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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学的变与不变 姚小平 2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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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变与不变
作者:姚小平 第302期 2011-4-6
  去年暑假写过一篇《国学与汉学》(见本报2010年8月18日第19版),收尾时留有一问:几百年来汉学是否发生了变化?时隔半年,再来寻思这问题,却觉得这样设问有些幼稚。汉学显然已经大变,去草创时期的模样很远了。变是肯定的,问题只在怎样变,体现在哪里?哪些方面变得多,哪些方面变得少,甚至基本维持不变?要想把这些理清楚,就略费思考。

  考察一个事物的变与不变,须从发端讲起。汉学发端于几时呢?据莫东寅《汉学发达史》(1949),古希腊罗马人对来自中国的丝绢已有记载,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或“秦”(Sin)。汉学便滥觞于有关中国及其事物的这类知识,而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则要等到19世纪:1815年法兰西学院设汉学讲座,聘雷慕萨为首任教授,开汉学讲授专业化之先。之后欧美各国纷纷效法,1837年俄国喀山大学、1855年荷兰莱顿大学、1876年英国牛津大学、19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德国柏林大学陆续设立汉学讲座。这种教育和研究的建制(institution),对于汉学的独立和成长很重要,但要说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汉学,则于理不通。我们称汉学为一门“学”,认识上必有某些隐含的规定性,建制化只是其中的一条,虽然紧要,却还不是根本。对于任何一门学问,建制都是相对晚生的现象,并且属于外在的配套的东西,非关学问的实质。

  欲知汉学的开端,其实不必求诸严格的概念,也不必制立精确的定义,而只须凭一个字,“教”。一样东西,如果只是自己学,不论怎样学法,恐怕都算不上一门学。只有在尝试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别人、让更多的人分享时,一种学问才会产生;正是在教的过程中,人们会总结所学,使知识条理化。所以,汉学始于教。教什么呢?自然是教汉语。明末传教士来中国,不但自己苦学汉语,还需要把学得的语言知识传授给新来的同人。怎样教呢?有两种办法,一是面授,二是通过著述传习。面授比较可靠,只是范围窄,受众少;著述或失言语之真,但能持久,传播也广。理想的教学途径是两者的结合。汉学便是从汉语的教学起步的。西士为此编纂的语法书和词汇手册,起初都兼充课本;再加上中国典籍的译解,这些就是最早的汉学著作。

  雷慕萨莅职次年,发表开讲词《论欧洲汉语研究的源起、进步和用途》(Sur l’origine, les progrès, et l’utilité de l’étude du chinois en Europe)。从题目一望可知,当年汉学的首要对象是中国语言文字。欲入汉学之门,须攻克的第一关就是汉语,这在汉学几百年来从未变过,未来也不会变。今天,汉语仍是汉学入门的阶石,典型的汉学家也仍主攻汉语言学,不过语言文字在整个汉学研究中的比重已经减少。对于很多汉学家,汉语只是认识中国的工具,不再是专门研究的对象。当今中西交通称便、往来频仍,学习条件大为改善,寻师面授不再难,教辅资料也随手可得,西方人学中文因此倍加容易。若退还几个世纪,这些都无处觅,以至有西士称中文是魔鬼发明的语言,专以它来磨难人类,有父母吓唬孩子,不听话就罚他去学中文。那时候强使人学中文,无异于判处终身苦役,待到大抵学成,人生也就入了晚暮。

  社会环境大变,有利于外国人学汉语,这是显见的事实。但还有两个深层的因素,涉及语言自身的变革,也减轻了汉语学习的难度。

  一是引进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传教士们起初这样做,主要是为自己,为了方便学习,后来注音演变成汉语拼音,被中国人系统接纳,推广至语言生活的所有领域,是始料未及的。关于拼音字母,过去论辩得很多,无论赞成或反对,大多是从利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倘能换一立场,用利他的眼光看,则拼音应该是好东西,没有它外国人学汉语会难上许多。当然,一样东西再好,也总有不如意处。外国人通过拼音学汉语,有意无意会轻忽汉字。如今颇有一些老外,中国话说得溜熟,可是不乏半文盲,写作及得上中国初中生的很少。半个世纪前,语言学家高名凯曾发论:“应当知道欧洲的汉学家,尽管学了多年汉语,成了专家,还不见得能用汉语和汉人谈起话来。”(《语言论》)现在情况不同了,口语已不是问题,问题主要在读和写。只是我们不该以读写苛求当代汉学家,因为读写能力在中国人也不易获得,大众脱盲还是不久前的事情。何况西方的汉学家常写病句,中国的文科博士文理不通也很常见。

  二是中国的书面语,由文言一变而为白话。当年传教士学汉语,白话固然要学,文言也属必须,因为同中国士人打交道,不晓文言、不解经籍等于没教养。18世纪在华的法国教士马若瑟,晚岁叹谓:“瑟于《十三经》、《廿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食忘寝,诵读不辍,已十余年矣。今须发交白,老之冉冉将至而不知之,果何为哉?有能度吾心者,必知其故也。”(《春秋论·自序》)他的这番苦心,我们能理解吗?他是以汉学为使命,与今天多数汉学家以汉学为职业相比,目标、抱负、旨趣都相差远甚。那时不少西儒像他一样,将毕生之力投诸中国典籍,恨不能统统啃读一过,否则与中国学人对话时,便自感底气不足。今天,汉学家仍须通汉语,但已不愿、也不必学马若瑟去下那样的苦功;除非专攻古代语言和文史,才需要谙熟古文。昔日说起读中国书,中国人和西方人都称,至少须识万把汉字。而今不必了,常用字识上两三千,就能读书阅报,算是有了文化,这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

  感谢拼音字母和书面白话,中文终于不那么难学了;汉学的门槛也得以降低,当汉学家比旧时容易了。以往汉学属于艰深之学,现在则有走向通俗的趋势。近数十年,中国崛起之潮波及各国,汉学研究也随之热火;专业机构越建越多,汉学家的队伍也逐渐壮大。中国学人对此自然欢迎,但眼见汉学日趋庞杂,便会思忖:当代汉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它的学科规定性在哪里?方法上有哪些讲究?

  这些问题,汉学家们想必也在思考。我只说一点,是忽然悟到的。汉学发展到今天,有汉学专业、汉学院系、汉学杂志、汉学会议、汉学家组织等等。比之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汉学在建制上丝毫不弱,似乎样样不缺。可是唯独一样东西,这些学科都拥有,汉学却没有。那就是方法。汉学从未有过自己的方法,它的方法都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甚至,汉学连自己的理论也没有。汉学家有极优秀的,有不入流的,高低之分不在于是否握有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在于能否用好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研究语言为例,数百年来西方人编撰过多种汉语语法书,凡能有所发现、成一家之说的,都是因为著者擅长语言学,熟知语法理论,善用分析方法。近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在理论上不断翻新,方法上也几经变革,汉学家于是也会跟着变。当然也完全可以不变,沿用旧法旧说;新的未必一定就是好的。正因为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汉学家就格外自由,对别家的理论方法可以取,也可以不取,在变与不变之间随意选择。

  也许,汉学根本就不是一门学科?就理论和方法而言,汉学无法自足,但它至少是一个自立的研究领域,里面汇集着多门学科。而如果外国的汉学不是一门学科,中国的“海外汉学”就更难自成一科了。在海外汉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进步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向其他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

  辛卯年正月末于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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