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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求索:厉以宁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 孙来祥 201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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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求索:厉以宁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
作者:孙来祥 第295期 2010-11-17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英文版),厉以宁著,凌原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定价:89.00元


  中国过去32年的改革发展的成功已经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导致中国成功的几个主要步骤彰显了许多中国特色。在这些特色中最为震撼的是国有和其他公有制度部门中的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与政策准备足足持续了十余年时间,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而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了主流思潮。

  厉以宁教授可以说是这个历史进程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在1986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的公开演讲,这是他关于所有制改革最具影响力的演讲。他的著名论断——“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很快就出现在一些主要改革派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并很快成为谈论中国改革的新格言。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改革的指导原则顺应由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和阿巴·勒那(Abba Lerner)最先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自主经营将会引导国有企业像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那样运作。一旦国有企业变得足够自主,综合性价格改革(即价格自由化)将会促成经济改革的最终成功。顺应这个主流思路,中国领导人也赞同这一“大跨越”式方法,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行了“一次性的”综合价格改革,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改革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在这场改革辩论中的另一边,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教授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其自1968年以来在东欧地区的实践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科尔内教授于1980年出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在经济学界很快成为了畅销书,同时科尔内自己也成为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偶像。他对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官僚体制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使得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相信:若不最终实现彻底的私人所有制,在国有制下扩张企业自治和自我经营并不是一副解决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的有效药方。软预算约束的持续将使得企业对价格的反应迟钝,并由此限制价格信号的作用。科尔内随后自己也总结说:除非将国有资产以真实的市场价格卖给私人所有者,否则,企图以例如95%、90%、85%……这样的速度逐渐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尝试终将无所作为。

  和以上两种思路明显不同的是,厉教授对中国国有制中事实上存在的多种产权结构拥有敏锐的观察。他指出,通过将不同公有者的产权数量化、再把这些数量化的产权转化成为股份的方法,在国有企业中实现股份制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有这样一个股权制度的存在,公立机构在公司的财产中就会拥有一份可以度量的份额,也可以从中获得现金流和控制权。其结果是公立机构能够更容易地协调它们的物质利益,也能在面对市场竞争时设置更加连贯和有效的商业战略。它们会发现,提高公司的价值而不是扩张一己的行政权力将更有利于它们各自的物质利益。更进一步,由国家、集体和私人合作投资而形成的企业混合所有制,以及经济体中多样的所有制形式能够刺激竞争并引发更高层次的产权改革与重组。(见《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1987年)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仍然视社会主义国有制为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百分之一百的所有制,因此相比之下,厉教授的论述具有分析上的深刻性与独到性、实践上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政治上的勇敢与技巧。厉教授驾轻就熟地指明当时国有制中存在多种产权结构的事实,并将这种结构与所有制改革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联系起来。

  在西方学术界中,大卫·格拉尼克(David Granick)似乎是第一个分析这种多元产权结构的学者。格拉尼克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由多个主体控制的机构,这些主体通过过去在国有企业中的投资或者和个别国有企业的传统关系获得产权。他引用了1966年的口号——“谁建立并管理了企业,谁就有使用产出的权利”。这句口号是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中产权结构关系的高度概括,即控制权不是源于所有权,而是决定所有权。换句话说,事实上的产权安排和通常教科书上所教授的“管理权源自所有权”的学说背道而驰。

  扎根于中国国情,厉教授的分析表明,关于国有制的传统学说在东、西方都过于狭隘。尽管私人投资者拥有企业的主张十分重要,但这并非是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前提。随着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进化发展,与之相应的多样所有制和管理模式也可以随之产生和发展。如果某个人因为某个特殊的贡献而出名,中国人一般喜欢给他起一个外号。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厉教授现在以“厉股份”的外号而闻名全国。

  厉教授在比较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见《比较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1993年)。厉教授将比较研究和对中国经济的深刻认识结合起来,对非均衡理论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论点。正如《论两种类型的非均衡经济和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1988年)和《非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若干理论问题》(1993年)所展示的那样,根据经济体中绝大部分公司是否具有充分活力,厉教授将经济的非均衡区分为两类。第一类经济的非均衡和现存的非均衡理论相对应,主要特点是由于市场摩擦、价格和工资刚性以及需求或者供给约束而产生的需求过剩或供给过剩。第二类经济的非均衡特征不仅包括不完善的市场,还包括受不同形式的政府控制或干预的企业。厉教授指出,在中国的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基本上都属于第二种形式。为了使得第二种形式的非均衡状态转变成为第一种形式,首要工作是进行企业制度改革,培育具有充分活力的、以盈利为导向的企业。这个思路为他的著名论断——“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支持。

  除了为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建立第二个分析性基础,厉教授对非均衡状态下中国经济的研究同样强调了在第二种非均衡状态下谋求并保持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部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讨论了在经济改革、增长和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问题,以及为当时实际政策困境寻求方案的紧迫性和建议,其中心指导思想是:改革与转型服务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服务于社会普通公民的福祉。

  为了解决当下的政策困境,厉教授吸收了传统中医“辩证施治和四诊合参”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人体不同的解剖和生理构造之间的有机和普遍联系,并检验社会、自然环境对阴阳内在关系的影响。厉教授对每个政策的“治疗结果”和“副作用”、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都予以关注。举例而言,本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论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在1980年6月发表的,彼时城市的高失业率正是政策议程中的最重要议题。通过对高失业率的历史性和结构性根源的综合全面分析,厉教授主张在中短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业,以充分利用中国低端劳动力资源富裕的比较优势。然而从长期看来,中国需要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和服务业,并且提升人力资本密集型出口,以期将持续的人口压力转变为新兴的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因此,要使得中国在下个二十到三十年中不再承受高失业率之苦,要使得中国为必将到来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和出口时代作好准备,提高教育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就具有战略重要性。很明显,这个远见在当下仍然有效。

  这本《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英文版)的出版丰富了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英文文献。尽管这部文集中的所有文章在中国早已广为人知,对西方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它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缜密视角。非常荣幸我得以为这部优秀的文集书写序言并将它推荐给学者、政策制定者、商业人士以及更多的普通读者——那些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历程和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感兴趣的人们。

  (孙来祥 文、潘林晖 译。本文为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的英文序言。作者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金融管理系系主任、教授。本文引证的厉以宁文章均为此书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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