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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演说中的政治经济学 侯婉薇 201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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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演说中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侯婉薇 第417期 2016-8-10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职演说


  “谁要在历史上或者公共问题的讨论中,撇开经济的压力,谁就陷于致命的危险,那就是以神秘的理论代替真实,搅乱问题而不是清理问题。”今天,经济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公共问题的重要内容,或是理解公共问题的重要视角,重要的政治演说往往更不可能离开对经济问题的讨论。很大程度上,美国总统演说就是展示经济与政治间关系的重要文本。

一、美国政治演说:一个观察美国经济与政治的有趣视角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政治演说不仅是非英语世界英语学习的重要语言蓝本,也是学习演讲艺术的精彩范文。这种状况已成为有关美国政治的一个奇特景观,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治演说乃至美国政治的强烈的、持续不衰的兴趣。的确,政治演说不仅向人们直观地呈现了语言与修辞的力量,更传递了丰富而微妙的政治信息,是了解美国政策、政治的重要线索和依据,也是观察美国经济与政治的一个有趣和重要的视角。黄必康教授的《美国政治家及其演说述评》一书也提示我们,政治演说是进行话语分析(discourseanalysis,也称语篇分析),特别是演说文本(话语)与环境背景间关系分析的重要文献。

  在美国建国以来的历任总统中,有许多总统因雄辩且勇于任事而知名,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里根、克林顿以及现任总统奥巴马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演说凝聚了民心、鼓舞了士气,在动荡的社会中创造了秩序,又在平庸的现实中发现了意义,更传递了重要的政策信息和政治倾向。

二、美国总统演说中的三次经济危机及其政策倾向

  随着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其经济表现对世界经济一直具有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世界政治关系格局。其中,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已成为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始于2007年、现在仍在持续的金融危机,则展现了经济危机的一种新趋势,即金融领域的重要危机。在这三次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危机中,分别有三位总统正式就任,他们是1933年就任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81年就任总统的里根以及2009年就任总统的奥巴马。与三位总统各自的政策及其实践相对应,“罗斯福新政”早已成为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围绕里根和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则产生了“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奥巴马经济学”(Obamanomics)。这些重大经济危机连同危机时期在任总统的经济政策,都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并对其后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三位总统的首任就职演说为人们提供了了解其政策与观念倾向的重要线索。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其时美国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萧条和经济危机。“我们唯一必须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一种莫名其妙、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在其就职演说中,他除了激励美国民众战胜对国家正在经历的严重危机的恐惧外,更提出“这个国家要求行动起来,现在就行动起来”,以及诸多具体政策方向,如“一定要有严格监督银行业、信贷及投资的机制:一定要杜绝投机;一定要有充足而健康的货币供应”。为防止国会的拖延,罗斯福要求得到广泛的行政权力以发动对抗危机的战争,就如抵御外敌入侵时被赋予的权力一样。强调国家的作用,是后来被概括为“罗斯福新政”的一系列政策的核心。

  里根首次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正经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也是最为糟糕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在198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里根指出,“目前的麻烦与不必要的、过度的政府扩张对我们生活的干预和侵入相伴或成比例,并非偶然”。政府或国家在他看来就是危机的根源。

  2009年奥巴马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时,源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仍在持续。在2009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表示,“我们的经济状况要求大胆和迅速的行动”,“市场创造财富和拓展自由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而这场危机则提醒我们,如果不加监管,市场可能将失去控制”。于是,加强政府的作用就成为其应对危机的重要政策倾向。

三、美国总统演说及其经济政策中的政府:是问题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繁荣?具体而言,哪种形式的干预(政策)对实现社会繁荣有益或有害?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并集中讨论的问题,也早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直至今日依旧没有确定的答案,因而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一个古老而又常谈常新的问题。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里根和奥巴马等三位美国总统的第一次就职演说,都回应了不同时期美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但其政策倾向则有所不同。其中,罗斯福总统与奥巴马总统强调危机中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而里根总统则明确指出“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法,政府就是问题”(governmentisnotthesolution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istheproblem)。从他们的就职演说看,同属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与作为共和党总统的里根在有关政府和国家的认识方面似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后续政策中的这种差异同样明显。

  1929年的大萧条发展到1933年,已基本导致了美国经济崩盘。为此,罗斯福就任总统后通过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令》《国家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社会保障法案》等法案,实行了以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为核心的三R新政,亦即闻名后世的“罗斯福新政”(The RooseveltNewDeal)。新政大胆借鉴计划经济的长处,增加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缓解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罗斯福新政用改革的方法挽救了经济危机,不仅基本克服了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曾造就了战后美国经济长期上升的总趋势。不仅如此,新政在社会领域的改革一方面规范了劳资关系,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福利开始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项基本契约,从而造就了对美国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

  里根的第一个任期是以1981—1982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和1983—1984年的强劲经济复苏作为开端和结束的。里根上任之际,美国经济持续衰退已达17个月之久,失业率高企,国民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对此,里根依据他所信奉的供给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于1981年推行了延续3年的减税计划,结果是联邦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的持续上升。与理论上的预期一致,随着赤字的上升,失业率出现了下降。里根两届总统任期结束时,对内成功克服了经济滞涨和衰退,对外重新获得了冷战中的优势。里根经济学刺激了美国社会的创新活动。这一时期,美国科学界和企业界取得了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为信息技术革命和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创造了重要的基础。当然,对里根经济学的评价至今仍毁誉参半。

  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008年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出现负增长,最后一个季度更是下滑了9%,是50年来最糟糕的情形。同时,就业形势同样暗淡。奥巴马上任后,开出两剂药方应对经济危机。第一剂药方是在支持布什政府救市方案的基础上,推出了全面的金融市场稳定计划;第二剂药方是经济刺激计划,即签署了总额高达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两剂药方突显了政府干预的政策核心。

  从上述三位美国总统在不同时期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和政府在不同总统执政时期被置于应对危机的不同位置,这与其对于国家和政府的不同观念有关,也是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一个结果。事实上,经济危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国家干预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矫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但是对美国人而言,他们面对的尴尬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国家干预,但在实际上却无法抗拒这种现实需要。“保护个人自由最终需要集体行动。”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就职演说中对政府干预主义的辩护,或许可以使美国人稍感安慰。

四、在美国总统演说中重新发现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政府攻城略地,自由节节败退乃必然趋势。”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强调个人权利,反对强有力的政府。这一观念也一直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像18世纪大多数富裕的有产者一样,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者认为,政府权力不应过大。他们惧怕两个幽灵——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他们既想避免一个人的专制,又想避免许多人的专制。因此,他们制定出一部可以避免这两种弊病的宪法,把政府的权力分散开来并使之互相制约,以求得平衡。于是,分权原则和制衡原则就成为美国宪法的特点。这种立宪思考的观念基础就是保守主义。与此相关,小政府、自由市场以及个人自由则成为美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重要成分。

  建国200多年来,美国不同时期的现实政治和经济已经表现出对宪法规定的诸多不适应。美国宪法是由18世纪的人为解决18世纪的需要并根据18世纪有关理想政体的精神而制定的,但现实中的美国政体却不得不应付现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以及美国制度的奠基人闻所未闻的许多其他问题。与此同时,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已逐渐动摇了人们对个人责任和自由市场的长期信念。战后,美国政府的规模、范围和权力都已大大超过了萧条开始之前的那段“美好时光”。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大政府时代已然永久性到来”。随着公众要求政府确保提供各种安全,以及以宪法为依据的权力制衡力量在限制政府权力扩张方面的退守,政府在很多领域事实上在持续扩张。二战后,美国人对政府的要求上升到一个新高度,随之而来的就是个人经济自由的急剧丧失。虽然总体上美国经济摆脱了政府的约束,但人们寻求安全的本性正越来越多地限制个人自由。这其实也是美国和美国人今天所面对的现实困境。

  美国总统演说折射出经济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不同党派的总统出于政党意识形态和观念倾向已形成明显的政策分野,譬如人们熟知的民主党总统倾向以强化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应对经济问题,而共和党总统则常常祭出减税的政策手段。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实际上也是理解不同政党以及不同政策主张之间差异的重要认识维度。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也塑造了经济学学科本身。自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一直到差不多整个19世纪,对于政治和经济的讨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单独使用过“经济”一词,他们总是使用“政治经济”这一术语,而马尔萨斯、约翰·密尔以及马克斯·韦伯都被认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从斯密到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有关政治与经济的研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状况随着经济学的“边际主义革命”而发生了改变。然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从属于这一关系范畴的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就如美国总统演说所展现给世人的那样。美国总统演说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另类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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