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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书信看卫三畏在澳门的活动(1835—1844) 顾钧 20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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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信看卫三畏在澳门的活动(1835—1844)
作者:顾钧 第384期 2015-3-3

卫三畏

卫三畏书信

《拾级大成》中文书名页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是19世纪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曾在澳门长期居留(1835—1844)。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在澳门生活时间最长的美国人,有一段时间几乎是在澳门唯一的美国人。其间他写有大量书信,从中不仅足以考见他在澳门的工作与生活,且可进而窥见早期中美关系以及东亚的国际关系。

  一

  卫三畏于1833年被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往广州,协助美国最早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Bridgman,1830年到中国)做印刷工作。由于中外关系紧张,1835年12月15日卫三畏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一路风力不足,不长的路程足足走了三天。

  到澳门后的第一年,卫三畏印刷的主要作品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的《福建土话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这本最早的福建方言字典收录汉字12000个。这样一部大型的工具书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多年积累的结果。麦都思在编写这本字典时还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在东南亚生活了十四年,和当地的福建移民多有接触。1823年他完成字典初稿,曾送到新加坡、马六甲等地去谋求刊印,均未获成功。182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表示同意资助这本字典的出版,于是麦都思又做了大量的增补。印刷工作于1831年开始,到1834年4月由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权的解除,这一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经印成了三分之一。1835年麦都思来到中国寻求印刷资助,得到美国商人奥立芬(D.W.C.Olyphant)的帮助,印刷工作遂得以重新开始。

  在1836年1月2日致父亲的信中,卫三畏说他将把1836年整个一年的时间用于字典的印刷。当时麦都思正好也在澳门逗留,两人于1836年1月9日曾有一次长谈。卫三畏本来预期一年完成印刷任务,但实际花费的时间超出了预期。在1836年11月29日致美部会秘书安德森(Rufus Anderson)的信中,他写道:“麦都思字典我已经印刷到了700页,我希望在明年二月初完成。它在我接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但此后需要的时间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费用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奥立芬先生提供了需要的资金,他的投资将以书的销售额作为回报。目前已经有约一百人预定,此外加上销售的册数,我们希望能够使奥立芬先生收支相抵。”字典最终于1837年6月印刷完成,奥立芬的总投资是2000美元。

  卫三畏在完成字典三分之二的印刷工作之后,写了一个简短的广告来做宣传。在书信中他也对这部字典的意义加以了论述:“该字典出版后将大大有利于对福建方言的学习。福建人比中国其他省份的人更勤勉、更有闯劲,在东南亚的各个岛屿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所以这种方言的使用很普遍,了解这种方言对于传教工作非常重要。在印刷过程中,我也增长了不少关于汉语的知识。”(1837年1月1日致父母)可见,印刷字典对于卫三畏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汉语的过程。

  卫三畏到中国后便开始了汉语学习,从广州移居澳门后学习继续进行。他在书信中多次谈到汉语学习,有一次他把汉语和葡语的学习做了这样的对比:“从清早到下午四点我们一直在印刷麦都思字典,我不断向一名中国和一名葡萄牙排字工发出指令,不说一句英文,葡语好学,我已经可以使用,希望汉语能够只有十分之一的难度,我越学越觉得要学的东西多。”(1836年4月2日致母亲)汉语对于西方人来说确实有难度,学得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工具书的匮乏。

  19世纪早期用于学习汉语的工具书仅有《汉法拉丁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 ais etLatin,1813)、《通用汉言之法》(A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汉文启蒙》(élémentsdelagram mairechinoise,1822)、《汉葡字典》(Diccionario China-Portuquez,1833)等寥寥几种,而且均出自欧洲人之手。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懂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他能够选择的范围就非常有限了。在麦都思字典印刷完毕后,卫三畏在澳门又连续印刷了由裨治文以及他本人编写的几部教材和工具书,不仅增加了汉语学习者的选择范围,而且也打破了欧洲人的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

  裨治文主持编写的《广东方言读本》(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首先于1841年出版,这是美国人编写的第一部学习汉语的教材,也是最早的专门用于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卫三畏参与了《读本》的编写,同时也是《读本》的印刷者。从书信中我们知道,印刷工作开始于1839年初,卫三畏希望在一年内完成,但进展缓慢,到1840年3月才印刷到392页,整个印刷工作直到1841年6月才全部完成。在1841年5月15日致父亲的信中,卫三畏写道:“过去两、三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印刷《读本》,现在快要完成了。目前这里致力于学习汉语的大约在五十人左右,自从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后,汉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懂汉语的人越来越受到重用。”显然,《读本》的印刷出版相当及时地满足了学习者的需要。

  在《读本》之后,卫三畏又印刷了自己编写的一本教材——《拾级大成》(Easy Lessonsin Chinese,1842)和一本字典——《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in the Court Dialect,1844),它们与《读本》鼎足为三。

  鸦片战争后,美国各宗教团体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这些新来的传教士和当年的裨治文、卫三畏一样,必须首先学习汉语,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编写了大量的字典、指南以及各种帮助学习汉语方言的小册子。汉语工具书的大量出现成为19世纪美国汉学的一大特点,而其源头无疑是在澳门编写和印刷的这几部工具书。这几部工具书也成为美国汉学最早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澳门见证了美国汉学的兴起。

  印刷中文工具书首先要解决的是中文活字问题。如果是纯粹的中文印刷,可以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或西方新近发明的石印技术,而印刷中英文夹杂的作品则以活字印刷最为理想和可行。在搬家到澳门之前,广州印刷所还没有中文活字。要印刷中文作品,只有请中国刻工帮忙进行雕版印刷。到澳门后,卫三畏开始使用属于东印度公司的一套活字——这是西方人制作的最早的一套中文活字,它是应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于1814年开始制作的,目的是为了印刷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1823)——卫三畏在书信中多次提到这套活字。他到澳门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整理这套活字,结果发现,“自从马礼逊字典完成后,因为无人过问,这套活字中已经有几百个汉字丢失了”(1835年12月31日致史第芬),于是不得不在锡块上重新雕刻。但这还是小事,最让他担心的是东印度公司会随时收回这套活字,这样他的工作就会陷入停顿。因此卫三畏一直希望拥有自己的一套活字,此事美部会无法提供资金,他只有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支持。他在书信中多次呼吁他们捐款,后来募集到了1000美元。同时他还不断地和新加坡、德国、法国的研制者保持联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尝试用机器来制作中文活字。1843年4月当他收到从新加坡寄来的活字样本时,他立刻高兴地写信告诉了母亲。但新加坡的研制工作很快由于主持人的去世停顿下来,后来卫三畏用1000美元购买了德国人研制的中文活字冲压设备。

  二

  卫三畏1833年10月到达广州后,主要的任务是印刷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该刊由裨治文于1832年5月创办,目的是面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后停办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卫三畏移居澳门后该刊继续留在广州编辑和印刷,1839年初裨治文也搬到澳门后,卫三畏再次接手了《丛报》的印刷工作,直到1844年底回美国为止。这段时期的《丛报》刊登了大量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报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的签订结束,此后中外贸易交往更加频繁。为此卫三畏编写了一本《中国商务指商》(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它为外国商人提供了条约签订后有关贸易和航行的种种实用信息;考虑到马儒翰(JohnR.Morrison,马礼逊之子)在十年前编印过一本类似的指南,所以虽然这本指南的内容是全新的,却以马著第二版的形式出现,并且没有把卫三畏自己的名字放在封面上。这应当是卫三畏纪念马儒翰的一种表示(马对卫三畏的汉语学习提供过帮助,于1843年8月去世)。《中国商务指商》第二版也是在澳门印刷的,于1844年面世。

  在澳门八年多的时间中,卫三畏既要帮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又要编写自己的著作,同时更有大量的印刷工作需要完成,他一个人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为了完成印刷工作,他经常需要雇佣各类帮工。在1839年1月26日给父亲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手下的印刷工人:“我的印刷所……最奇特的部分还得说我的三位工人。一位葡语排字工,他对英语一无所知,也几乎不认识一个汉字,但却为有这两种文字的书排字,我和他用葡语能够勉强交流;另一位中国小伙子既不懂葡语也不懂英语,他负责排汉字,活儿干得很好;最后是一位日本人,他不懂英文、葡文、中文(几乎不懂),所以从架子上取铅字时常犯错误。当他们三个人干活时,我必须用他们各自的语言与他们交流,并且指导他们去印一本本他们丝毫不知道其内容的书。尽管如此,我想印刷错误仍然可以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我们彼此之间努力进行交流的情形常常使我忍俊不禁。”这种“忍俊不禁”的经历在卫三畏前后二十多年的印刷生涯中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也只有在澳门印刷所时才能体验到。

  上文中提到印刷所中有一位日本人,这也和卫三畏在澳门时的一段经历有关。鸦片战争前中国虽然还没有开放,美国人已经可以在广州、澳门居住和活动,但却无法涉足中国的东邻日本。美国人一直想找机会和日本人接触,试图打开日本的大门。1835年12月,三名日本水手(岩吉、久吉、音吉)因为船难几经漂泊后到达澳门;1837年3月又有类似情况的四名日本水手(庄藏、寿三郎、熊太郎、力松)被送到了澳门,并被安排和早先来到澳门的三位同胞住在一起。于是在当地美国商人金(C.W.King)的提议下,一个将他们送回日本,并借此大好机会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的方案被确定了下来。卫三畏全程参与了这次行动(1837年7月4日—8月29日),载着这七名漂流民的“马礼逊”号试图在江户湾口的浦贺登陆,结果遭到炮击。回程中又试图在鹿儿岛登陆,结果又再一次遭到炮击。这次历时两个月、耗资两千美元的行动最终以完全的失败告终。关于这七位漂流民的情况,卫三畏在书信中多次提及,最早的公开记录见于他的《“马礼逊”号的琉球与日本之行》(”Voyage of the Ship Morrison to Lewchew and Japan”)一文,这是他回到澳门后立刻完成的,该文刊载于《中国丛报》第6卷第5期(1837年9月)。

  将日本的漂流民遣送回国,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却遭到日本幕府政权如此野蛮的对待,不能不使他们义愤填膺,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用武力打开日本大门的信念。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有关日本信息的贫乏,卫三畏回到澳门后立刻开始学习日语,并着手搜集各种有关日本的信息。这也为他19世纪50年代作为翻译参加佩里(M.C.Perry)将军远征日本的行动打下了基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卫三畏在学习过程中曾尝试将《新约》翻译成日文,根据他1838年4月10日的书信可以知道,他曾将《约翰福音》第二、三、六章的日译文寄给自己的父亲。

  翻译《圣经》凸显了卫三畏的传教士身份。虽然卫三畏来华后的主要工作是在印刷出版方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传教士。在澳门期间,他曾多次分发圣经和宗教小册子。1836年11月29日他在写给美部会秘书安德森的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几次行动。此外,卫三畏在澳门的住所接待过不少来自英美的传教士,如叔未士(J.L.Shuck,美国浸礼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Lowrie,美国北长老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勃朗(S.R.Brown,马礼逊教育会学校校长)、李太郭(G.Tradescant Lay,英国圣书公会代表)等——他们初到澳门时都曾和卫三畏一起居住。卫三畏的书信中多次提及这些人在澳门的活动,是很珍贵的史料。

  卫三畏在澳门期间还接待了一些美国官员并为他们提供语言等方面的服务。1844年顾盛(Caleb Cushing)受美国政府派遣和清政府谈判签订条约,于2月抵达澳门,卫三畏曾协助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如广东巡抚程矞采1844年4月19日给顾盛的照会(译文详见《中国丛报》第14卷)等等。顾盛能够较快地和清政府签约,正是利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有利局势。在这次战争中,澳门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战事在关闸附近展开,1840年8月19日,英军击退清军,占领了关闸,这是自澳门开埠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失去对澳门的军事控制权。关闸之战造成了澳门社会的骚乱,盗贼蜂起,卫三畏在1841年4月26日给父亲的信中说,“晚上一个人出去是很不安全的”,他还说澳门美国医院院长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有一天在路上遭到袭击,被抢走了手表。

  在顾盛之前,美国政府就已展开了在亚洲的外交和商务谈判,并于1833年和暹罗(今泰国)签订了相关条约,1835年罗伯茨(Edmund Roberts)代表美国政府前来换约后在澳门停靠,并准备前往日本,但罗伯茨在当地感染疾病,不久在澳门去世,卫三畏陪同澳门官员参加了他的葬礼(见1836年6月15日书信)。由于罗伯茨的去世,美国政府打开日本大门的行动胎死腹中。除了文职官员外,卫三畏在澳门期间还接待过文森号(1836年1月到访)、星座号和波士顿号(1842年5月到访)等美国战舰的官兵。

  卫三畏在澳门的日常生活也在书信中留下了一些记录。我们知道,当时在澳门的新教传教士每周三和周日会在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处聚会,他们每月会举行一次音乐会。1841年5月13日,卫三畏参加了英国传教士雒魏林的婚礼,这是他在澳门期间参加的唯一一次婚礼,当时大部分传教士都是单身。

  澳门总的来说气候怡人,但夏天有时会有台风,卫三畏经历了多次,其中两次(1836年7月、1841年7月)让他印象深刻,写在书信中。关于第一次他有这样的记录:“台风之强前所未见,所到之处桅杆被截成数段,每段只剩一英尺左右,并立刻被狂风卷走,杆上的帆布早已无影无踪。”台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三艘船连同货物沉入海底,其中两艘是800吨级的柚木大船,每船大约至少120名水手,另一艘是英国贸易船,船上约25名水手。”(1836年9月1日致父亲)

  三

  1877年,也就是卫三畏从中国退休回美国后的次年,他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首任汉学教授,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汉学教授。他最早的汉学著作《拾级大成》、《英华韵府历阶》都是在澳门完成的,这两本著作也是他本人印刷的。

  《拾级大成》是卫三畏编写的第一部汉语教材,全书凡10章:(1)部首;(2)字根;(3)汉语的读写方式介绍;(4)阅读练习;(5)对话练习(与老师、买办、侍者);(6)阅读文选;(7)量词;(8)汉译英练习;(9)英译汉练习;(10)阅读和翻译练习。相对于《广东方言读本》偏重于说的练习,《拾级大成》更侧重读、译的练习,显然是为了和《读本》互补。阅读练习遵循由易而难、逐级提升的编写原则,先是单句练习,然后逐渐过渡到成段的文字。翻译练习的安排也是如此,从字句的翻译到成段的翻译,从提供参考译文到最后不再提供参考译文,卫三畏显然希望通过这些练习能够使学习者比较快地掌握汉语。

  值得注意的是,《拾级大成》虽然是一本学汉语的教材,其中却有不少中国文学译介的内容,特别是《聊斋志异》故事的翻译。在第四章的阅读练习中卫三畏选用了《种梨》、《曹操冢》、《骂鸭》三个故事,先给出一句中文,然后是拼音,然后是逐字的英译,最后是符合英语习惯的翻译,用这样的方式三个故事被完整地翻译成了英文。

  关于《聊斋》在国外的传播,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是王丽娜的研究,她认为:“最早发表《聊斋志异》单篇译文的译者是卫三畏。他的两篇英译文《种梨》和《骂鸭》,收在他1848年编著的两卷本《中国总论》第一卷中。”(《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可是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最早发表有关译文的时间可以往前提到1842年的《拾级大成》,除了《种梨》和《骂鸭》外,最早被完整翻译成英文的还有《曹操冢》。《种梨》构思奇妙、语言生动,确实是《聊斋》中的精品;《骂鸭》《曹操冢》也都是《聊斋》中文学性比较高的篇章,卫三畏选择这几篇进行全文翻译足以表明他的文学眼光。

  在《拾级大成》出版两年后,卫三畏又推出了另一部工具书《英华韵府历阶》,这是一部英汉词汇手册,按照英语字母顺序依次列出单词和词组,并给出中文的解释和官话注音。之所以用官话注音,是为了适应中国内地已经逐渐开放的形势,由于广东、福建仍然是当时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所以在书后的索引中,除了官话注音,卫三畏还给出了该词汇表中出现的所有汉字(按照214个部首排列)的广州话和厦门话注音。

  除了著作之外,卫三畏在澳门期间还写了不少文章刊登在《中国丛报》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中国博物(Notices of Natural History);(2)中国风土人情(Illustrations of Menand Thingsin China);(3)中国行政区(Provinces,Departments and Districts in China)。博物系列开始于1838年第7卷,先后介绍了中国的各种动物资源:蝙蝠、松鼠、犀牛、鸬鹚、狮、虎、豹、象、龟、马、驴、骡。另外卫三畏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汉语中与动物有关的成语和谚语》(第7卷第6期)的文章,讨论汉语表达中的动物形象。中国风土人情系列从1840年第9卷开始连载,其内容不像博物系列那么单一,而是包罗万象,从烧石灰的方法到如何请人捎带书信,从刻印章到吸鸦片,从寺院的佛教传单到广东流行的打油诗,从军队的奖章到儿童的教育……,不一而足,无所不谈。关于中国行政区——各省、道、府、县的介绍连载于第13卷,后来这部分内容以《中国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为名单独出版,该书也是在澳门由卫三畏本人印刷的。

  卫三畏从小喜欢博物学,1841年5月15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如果我不来中国当传教士,我能够也应该成为一名像詹姆斯·丹纳(JamesD.Dana)那样的博物学家。”丹纳是卫三畏早年最好的朋友,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的矿物学教授。1837至1838年卫三畏参与由裨治文主持编写的《广东方言读本》时,负责的正是其中“有关博物的章节”(参见裨治文《序》)。

  写作于澳门的这些论文后来都成为《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相关章节中的内容。《中国总论》是美国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的著作,也是19世纪美国汉学的奠基之作。这些文章为卫三畏后来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部上下两卷1200页的巨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卫三畏在澳门见到的一种洋泾浜葡语教材,他在《中国丛报》第6卷第6期(1837年10月)上做了简要介绍,由于他只给出了书名的拼音“Gao umun fan yu tsatsze tesuen taou”,我们推测其中文名或为《澳门番语杂字全套》。该教材共34页,收录常用的葡语词汇1200个,按食物、社会关系、自然现象、买卖、家具等16类排列,每个词汇下用中文注音。显然这是一部帮助在澳门的中国人学习葡语、用于日常生活交流的字典。该字典刊印于广州附近的佛山,这说明虽然自18世纪以来由于英国主导东方贸易而使洋泾浜英语大行其道,但洋泾浜葡语并没有销声匿迹。卫三畏的文章虽然不长,却是最早记录洋泾浜葡语教材的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844年底卫三畏回美国休假,结束了在澳门近九年的居留。他在这年年初给父亲的信中说,多年的澳门生活已经让他“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feel myself almost at home),由此推想,他离开时应该是恋恋不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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