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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杂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入江昭先生侧记(上) 徐国琦 201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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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杂记 人物志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入江昭先生侧记(上)
作者:徐国琦 第357期 2013-9-18

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英文版书影


入江昭《全球共同体》英文版书影


入江昭教授在清华演讲


  2013年春,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入江昭先生用日文所写的学术传记,中文书名为《我与历史有个约会》。此书不长,入江教授以其一贯的谦虚风格,对其杰出的经历及巨大成就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中国读者掩卷之余,一定会对这一位杰出学者产生进一步好奇心。作为入江教授的入门弟子,特撰此文,介绍入江教授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特别是个人眼中入江昭先生的人格魅力及为人师表的杰出风范。至于入江先生的学术贡献,当以后有机会再另撰文介绍。

  入江昭(Akira Iriye)先生是国际上极具声誉及影响的历史学家,1934年10月20日生于日本东京。他高中毕业后即获得奖学金赴美攻读学士学位,此后定居美国,并最终成为美国史学界的一代宗师及国际史学派的开山鼻祖。入江教授长期在美国的史学重镇芝加哥大学及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著作多且影响大,备受国际学术界推崇和尊敬。1978年,他当选为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主席;1982年他年仅48岁即当选美国文理研究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988年,他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迄今为止,他可能仍是出任此职的唯一一位非美籍学者。他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及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哈佛大学赖世和日本研究所所长、哈佛大学历史系Charles Warren美国史讲座教授、美国外交史协会主席等众多职务,并获日本天皇颁发的日本最高荣誉之一——天皇勋章(Order of the Sacred Treasure)等诸多荣誉。

  一

  入江教授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儒雅学者。他虽然极其繁忙,但对学生则有求必应,鼎立相助。对中国学生更是特别友好,乐善好施。他对中国学生钱金保的关心即为一例。在哈佛攻读中国史的钱金保先生的博士生导师是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但入江教授也是他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金保才华横溢,精力充沛。可惜的是,他在取得哈佛博士学位后,正利用继续在哈佛做博士后的时间,修改其博士论文准备出版时,却于2005年在同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打羽毛球时突然倒地身亡。如此才华,如此年轻,刚刚进入学术人生的黄金时间却突然离世,实在令人痛惜不已。更让人心悲的是,金保一向身体很好且经常锻炼。记得他去世前几个月,我到哈佛参加入江教授的退休典礼,并有幸作为四位发言人之一致词(其中一位是Warren Cohen)。金保在会后即找我聊天,当时我对他的健壮及充满活力非常羡慕。谁知几个月之后,他却突然英年早逝。金保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抗战期间的汪精卫政权。金保到哈佛前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对相关档案相当熟悉,加上他在哈佛时的学业猛进,入江教授告诉我其博士论文极其优秀。其后每年我同入江教授碰面时他都对金保的早逝表示痛惜,逢人就推荐金保的研究。记得2012年,入江教授、牛津大学的米特教授(Rana Mitter)及我在伦敦碰面聊天,米特教授向我们介绍他近几年全力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些心得,入江教授利用此一机会向米特详细介绍金保的博士论文。金保理论上并不算入江教授的直接弟子,甚至不算历史系学生。入江教授对其关怀仍是如此,其人格之伟大及对中国学子之友好由此可见一斑。

  入江教授对金保如此,对每个学生他都是同样尽心、尽力、尽责。对中国学生如此,对美国学生及对世界各国学子也是如此。入江教授有一位美国学生极其优秀,学问好,书也教得好。但由于系里内斗的缘故,他几年前被其任教的大学拒绝提拔为教授。因他是从其他学校跳槽到该校做副教授,尚未获得终身教职资格,未能升任教授就意味着其将被解雇。入江教授得知,立即率领几十位哈佛及外校的著名学者联名向该校提出强烈抗议,为弟子全力抗争。由于入江教授的巨大影响,其一手发起的抗议事件立时受到不少美国学者的关注以及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最终迫使该校重新审议我的这位学兄的提升及终身教职事宜,并由否决最终改为批准。熟悉美国学术界运作的人都知道,凭借外界压力迫使一个学校改变已经决定的人事任免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入江教授为弟子做到了,这又是何等的魄力及勇气!

  入江教授对学生无私关爱的美德也反映在他对自己师友辈的尊重上。Ernest May教授生于1928年,比入江教授年长仅六岁。但因为入江教授在哈佛读博士学位时,May已是哈佛老师并教过入江,入江教授后来在与May同为哈佛同事并享受同一讲座衔的教授地位时,对May仍执弟子礼。尽管从学术地位及影响来说,入江教授在加盟哈佛时,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过May教授。但入江一如既往,对May执礼甚恭。1998年May教授七十大寿时,入江教授亲自操刀并主编为May祝寿的论文集。他对其他师长也一样,我最近才从入江教授处得知,近几年入江教授之所以每年夏天都到英国,原因就是要拜访他在美国读本科时对其影响很大的一位名叫Wallace T. MacCaffrey的历史老师。此人后来也在哈佛历史系任教,他在哈佛退休前,与入江教授有一年时间是同事。该师生于1920年,今年93岁,退休后定居在英国剑桥。入江师告诉我,因该师年龄已长,他每年至少要有一次时间专门到英国看望他。由此两例可见入江师对师道的尊敬。

  入江教授尽管学术地位极高,但为人却极其低调厚道,即使在小事上也是如此。记得我当学生时,每次跟老师在外吃饭,他总是坚持付账,理由是等我将来工作了再请他不迟。可是我现已工作十来年,同入江先生吃饭的机会不少,但他一如既往,为我买单。今年7月7日我在哈佛广场一家饭店同入江夫妇吃饭。本来我打算付账的。但入江教授虽年届80,仍旧眼明手快,服务员送来账单时,他一把抓住,坚持要请我。付账时他嘴角带着微笑对太太说,为了不让国琦付账,我故意把他的视线引开,转移他的注意力,这样就可以把账单拿到手了。同美国人甚至西方人吃过饭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很少坚持要付账单的。入江教授为人之厚道,由此可见一斑。另一个与吃饭有关的故事也一直让我记忆犹新,常常感动。那是2008年到2009年间我在哈佛大学Radcliffe高级研究院做研究员时,入江师大病初愈,其哈佛住所因失火才刚刚修复。但夫妇俩坚持在家里请我吃晚饭。入江太太一如既往,亲手烹饪了不少精美食物。虽然屋外很冷,但吃着美食,喝着红酒,听老师和师母讲他们一生的经历,实在是温馨无比。那天晚上,也许是入江教授在经历两次大手术后感怀身世,或为恢复期间放松心情,情不自禁地向我娓娓道来他一生经历的许多不凡故事。几个小时一晃而过,当我恋恋不舍地准备起身告别时,入江教授突然想起来,他自己也亲手为我做了一道菜,放在暖箱里却忘记拿出来了。可是我已吃得太饱,腹内实在已无半点空间了。

  入江教授不仅对我如此,对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几年前在芝加哥Imprint Publications出版公司及《美国东亚关系杂志》发行人Anthony Cheung的安排下,入江教授夫妇、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Guy Alitto教授夫妇、《美国东亚关系杂志》主编Chuck Hayford夫妇,以及我们夫妻二人在芝加哥一聚(有关Anthony的事迹,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本刊2013年7月17日发表的拙文《Anthony Cheung和他的美国梦》)。Anthony、Guy、Chuck 和我十分开心,一连点了好几轮Johnnie Walker威士忌酒,入江先生因大病初愈,只好以茶代酒,女士们自然也不参加我们四大金刚的会战。餐后付账时,入江教授照旧坚持买单。其实当天饭菜并不贵,但是四个人的好几轮威士忌可是了得,记得那餐饭让入江教授破费了六百多美元。

  入江老师自己对英文写作曾花了不少功夫,对自己学生的写作能力自然也非常重视。他在学术自传《我与历史有个约会》中写道,他自己在哈佛读书时受惠于老师在英文写作上的帮助不少,所以“我自己指导论文时,总是对学生说:当然要重视内容,同时,对文章也要尽美之功。即使有内容,如果没有确切的表达,问题和词语,效果也会减半的。不拘日本或其他国家来的留学生,论文的英文不是接近完美,我是不会打高分的。”也正是那天在芝加哥的聚会上,入江教授提到,我刚到哈佛读书时,英文很糟,但现在我是他的学生中英文最好的一位。我一时受宠若惊,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想入江老师也许说的是,在他的英语非母语的学生中,我的英文写作还不差。幸亏有Guy在,他借机提起我们俩的一件好玩的事。那是2005年,Guy 和我到哈佛参加入江教授的退休庆典,会后我带Guy 和我的一些哈佛朋友一起到酒吧喝酒。大概Guy 和我那天都喝多了,我们俩决定由哈佛广场走路回到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旅社(约需30到40分钟),我们一路旁若无人地大声背诵中国古代诗词,互相考问彼此的中国古代知识。虽然Guy 当天在入江称赞我英文不错时,借机告诉入江先生我的国学也是如何好时,让我从一个尴尬陷入另一个尴尬。不过今天写到此处,仍然觉得好笑。确实,Guy的中文实在了得,我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其他老外的中文及中国古典知识有超过Guy者。但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大街上用中文大声聊天谈中国古诗,一定是很滑稽的情景!知我们者,可能对我们的书生意气和不拘小节会心一笑,不知我们者,可能觉得这两人是一对酒鬼加国际疯子!

  二

  入江教授对学生的一片赤诚和关怀,也是与入江夫人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入江夫人芳名前田光子,乃大家闺秀,其父曾担任东京大学教授并留学法国,入江夫人因此出生法国,并在法国生活多年,法文也很好,并有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但她一生为入江教授的事业无私奉献,对入江教授的学生更是关爱有加。记得我在哈佛读书时,每学期最期待的事就是入江夫妇的期末家庭招待会。所有入江先生的在读学生都受邀参加,不管其当年是否选修入江先生的课程。美国20世纪60到90年代有一档风行一时的介绍法国美食的厨艺节目,主持人叫Julia Child,其法式厨艺令无数美国人垂涎三尺。入江的弟子们实际上比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有口福。学生中盛传入江夫人与Julia Child上过同一个法式烹饪学校,真实与否,我从来没有问过她,但她手艺同样精湛则是不争的事实。更难得的是,她只给我们这些知识及口腹同等饥渴的学生们精心准备法式甜点及各种精美食品,让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学叔、学嫂)在与同学及老师亲切交流之外,还可以大饱口福。

  2013年7月,我重返哈佛,在Radcliffe任暑期研究员,得以与入江师继去年伦敦相会后再次聚首。我们约好7月7日中午在哈佛广场名为Grafton Street的餐厅一起吃饭。今年7月的波士顿出奇地热,我出于尊敬,提前十分钟赶到约定地方。入江师居然还是比我早到,已在那儿等候了。须知入江师住所距哈佛广场不远,大可不必早到的。一股比外面热空气还热的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握手寒暄后,入江老师告诉我,入江夫人有点事,可能要晚一会才到,要我们先边吃边聊。大概30分钟之后,入江太太气喘吁吁地赶到,手里拿着一包仍冒着热气的法式点心,原来入江夫人是因为我赶烤点心而迟到。因为量大,这包精美的点心我吃了一星期才吃完。每次吃点心时,思绪便会回到学生时代在入江师家里聚会的情景。十多年匆匆而过,老师母竟然还冒酷暑,为我亲手烤制糕点,试问天下学子们有多少人能有此福分!我现在也已为人师,又试问自己及所有忝为人师者,我们又能做到入江老师及师母几万分之一呢?忙不是理由,很少有人能同入江教授的忙碌相比。下面是老师今年夏天至年底的已定旅行计划:

  7月25日—8月1日,伦敦
  8月1日—10日,巴黎
  8月19日—9月2日,加拿大
  10月10日—31日,日本东京
  11月13日—16日,德国慕尼黑
  11月17—18日,英国
  2014年1月2日—5日,参加美国历史学会年会

  这些主要是国际旅行计划,美国国内的旅行更是经常性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旅行活动并非完全是休闲,经常是有讲座任务的。入江教授于2005年在哈佛退休,实际上是退而不休,只不过不再正式上课而已。入江师自己在学术自传中写道,退休是为了“从教务和校内委员会的杂务中解放出来”,以便有更多时间及精力从事研究和著书。在退休后,他的研究及社会活动有时甚至更多、更忙。如他在退休后分别在日本的立命馆大学、早稻田大学、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德国的柏林大学执教或作系列演讲,并多次到中国演讲和开会。入江教授退休后出版的许多著作更是让很多正值盛年的学者自愧不如和汗颜不已:2009年出版他与法国学者 Pierre-Yves Saunier联合主编的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我本人为作者之一,亲身体会到入江教授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投入和倾注的无数心血。2011年,他和其他两位学者(Petra Goedde和William Hancock)联合主编出版The Human Right Revolu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年,他还为Andrew Bacevitch编辑出版的The Short American Century: A Post Morte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撰写重要论文“Toward Transnationalism”。 2012年,他在英国出版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书。2013年,他出版新剑桥美国外交史。目前,他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与Juergen Osterhammel联合主编六卷本新世界史,各卷将于2012年到2015年陆续问世。第一卷书名为A World Connecting: 1870-1945, 已经在2012年出版,第二卷将于2014年初出版。所有这些主编或独立撰写的著作均属填补空白或自立体系之作,入江教授也都全力投入,并作出巨大贡献。

  听说国内的理工科博导们常被学生称作老板,这一称呼实际上反映出这些老师已忘记自己的天职是老师,学生同老师之间的关系已蜕变为雇工和雇主的关系。也时常听说国内文科的有些老师把研究生当作廉价研究助手,难怪国内个别人文学者竟然一年可以一口气出版十本不同学术著作,都是署自己的名——不知其中有多少真正是自己的心血,多少是出自学生之手,多少是过去作品的“回锅肉”,又有多少属于“灾梨枣”之列?古人云,师道尊严,老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不知今日中国众多的所谓“大师”们、“博导”们,是否当得起“老师”的称号,是否还能维持基本人格及师道尊严?可否拿自己同入江老师比一比,看看与真正的国际大师相比,不论在学问上,还是在师道上、人格上,相差究竟有多远?

  三

  本文之所以用“入江昭先生”之题,实际上有两个用意。一是仿照鲁迅先生以《藤野先生》为题,记述他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鲁迅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入江先生不就是如鲁迅所说的另一位藤野先生吗?只是入江的贡献、影响、学术成就远远不是鲁迅的藤野先生所可比拟的。入江先生是世界级的学术伟人。

  本文以入江先生为题的另一个用意是强调“先生”的含义。这里所用的“先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文“先生”之意,也不是英文中的“Mister”,而是日文中所用的“Sensei”和英文中的“gentleman”复合而成,指的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和绅士、伟大的老师,一位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表的巨人。“Sensei”听上去很平凡,但试问天下读书之人能担得起“Sensei”这一称号的又有几人?入江师为人极其低调,从未以大师自居,但受其恩泽的学人无数。2001年,我任教的学院因入江教授杰出的学术成就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我代表学校撰写并致赞词,为保持原貌,特附英文赞词如下:

  Confucius once said, the person “who reviews the old so as to find out the new is qualified to be a teacher of others.” As one of the world’s foremost historians, Akira Iriye is a sensei in the fullest sense because of his path-breaking scholarship and his wide scope of inquiry covering many domains such as China,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mong many others. Few historians have been more innovative in their work, or more influential in their field of study than Akira Iriye. Ever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his first book After Imperialism, Iriye has started his journey and mission to transform ou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history from new perspectives. In his more than a dozen of highly acclaimed books he published in English or other languages with fascinating originality and in his worldwide lectures in Washington D.C., London, Paris, Tokyo and many other places, he asks us to look at the history through different lens. He shows us in a masterful way how to approach national or global history from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deological expansi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riye’s work not only reshapes our fundamental presuppositions of human past, more importantly, it challenges us to expand our intellectual horizons beyond one culture, beyond one type of archival sources, beyond the scope of nation-state. Akira Iriye is not only a student of the institutions of modern society, he himself is also an institution. In his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in 1988, Akira Iriye urged his fellow historians to internationalize history. Toda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which he pioneered and has practiced to the level of excellence has enjoyed wide recognition and largely becomes his institution. Abou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Sima Qian wrote in hi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ough the peach tree does not speak, the world wears a path beneath it.” This ancient Chinese saying will fit Akira Iriye well both for his brilliant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his modesty.

  Dr. Iriye is currently Charles Warren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Harvard University. Before he joined Harvard in 1989, he was Stein-Freiler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has been an elected member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since 1982 and had served as presidents of both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nd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He also received a Guggenheim fellowship.

  Kalamazoo College salutes Akira Iriye’s scholarship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human society and proudly awards him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Humane Letters.
 
  在这篇赞词里我特别强调入江教授的三大美德或贡献:一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生”(Sensei)。二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三是一代宗师及国际史的开山鼻祖。当时忘记提的是他的第四大美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孔子的自状,更是入江教授始终遵循的准则。按照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说法,孔子生日应为阳历10月20日,而这一天恰恰也是入江先生的生日。当年先进中国人赠给美国哲学家杜威“美国的孔子”的美称,我们则有一百个理由称入江先生为国际版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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