社会,它也一直是争议和分歧所在,因为宗教观念和准宗教观念一向支配着这些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在这里,创新意味着冒险,面临着重重困难乃至危险。在这里,批判和创新一样,具有存在意义上的必要性。创新本身便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批判。

  以上有关对“自我”的批判。

  对“他者”的批判,则是对“自我”批判的必要补充。何况这一“他者”,在其政治、军事、经济层面,往往与机构和权势结伴,而与“自我”为敌。这一“他者”是按照某些谋略、思想行动的,此类谋略不仅要遮蔽“自我”,还要消解、歪曲、摧毁这一“自我”。

  王炎:阿拉伯与中国都有悠久灿烂的历史,两位诗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情很深,从母语文化中汲取营养,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但身处异域,从外面观察母语文学的发展,批评地介入又保持着距离,这种游离状态是理想的还是无奈的创作环境?

  杨炼:我有一句诗“距离创造几何学”,是我在西西里岛上的锡拉库札远眺古战场时的感受。几何学是对形状的把握,这也适用于一个文化。我说过:我从未流散于中文。但什么是“中文”?我们每天醒来说话,是否就等于理解这个语言?包括其精彩和缺陷,特别是对敞开人类思想可能具有的意义?汉字、中文书写和古典杰作中的大部分蕴含,还没“出土”,这造成了我们当代文学的贫瘠。无论出国的原因为何,我觉得,我现在像站在中文船桅上的一个瞭望水手,从周围海岛、海流、甚至星座移动中,报告自己这条船的位置。请注意,我就在这条船上!是既内又外(并非仅仅“从外面”)地在创造与自身的思想对话。我的一部部作品,无论在哪儿写成,要等待多久才用母语出版,都在加入这个地貌的演化。同时,思想上的距离远比地理上的距离重要,正是它的审视,能给风景一个几何学的深度。我以为这个状态很理想,不是因为它“游离”,而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游离。相反,距离在帮我更自觉、更有机地深入!要是你问:没身在国外怎么办?我答:好办。那就在你自己之内,去发明那个大海!

  阿多尼斯:就我而言,我遭遇过很多困难。困难不仅来自政治权力,也不仅来自宗教权力,还来自某些阿拉伯传媒的权力,来自一些代表权力的作家。

  但是我也有许多朋友,他们的友谊赋予我极大的力量。正是借助这种力量,我得以锲而不舍,持守我视为自己权利和义务的立场。

杨炼在圣塞尔沃洛岛(San Servolo)朗诵诗歌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与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曾是好友,你们两人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批评向度很不同。阿多尼斯先生认为萨义德对阿拉伯文化的了解不够,甚至有曲解,才使得他误用东方主义的概念。请问后殖民理论对今天全球化时代有怎样的意义,对阿拉伯世界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杨炼先生知道后殖民理论曾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广泛,您如何评价中国知识分子对后殖民理论的接受?

  阿多尼斯:爱德华·萨义德是我尊敬的朋友,但我并不赞同他的“东方主义”理论,因为其中颇多含混之处,并有以偏概全之嫌;他的分析尽管精彩,却也时常带有政治上的先入之见,值得我们认真商榷、探究。

  然而,他的理论引发了极大震动,使得重新从根本上全面审视东方学成为必要。

  杨炼:根本来说,我很反对用“东方”或“西方”这种全称来讨论问题。这同样是简单化。很容易把一个文化(一个人)的内部难题,推脱给外来因素。事实上,个性和独立是普世价值,是每个文化再生的基因(想想老子、孔子们多么坚持“自我”吧)。因此,我很赞同阿多尼斯要求的对自身文化理解的“深”,只有如此,才能找到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力。而中国知识分子对后殖民理论的倾慕,犹如他们对每个“新潮”说法的追随。船没下锚,只有随波逐流,本质上是缺乏自信和评判能力。你说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中是西?或非中非西?甚至中西劣质混合?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中还是要西,而是要什么?怎么要?每个人身上都有东、西方,都是一个文化组合的“个案”,能否形成良性组合,就像20世纪初,胡适、蔡元培、陈寅恪等思想大家做过的?这,端看你自身。

  王炎:后现代文学批评对文学生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炼:用这“代”那“代”划分时间段,已经在以西方文化史为坐标。但问题是,“后后”之后,文学还是文学。人生和文学之间,还得有深刻的关系。“文学就是人学”,永不过时。我最不喜欢的,是“后现代”反深度的提法,那破坏了文学的根本,而使它流于恶俗的游戏。作家玩政治、玩艺术、玩市场,左右逢(财)源,唯一的天才是舞蹈的身段。可作品是骗不了人的,内容的油滑虚假、形式的粗陋低级,半目了然。靠什么“代”也无法自圆其说。我以为,中国文化转型确实堪称史诗性,那是原版的“宏大叙事”,渗透了生活的每根毛细血管。这里,“深度就是一切”。处在古今中外的“他者”之间,我们的提问,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个人为体,古今中外为用”,跨时空地组合一切思想、美学资源。在这点上,中文文学是先天反线性叙述的。但它这“共时”态度,不背离深度,恰恰抵达了深度。在一个思想遭到贬低的贫瘠时代,这,也许正是来自中文的启示。

  阿多尼斯:我赞同杨炼对后现代理论的看法,我同样强调:创作不应用阶段来评判。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都应用创作来评判,而不是相反。

  创作只有在开放的、不衰竭的创造力中才获得价值。为创作冠上“现代”、“后现代”之名,只能赋予其时间意义,而创作是超越作品诞生的时间的。“现代”和“后现代”只是缀饰词,其本身并非价值。有些文学虽被冠上“现代”之名却毫无价值,一些当代作品以“后现代”的名义书写,同样毫无价值。这种评论将创作简单化地分门别类,只能说明自身的简单。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是否代表了“现代”或“后现代”,而在于它是否卓越。诗歌是一种涌流,古往今来的一切作品,既各不相同,又和谐为一,最终都汇聚成创造的汪洋,宇宙的交响。
王炎:人文传统和启蒙思想在今天的消费时代还有意义吗?

  杨炼:什么时代不是消费时代?这就像问:哪里没有对独立思考的压制?有意义的问题该是:你自己如何应对那压制?在阿多尼斯身上,我看到一种经典知识分子的范式:坚持在无论多混淆的环境中清醒地思想并言说。因为,无论我们身处何地,这就是那个“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大海停止之处》)。我们的旅途从不是朝向别人,而是在开拓自我。苏珊·桑塔格同样,“9·11”后为不流俗的自我反省,不惜变成美国“公敌”。如果问,这个“消费时代”有什么与众不同?那就是它除了消费物质,更消费掉人的精神,由此直接把人变成物。“思想危机”最鲜明的标志,就是“无思想”变成全球唯一的硬通货。我曾用“噩梦的灵感”,形容中国文学的回环曲折。现在,没有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公式可套用,没有种族、文化的群体幻象可依托,但诗人的专业不会变,他仍是那个“提问者”。诗呢?它本身就是人文和启蒙的同义词。现实越躁动、越令人眼花缭乱,越在反衬每写下一行诗时的沉静。我刚出版的文集,题为《一座向下修建的塔》。为什么“向下”?因为诗歌不仅建在现成的地基上,更创造那地基。诗不止是文化的根,它是人性的根。赖此,我们方能找到“个人美学反抗”的支点,并很清醒地宣称:“没有天堂,但必须反抗每一个地狱。”在今天,坚持这精神有意义吗?最好反问吧:缺了这精神,整个人类还有意义吗?

  阿多尼斯:沉溺于消费,是不同时代皆有的现象,不过在程度上有所差异。消费,历来是一种缠人不休的欲望。

  之所以在程度上有所差异,是因为当代科技的发展,造成作为消费者的人消费其自身。今天的消费品主宰着消费者,因为人几乎异化为生产机器的奴隶,异化为自己手中产品的奴隶。

  人如何将身体和头脑从双手中、从产品中解放出来?人如何解放既是消费者又成了消费品的身体?如何解放已经功能化、机械化的头脑?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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