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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书友录 』  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情谊 钱婉约 201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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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情谊
作者:钱婉约 第324期 2012-4-27

董康


董康致内藤函一页


  一

  1933年11月,董康(1867—1947)受日本中国法治研究会邀请,在东京学士院举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国法律史”系列演讲。演讲结束后,外务省东方文化事业局举办了隆重的答谢晚宴,东京法学界和中国学界的新老朋友也频频为他设宴叙谈。之后,董康驱车南下到京都,继续访书会友。抵达京都的第三天,他就去拜访老友内藤湖南。

  在1934年1月12日的日记中,董康写道:

  一时许,偕伯醇、鼎甫、小林雇自动车至瓶原村访湖南。是处有木津河,可航小艇。四山环抱如瓮,亦称瓮原村。湖南于山半小筑数椽,题为恭仁山庄,因属恭仁京之旧址也。湖南适卧病,延余等在榻边清话,知余之来,预储古书以待。内藤原朝写本古文《孝经》《周易》单疏,新以五百元得之田中者。并出莫子偲旧藏唐写本《说文》木部,俾余题跋。余以不善书坚辞不获,勉题四行于后。湖南指余为文化侵略大将,余安能具此资力?然自问不无宣传之功。(见《董康东游日记》卷七)

  这虽已是董康第五次到京都,却是第一次登临内藤晚年的私家宅园——瓶原村恭仁山庄,故文中对山庄的地理环境、取名由来均有记述。内藤与董康是多年的书友了,两人以书相知,在以往的访书鉴书、藏书刻书等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交情。故内藤抱病延客,“预储古书以待”。在这里,董康亲见了“日本国宝”级的稀世珍籍——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六页。我在《恭仁山庄的文化遗产》(载于2012年2月22日《中华读书报》19版)一文中,提到过这份原为莫友芝旧藏、后辗转入内藤之手的稀世珍宝。从这卷子上的题记跋文,依稀可见它在唐以后穿越千百年岁月烟云的状况。卷首有曾国藩应莫友芝之请而题签的“唐写本说文”五个大字,卷尾依历史时序,先后有宋米友仁“恭跋”、宋俞松“题记”,原本六页的连接处,均有南宋“绍兴”小印玺钤之。研究者据此判断,至南宋初年,此卷应存于王室内府。此下,有曾国藩、莫友芝题诗,诗后又有吴云、陈宝琛、翁同龢、杨守敬、王树柟、樊增祥、白坚甫、傅增湘、杨锺羲、张元济等中国学人及日本人西园寺公望、犬养毅、德富苏峰、桥本独山、市村瓒次郎、小川琢治、铃木虎雄等人的题跋。董康是这串名人题跋者中最晚的一位。同年6月,内藤湖南病逝于恭仁山庄。

  日记中所谓“湖南指余为文化侵略大将,余安能具此资力?然自问不无宣传之功。”真耐人寻味之句。内藤湖南戏指董康历年在日本寻访善本秘籍,将之取回中国,乃“文化侵略”,而内藤其实正是大力帮助他日本访书的书友之一;而董康本人则认为自己“文化侵略”的资力尚不足够,只是通过刊刻重印在日本觅得的善本秘籍,为遗落在日本的中华遗珍尽了宣传之力。

  二

  以下略述董康历次京都游,以及与内藤湖南学术交往的大致情形。

  1906年初夏至岁末,董康游日本,卜居东京小石川,与汉籍版本专家岛田翰结识,两人并于秋日同赴京都、奈良访书。论者多沿袭台湾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中董康一节的内容,说“董康日本行”共有七次,而这一次正是诸多董康研究论著中忽略掉的一次。此次日本行,记载在董康甚为知名的《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识》一文中:“丙午(1906年)初夏,余游日本东京,获交岛田彦祯(翰)……时余卜居小石川,岛田频来寓所,析疑责难无虚日。秋日相与访书于西京奈良间。”次年,因为静嘉堂购入陆氏“皕宋楼藏书”,岛田翰作《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董康为之在中国印行,并在“题识”中为国宝流失深表悲愤,欲以吁请国内藏书家保护珍籍善本。1906年秋日的京都行,董康是否与内藤相见,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资料记载。但董康因为岛田翰与皕宋楼事件,对日本东京、西京(京都)两京的中国学家、汉籍藏书机构有了相当的了解。

  辛亥年至1913年,董康因辛亥革命携藏书避居京都。当时,罗振玉、王国维也同时在京都隐居,与京都大学的中国学家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小川琢治等多有往来,切磋学术、互通典籍,董康虽不如罗、王那样享有学术盛誉,但也以富有藏书、深通典籍善本而兼营刻书见重于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因为经济窘迫,董康曾以部分藏书出售给日本巨富兼古籍收藏家大仓氏,以维持生计。同时,他自己也因此由纯粹藏书而转向兼营刻书。如1913年董康曾影印日本所见宋版《刘梦得集》,此书为日本福井氏崇兰馆旧藏,而中国久已不见,被称为“艺林奇宝”。董康请内藤湖南为影印本作序,序中写道:

  清国董授经京卿雅善鉴藏,又喜刻书,倾避地东渡,侨居平安,既尽阅崇兰馆之藏,深爱此书,借览不足,竟谋影刻,乃用玻璃版法精印百部,以贻于世。虽纸幅稍蹙原本,而精采焕然,不爽毫发。自兹东瀛秘笈,复广流传;中山精华,顿还旧观。是则授经之有功此集,不在次道下矣。大正二年八月,内藤虎。(见《湖南文存》卷三)

  “雅善鉴藏,又喜刻书”,有功于稀世珍籍的流传,从内藤对董康的如此评介,可见两人交往与相知已属不浅。

  1924年一年间,董康与内藤在京都和上海得以多次见面。先是因1923年董康赴欧美考察政务,1924年4月归途经京都时,滞留半月,得以与内藤等京都旧友再次相聚。巧的是,同年7月内藤也有航欧之旅,在法国、英国等地访查敦煌经卷等中华典籍,往返时均取道上海,在上海又与董康再续书缘。关于这一年两人的交往,可从内藤10月间于巴黎写给董康的一封信略知一斑:

  授经司农阁下:沪上分手,忽已三月。承嘱新印书署签,旅次匆卒,久未操翰。顷得小闲,乃勉强涂鸦呈览,未知中用否?法国伯希和、英国适尔士二君,弟皆已见之。见托各书,皆递交讫。勾留伦敦五礼拜,英博物馆所藏石室遗书,除内典未染指外,已睹一百四十余种。……其余满、蒙文书,则石滨、渊鸳二君为编书目,皆足补东方著录之阙矣。……明春一、二月间,舟过沪上,重叩贵府,当以此游所获奉览,同其欣赏耳。专此肃布,并颂著安。虎顿首。(见《湖南文存》卷十六)

  董康先内藤一年访欧,两人沪上相见时,推想董康一定为继后访欧的内藤做了相关介绍和“导游”,故而内藤在巴黎时,就给董康写信汇报自己的行踪及收获;在旅途中,亦不忘践行承诺,为董康的“新印书署签”,而且期待“舟过沪上,重叩贵府,当以此游所获奉览,同其欣赏”。两人互相信赖,彼此倚重,互通学术信息及访书资料的学术情谊,于此可见一斑。

  三

  董康与内藤过从最密、交往最多的,当数1927年新年至5月1日在京都的这段时间。董康因国内北伐战争,被军阀孙传芳点名通缉,因而再次避居京都,寄寓京都油小路御前通长谷川旅馆。国事不定,避难异邦,而异邦正是故地,董康便在京都以读书访书排遣寂寥与不安,在日本书友的引导协助下,他访秘籍,探珍本,亦往东京小住,对东西两京所见之书一一著录,获得重大收获。这些活动因有他的《书舶庸谭》一至四卷详细记之,故论者多有述及。此不详述。

  单从董康与内藤湖南的学术交往看,也是可圈可点。如董康向内藤借阅校录伦敦大英博物馆敦煌遗书的二百余张影印片,这正是1924年内藤访欧所得,践行了内藤所谓“当以此游所获奉览”。其中多董康未寓目者,故“恳以每日借携归寓校录,蒙其首肯”。遂逐日往返内藤家交换影印片。又,董康从内藤处借得“中国绝无传本”之《二刻拍案惊奇》,“恳其设法借印,以备《曲海》之参考,湖南允之”。此时董康热心于戏曲话本之搜集补遗,以校订增补《曲海总目提要》,故于日本两京公私藏书处,着力调查搜检这方面的秘籍遗珍。内藤给予的学术馈赠不可谓不厚。

  这次我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的相关信件中,看到董康致内藤书信、便笺数通,除了事涉书籍借阅、归还等短笺外,还看到两封较长的信件,一是董康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写给内藤的致谢信。信两页,写在薄如蝉翼而洁白细密的“诵芬室制笺”上,连同此信的信封,透过岁月的风尘,娟秀的字迹一一清晰可辨:

  湖南博士著席,东洛停车,忽焉五月,频年契阔,于以少慰。离家日久,乡讯频催,茫茫言归,可胜怅结。别后出帆,航程托庇,一路平安,昨午抵沪。……此行载宝而归,如游万里,胜读十年,先生之贶,亦至厚矣。尘俗牵连,留日苦少,不能遍录以还,未免自呼负负耳。客中诸荷照拂,铭感无已。……匆先布谢,不尽覼缕。顺候道履,弟董康顿首。5月2日。

  上面说到,记载董康此行的日记《书舶庸谭》,它的最后一篇是5月1日抵达上海回到家中。而这封信写于5月2日,正可以说是《书舶庸谭》的尾声。信中表露了董康日本访书收获满满,“载宝而归”,而意犹未尽、别情依依的心情。这一方面是因为访书之事并未穷尽,“不能遍录以还”,心有余憾;另一方面也是对日本书友产生了愈益深厚的感情。正如他自己写道:“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万万也。”又如离开日本归国时,神田喜一郎和小林忠次郎从京都送至神户码头,董康写道:“舟离岸丈许,鬯庵(即神田)等高飏手拭,余亦遥应。初不过交际恒仪,然触念身世飘零,不觉泪涔涔下也。”此时的董康正好六十花甲初度,竟儿女情长地“泪涔涔下也”,也确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另一封信是告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即将赴日访书,希望内藤给予指引帮助。

  董康此行离开京都是在1927年4月底,而内藤湖南搬入恭仁山庄正是1927年的8月。故而,董康是在本文开头所说的1934年初,才首次登临恭仁山庄。

  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情谊,只是他与日本中国学界、图书馆界、藏书界,还有法学界诸多知名人士密切交往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以书会友,惺惺相惜,亲爱信赖之情,日久弥深。如果是在一个和平友好的时代,这不愧是中日两国文化学术的幸事。可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时期,董康仍因个人私谊与纯粹的学术情趣,一味沉浸在与日本的亲近友善之中,至少是不识时务的。这也是导致他稍后不顾民族大义,于1937年底附逆华北伪政府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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