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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
作者:姚小平 第327期 2012-6-8

以西夏语写成的佛经,这种语言现已消亡



《物种起源》英文版书影


  

无论对内对外,一种世界语言都应当有宽容的精神:对自身内部的差异要宽容,不拒方言、不斥俚俗,不自命科学正确,不借法令强立规范;对外来语词宜宽容,不怕混杂、不畏浸染,摈弃保护主义心态,不以语言纯净而自得自喜;对大陆以外的各种差异也应宽容,认可各种区域变体(如港澳普通话、台湾普通话),而不必一味求同。


    一


    当我构思这篇文章,为它草拟题目的时候,在犹豫:要不要给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这两个原本属于生物学的术语打上引号。我决定跟从生物学家,不加引号,因为读者将会看到,人类语言的确一直在为生存而相互竞争,而自然选择是一种语言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的必要途径。


    1859年深秋,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书中至少有两处拿语言与生物做类比。一处在第一章,称一个生物品种犹如一种方言,让人很难辨明来源;另一处在十四章,谈到对世界诸语言可以像对生物一样加以分类。但更直接的说法,见于他的另一部书《人类的由来》(1871),在第三章里他说,占优势的语言或方言会传播得更加广远,而居劣势的语言则会被取代,以至灭绝,如同物种一样,一旦消失就再也不会重现;甚至,在一种语言内部,词与词、规则与规则之间也在不断进行着生存竞争,“好些的、短些的、容易些的经常会占上风”,“某些为人喜爱的字词能够在生存竞争中存活或保全下来,这就是自然选择”。而且达尔文明白地说,他的这番议论引据其他学者,包括语言学家马克斯·穆勒。


    19世纪中叶科学传播之迅疾,远超今人的想象。不过一年,《物种起源》便有德文版,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歇尔读到译本后大为兴奋,随即撰写《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于1863年出版。施莱歇尔称,在接触达尔文著作之前自己就用过“生存竞争”一词,形容语言之间的相互争斗。究竟是生物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最先在研究中使用了这个表达呢?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门学科的研究者不约而同,想到了他们的对象不但是可类比的,而且很有可能是高度平行的。今天,这两门学科已经联姻,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生物语言学。但这一分支对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等种群演替的倾向已无兴趣,而是关心一种可遗传的语言能力,即人类独有的种属特征。另一方面,许多社会语言学家也不喜欢生存竞争、自然选择这类字眼,嫌其沾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


    施莱歇尔当年曾断言,生物演化论总体上适用于解释语言的变化发展:人类语言可比于有机体,逐渐生长、壮实、繁衍、老迈、衰败,最终走向死亡。迄今已知的语言,都经历过长达数万年的演化,其过程不以拥有者和使用者的意志为转移。除了总的进程,施莱歇尔还谈到语言与生物的其他相似:语言的词根,好似有机体的细胞,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发生的原始基质,从系统的角度看,则是最小的构造成分;语言的谱系分类,“语系、语族、语支、语言、方言”,同生物学上的“属、种、亚种、变体”等等很像,而且,语言与方言、方言与土话之间就像种与亚种、亚种与变体之间那样,表现为逐渐过渡的关系,并无截然分断的界线。


    《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语言学和生物学都有长足的进展,人类的生态环境和世界的语言格局也都有显著的改变。时至今日,达尔文理论是否仍适用于解释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呢?再思这一问题,我们不妨重读达尔文,并且从过去一个半世纪的语言盛衰史上找些实例来分析。


    二


    语言不是有机体,对此达尔文和施莱歇尔都很清楚。有机体乃是真实可触的生命物质,而语言则若虚若实,似隐似现,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构体。借用索绪尔的表述,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一个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相对稳固、均质同一的符号系统;语言是集体的属物,而不私属于任何个人,言语——我们每天说的话,从他人口中听到的话,写出的文字和读到的作品,这类异质而多变的东西才属于个人。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说起来很平常,却总让学者感到困惑,每一本语言学概论都不得不花些篇幅来阐述。1959年,我国语言学界甚至爆发了一场大论辩,持续达五年,主题便是语言与言语。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中,索绪尔用式子“1+1+1+……= 1”来描述何为语言。试想,每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都是“1”,这个“1”多达十几亿,加起来得数还是“1”,即汉语。言语则不同,你说的、我说的、他或她说的中国话,也用一个式子来描述,是“1+1’+1’’+1’’’……”,结果是无穷的多而杂。现在时兴建设语料库,而再庞大的语料库,也只能截取言语的极小一部分。


    这些跟本文的话题有何关系呢?让我把上列式子简化一下,就显出了关系。请设想,某种语言行将消亡,只剩下最后一个会说的老人,这时我们的等式就是“1=1”,他的言语就代表着一种现存的语言。于是我们急着抢救,以为把他的话录下来,便成功地保存下了一种语言。然而,语言虽非有机体,其生存却依赖于有机体。我们的这位老人终将死亡,他的语言必将随他而灭绝。从录下的言语中,不难整理出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可那已是死语言,我们用纸笔录音把它保存起来,犹如用冰柜保藏尸身。以当今的科学水平,死人、死语都无法复活,比起达尔文和施莱歇尔,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不过,生物学家比较有利,因为种子可以久藏,精液能够冷冻,利用DNA技术兴许还有可能复制古生物(科幻影片里就常这样描绘)。语言学家则很不利,无法想象有一天竟能复活拉丁语或西夏语。达尔文说得对:语言如同物种,一旦死亡就再无可能复活。此外,为抢救物种,譬如熊猫,可以建立生态保护区,在实验室里促成繁殖。但是,为拯救某种濒危的自然语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实验是绝无可能的,且不会有任何用处。能遗传的是某种普遍的生物语言能力(目前仍不清楚,这种能力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而不是哪种自然语言。自然语言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模仿、练习、适应、调节等后天行为才能逐渐获得;即便已经获得,倘若年龄幼小,仍有可能丧失,改操另一种。那么,建立保护区呢?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上很难推行,也不会有多少效果。以满语为例,据2000年的一项调查,黑龙江尚有几个村镇,少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能说这种突厥语。自然村虽不是保护区,也算有点接近。十余年过去,结果可以预料:作为一种自然语言,满语已后继无人,铁定要消亡。


    三


    为什么物种和语言会消亡呢?达尔文说,是因为生存竞争的缘故(此处及以下,引文都出自《物种起源》):“在同一池塘里的生物之间,不管生物种类怎样少,总有生存斗争。……各个物种必须与其他物种进行竞争。”语言基本上也是如此。在同一地区,不同的语言势必要接触,而接触的结果便是相互浸染。浸染有浅有深,程度不一,或者你更经常借用我,或者我更多地接受你;或者,还有一种可能:两种语言彼此妥协,融合之后生出一种变体,很难说谁被谁嫁接。譬若洋泾浜英语,它的词汇取自英语,而语法则是汉语的。过去的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现在的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都属于洋泾浜的语例。洋泾浜是俗称,学名叫皮欣语(Pidgin)。皮欣语是临时凑成的,但时间一长,用法固定下来,便有升级为克里奥尔语(Creole)的可能,成为某个社群下一代人的母语。这时,一种类似于新物种的新语种就形成了。


    虽然洋泾浜英语早已不新鲜,我们倒还不必担心中国会出现克里奥尔语。达尔文继续说:“在同一大陆上,‘先行占据’对于阻止……物种混入大概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物种比其他物种占有优势,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或局部地把后者排挤掉;但如果两者能同样好地适应它们的位置,那么大概都会保持各自的位置到几乎任何长的时间。”不错,英语的扩张欲极盛,渗透力极强,一如某些物种,分布范围极为广远,“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分布广远不仅意味着能够越过障碍物,而且意味着具有一种更加重要的能力,即在遥远地区与异地同住者进行生存斗争并获得胜利。”但是,汉语在中国本土已然“先行占据”,生息繁衍了万年,操用人口基数庞大,且有悠久厚实的文化传统为盾,所以,英语来犯的势头再大,浸染汉语再深,也无法战胜汉语。在当前国人的语言生活中,英语还只是在扮演一个辅佐汉语的角色。未来英语也许会变得愈加重要,成为很多中国人的第二语言,像我们在香港所见的那样。即便如此,我相信英汉二语仍会各有合适的位置,能够安然共处。因为汉语也是一种极具竞争力的语言。


    当然,反过来的事例也很多,“先行占据”的原则远非总是有效。美洲的印第安语,澳洲的毛利语,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语言,可还是难敌英语,有灭绝之虞。看来关键仍在于,语言本身要有竞争力。


    四


    于是我们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有些语言格外具有竞争力?这样的语言,如英语和汉语,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它们的演化过程中,能否观察到某些普遍的规律?


    说到语言的竞争力,首先要区别古今。相比于今天,古代语言的生存和蕃衍更多地依赖于它所寄寓的有机体——具有亲缘关系的个人及其组成的群体。远古存在过许许多多氏族、部落、部族,每一个这样的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一个族群的灭绝也就意味着一种语言的消亡。可以想见,千万种语言曾经存活而又绝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直到中古,仍有一种语言及其文字因整个族群遭屠而突然毁亡的例子,如西夏语和西夏文。一方面,这样的事情终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直到近现代,一种语言的竞争力相当程度上仍取决于族群生存的实力,只是这样的实力不再指靠或不仅只凭军力、进犯、殖民,而是更多地仰仗经济、科学、文化、教育诸领域的优势。


    英语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两百年里我们目睹它怎样走出帝国,迈向全球。上世纪初叶,当英语朝着世界语言的方向挺进时,孙中山颇不以为然,觉得它只是在地理分布上占优势,就使用人口而言还是汉语据上风:“今日之英语号称流布最广”,然而“用之者不过二万万人,曾未及用中国文字者之半也”。(《建国方略·以作文为证》)今天我们会嫌他的说法不够确切,因为那时中国虽然号称有同胞四万万,文盲至少也得占去一半。不过这是小问题,我们知道他说的“用中国文字者”也即以汉语为母语者。看来他有些自诩,有一股子民族情绪,但他无意间道出了使一种语言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操用人口众多。达尔文写道,一个生物种群能否存活、繁衍、昌盛,除了适宜的环境,具有自我调节和应变的能力以外,个体的数量还必须足够多,“在许多岛上,土著生物和外来的归化生物差不多数目相等,甚至已居少数;这是它们走向绝灭的第一阶段”。语言同样如此。当清朝入关,以数十万之军陷入上亿汉人之围,并且遣派旗人往各地驻防,形同自行分割的时候,满语便已走上衰亡之路,灭绝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对于物种和语言的消亡,19世纪的学人比今人更能坦然面对。达尔文写道:“对于物种的绝灭,我们不必惊异”;“物种一般是先趋稀少,然后绝灭,就好像疾病是死亡的前驱一样。……较为不利的类型,其绝灭几乎不可避免。”平常我们见人得病,除非是暴病、癌症之类,一般不会大惊小怪。至于语言,当它被另一种语言浸染时,我们就会觉得它病了;当我们听到洋泾浜、中式英语、夹杂洋文的中国话、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老外不分四声的汉语等等,便以为语言病得不轻。但这些都不能算是疾病。什么才是足以致一种语言或方言于死地的病因呢?那就是停止在家里和日常生活中说母语或母言。在一个族群中,一旦这种现象大举发生,本族话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


    其实,就汉语而言,最激烈的竞争不是发生在它跟英语之间,而是见于它的内部,见于各方言,尤其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只不过被树为标准,更其通用罢了。达尔文的看法照样可以推及语言:“在各方面彼此最相像的类型之间,竞争一般也最为剧烈。……如果一个新群的许多物种,由于突然的移入,或者由于异常迅速的发展,而占据了一个地区,那么,多数的旧物种就会以相应快的速度绝灭。”


    五


    这样看来,我们有理由担心普通话的强势发展会危及方言的存在。对于一个物种或一种语言,个体数量众多固然是有利条件,丰富的内部差别、多样的个体变异也是有利于生存繁衍的重要因素。这跟我们平常对物种和语言的期待正相反。生活中我们喜欢纯粹、划一、规范的东西,譬如宠物狗最好是纯种的,发音吐字最好是标准的。然而,达尔文警告我们:“不曾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异和改进的任何类型,大概都易于绝灭”;“经过改进的新类型,是‘变异’和‘最适者生存’的产物。”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只会说普通话,都像播音员那样字正腔圆,汉语的前途就很可忧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种语言对内需要维持足够的方言变体,对外则需要与其他语言接触,借此获取异族语言的成分,改进自身以适应时势和环境。只有不惧变异与混合、善于演进及适应的物种和语言,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同属印欧语系,俄语、德语至今仍保持繁复的屈折形变,而英语已抛弃大部分屈折形式。英语词汇的混杂程度极高,真正属于本族语源的词只占其词汇总量的小部分,有英国学者因此称英语为“混成语”,能迅速演进以满足文化、交际的新需求。而“混成”(hybrid)这个词,生物学家本用它指杂交。此外,过去教育界追求标准英语、伦敦音,现在对何谓规范标准的英语,则倾向于作多元的理解:不但美、澳、加可与英国同席而坐,都是正宗的英语母国,而且,印度、菲律宾、新加坡、香港等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使用的地区,可以确立自己的发音标准和语用规范,不必处处唯英美用法为是。于是便有新概念——世界诸英语(world Englishes),意味着英美诸国的英语也只是当今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的变体,其他地区的英语享有同等的规范权和发展权。退一步方能进十步,这种谦逊的态度实为一种聪明的策略,也是一种顺应自然选择的思维。丰富多样的变体变异,有利于英语在世界各地传播渗透。


    那么汉语呢?汉语现在还不是世界语言,但它有走向世界的渴望。一种语言能否成为世界语言,受制于诸多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并非操持者的意愿所能左右,也非学术机构所能导控,更非国家规划所能裁夺。但如果说,在一种语言成长为世界语言的过程中,主观因素尚能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我以为首要的一点就是态度。无论对内对外,一种世界语言都应当有宽容的精神:对自身内部的差异要宽容,不拒方言、不斥俚俗,不自命科学正确,不借法令强立规范;对外来语词宜宽容,不怕混杂、不畏浸染,摈弃保护主义心态,不以语言纯净而自得自喜;对大陆以外的各种差异也应宽容,认可各种区域变体(如港澳普通话、台湾普通话),而不必一味求同。


    没有哪项举措,比顺应语言的自然选择更为要紧。英语抛弃屈折形变,使词性趋活、形式趋简,是一种自然选择。日语吸收汉字,借用大量外来词,比任何语言都更能容忍混杂,也是一种自然选择。汉语保留方块字,显得很顽固,实则近代创制拼音,现代推广改进,也是在求变,同样属于自然选择,尽管看起来像有人工干预。达尔文指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任何必然发展的法则存在。……变异性只有在复杂的生活斗争中有利于各个个体的时候,才能被自然选择所利用。”英语、日语、汉语的上述变化,都有利于自身。这些语言,还有许许多多其他语言,将怎样发展?汉语能否成为世界语言?这类长远的问题,不如留给后人去考虑。


    无论未来世界的语言格局会如何,我们都应坦然直面。


    壬辰小满后,于京西上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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