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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吟诗人”与史家之工艺——《洪业:清朝开国史》的叙事艺术 李雪涛 201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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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吟诗人”与史家之工艺——《洪业:清朝开国史》的叙事艺术
作者:李雪涛 第428期 2017-3-15

魏斐德


  很多学者的论文往往强调所谓的客观性,避免直接将“我”引入自己的文章之中。如此便形成了一种干巴巴的八股式学术论文体。魏斐德认为,这样的历史学家会错误地将历史作为单一的纪事:他们偏爱的写作方式是,先对手头某一题目的“文献”进行回顾,接着引出两三个假设来对“资料”进行论证。在魏斐德看来,要使整个写作结构保持简单明了以便于提问的话,那么这种研究方式实在显而易见地近乎贫乏。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将魏斐德(FredericWake⁃man,Jr.,1937-2006)称作“游吟诗人”,意思是说他既是古代游走的歌手,编故事者,又是道德困境的解围者。很喜欢读魏斐德教授的文字,他没有成为小说家,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前些天,我跟顾彬(WolfgangKubin,1945-)教授谈到他,顾彬说他是文学的史学家,也是北岛的好朋友。我在《青灯》一文中也读到了北岛所描写的魏斐德的一颗文心——“那跨时空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我想,正是这样的一颗文心将作为历史学家的魏斐德和作为诗人的北岛的心灵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北岛的文字中,一再可以感受得到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我很早就迷恋上历史叙事——……当我还处于孩童期时,父亲就指定我系统地精读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陀等),接着又指点我继续通读吉本、卡莱尔、麦考利,最后是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父亲本人所受的也是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教育。当我十多岁在法国当青年学生时,又发现了法国19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们,特别是米什莱和梯也尔等。大学的老师们向我推荐了马克·布劳克(MarcBloch)和其他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尤其是麦奈克(FriedrichMeinecke)和狄尔泰。我了解到,如果叙事要有历史意义的话,那么就得与其背景相交织。”(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魏斐德的父亲从1944年开始写小说,两年后他的《小贩》(Huck⁃sters,1946)一举成名,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美国。在父亲的影响下,尽管魏斐德的兴趣在历史方面,但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还是出版过一部题为《皇家棕榈树大道17号》(Seventeen Royal PalmsDrive,1962)的小说:

  在哈佛大学,我主修的领域是历史与文学,但我重点是放在后者。后来我选了威廉·郎格的课,并被历史叙事的阐释力所吸引:心想,人怎能由此及彼,从阿尔第尔到萨拉热窝。但当我开始逐渐进入历史学家的领域时,我发现,不管我作为一个文学学生还是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小说家或者短篇故事作家,英国和欧洲大陆哲学家们的基本宗旨同我的偏爱丝毫没有冲突。

  无论如何,他在文学上的天赋和训练,都为他后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曾任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会长的魏斐德,他生前的七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反响,同时对美国的史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于1985年出版的《洪业:清朝开国史》(TheGreatEnterprise: The ManchuReconstruc⁃tion ofImperial Orderin Seven⁃teenth-CenturyChina,以下简称《洪业》)一书获得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1987年颁发的列文森奖(JosephLevensonBookPrize),这部英文两卷、翻译成中文一卷的皇皇巨著,倾注了历史学家多年的心血。

  在《洪业》中,魏斐德引用了无数文学作品。对他来讲,文学所表现的历史真实有时超越了史书,更容易从中勾勒出时代精神(Zeit⁃geist)。仅在每一章的引言中,他就引用了白居易《缚戎人》、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李雯(明末清初)《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孔尚任《桃花扇》、陈子龙《避地示胜时》、吴敬梓《儒林外史》等的诗词、戏曲或散文的片段。

  魏斐德的笔下很少有干瘪的历史说教,善于讲故事的他,常常用史书中的事件,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来。他所描述的李自成,情真词切,如见如闻;多尔衮颊上添毫,声情并茂。“李自成除了草莽的一面,还有有德者的一面;满族摄政王多尔衮除了欺骗中原人的外族人之一面,也有作为精明的实用主义者的一面。”(史景迁语)

  有关吴三桂,魏斐德当然不会放过由于闯王将陈圆圆占为己有,才使得吴三桂不惜招引清军进入中原的故事。“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洪业》)不过,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魏斐德也还列举了史学家彭孙贻缺乏诗意的比较真实的描述,因为他不仅仅要给我们讲故事,更重要的是要作出决断,哪些说法更为“可靠”。他的另外一个过人之处在于在各种不同的叙述话音和它们特有的节奏外,依然能够游刃有余地把握一种外在的、独立的分析性话语。

  魏斐德借用海顿·怀特(HaydenWhite,1928-)的话,指出了“一种能够叙述的历史话语”是纵观世界并能将其反映出来的视角。怀特还说,对于叙事历史学家,“一个真实的叙述……其实对于题材的内容并无丝毫的增添,但却能体现真实事件的结构和过程。”历史正是通过讲故事而变得鲜活,时代精神正是借助于叙事而得以体现的。

  余英时曾撰文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中国现代史家中以甲骨、金文治古史而卓然有成者颇不乏极有灵感的诗人出身者,如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等都兼有诗人与史家的双重身份,这个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诗的想象和史的想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互通往来的桥梁。无独有偶,1980年牛津大学史学教授特雷弗-罗珀(H.R.Trevor-Roper,1914-2003)在其退休演讲中,便以“史学与想象力”(HistoryandImagination)为题,明确指出没有想象力的人是不配治史的。可见,想象力是治史的第一条件。

  正是靠着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魏斐德描写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的场景。他曾对李自成与吴三桂的交战场景作了绝妙的描写,李自成的军队因清军的出现而突然败北:

  李自成的军队沿沙河排开,在岸边摆下宽阔的战阵,其队伍稍显混乱。但是当吴三桂的宁远精兵向前推进并冲进大顺军阵地时,大顺军并未后退。他们顶住了吴三桂军的反复攻击,并使之遭到重大伤亡。——这伤亡是如此地惨重,假若吴三桂始终单独作战,势必大败。但是,就在李自成即将获胜之时,一片风沙从东面的小山坡上滚滚而来。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之下,清军迅速绕过吴三桂的右侧,扑向李自成的左翼。当大顺军转向这支从沙尘中冲到他们眼前的骑兵时,突然发现骑兵们剃光的前额。“鞑子兵!”随着一声惊呼,大顺军的阵地被突破了。大顺军掉头向永平逃跑时,退却变成了溃败,落在后面的士兵都被砍倒。到了永平,李自成想停下来重整旗鼓,但许多部下拒不听命,沿着通向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溃逃。李自成不久也随军而去,将战场丢给大获全胜的多尔衮和吴三桂。

  魏斐德正是通过这一穿越时空的高超技艺,真正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不过与文学叙述相比,历史叙述是有其尺度的:“对资料出处必须持有既审慎又忠实的态度,尤其是因为语言上稍有变动就轻而易举地导致叙述背离基本资料。这时主要的修辞形式应该是以准确为主,而不是文学性。”(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魏斐德对历史事件的见解,通常是通过一幕幕再现的历史场景之后而作的阐述。

  很多学者的论文往往强调所谓的客观性,避免直接将“我”引入自己的文章之中。如此便形成了一种干巴巴的八股式学术论文体。魏斐德认为,这样的历史学家会错误地将历史作为单一的纪事:他们偏爱的写作方式是,先对手头某一题目的“文献”进行回顾,接着引出两三个假设来对“资料”进行论证。在魏斐德看来,要使整个写作结构保持简单明了以便于提问的话,那么这种研究方式实在显而易见地近乎贫乏。而我们如果读魏斐德教授的论文的话,就会发现他会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研究论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其他的“研究”论文如《革命和世界主义》(1971)、《远航》(1993)等等,都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验。

  魏斐德所处的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正是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阶段。由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提倡以“问题史学”取代“叙事史学”,传统史学面临着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学科的挑战。由于这一阶段的史学家特别重视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的分析,而轻视叙述,通常运用跨学科、长时段的综合研究和深层次分析方法,从而使传统的叙事史学被过度“碎片化”。到了上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们提出重回历史学的叙事传统,但这次所谓的回归,并非回归到兰克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的“宏大叙事”,而是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微观历史的叙事。魏斐德正处在这样一个史学传统转换的时期:“不过那时在我看来,大多数追随他(指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引者注)的学院派社会学家们都陷入了枯燥寡味的分析之中。他们的理想形式无外乎是平面性的具体化,而从来不体现立体的形象,不像韦伯隐喻中的‘扳道工’:他们改变了铁路的信号灯,让社会发展的自动车头驶入这条而非那条轨道中。”(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社会科学碎片化的倾向,破坏了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的完整性和迷人之处。

  正因为如此,魏斐德提出了“讲故事何罪之有”的质疑:“现象学家和阐释学家都向我们保证:正是叙事和评论的相互渗透才使历史引人入胜并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历史的本意远超出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

  四

  历史学家显然不仅仅是讲故事,尽管魏斐德一再强调海顿·怀特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工艺匠观点”,“认为叙事是一种完全值得尊重的‘造’历史的方式”,但如何平衡“叙事”和“评论”,以何种方式来处理它们的关系,依然是历史学家需要解决的问题。魏斐德认为史景迁的一部著作将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

  斯宾塞(指史景迁——引者注)的《上帝的中国之子》(1996)大胆地用了历史现在时来写,这就突出了叙事(erzählen)和评论(besprechen)的区别。“用来组合叙事的动词时态往往被认为缺乏具体的时间性。相反,它们提醒读者:这不过是一个叙述而已。于是对这个叙述的反应便是放松、保持距离,而不是卷进评论让人引起的紧张和投入”(里克尔)。类似的“诀窍”使当今读者能够把过去和将来连接起来,也使历史学家得以从Geschichte向Historie移动。

  由于汉语没有时态的变化,在中文译本中如何处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叙事和评论两者还是可以区分的。因此在魏斐德的历史著作中,我们既能从他的叙事中获得历史本身的知识(Geschich⁃te),同时也能通过评论获得对历史的认识(Historie)。

  史景迁在评论魏斐德的学术文章时说到:“文章蕴含着勇气、感情和学者风范……”同时也认为“魏斐德显示了他对自己文章主人公之人生的深刻了解:他像个老朋友一样与他们对话,讨论他们;他对历史人物清晰的了解使他的描述如此到位,就像是这些人物复活了一般。”

  北岛认为:“……那些浩繁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学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正是明清之变为魏斐德提供了想象和阐释的空间,《洪业》是一部魏斐德化了的动态的、鲜活的明清历史。这也验证了歌德的一句话:“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

  魏斐德采用这样的叙事方式,除了希望从社会科学的分析中重回叙事传统外,也是因为他的读者对象既有专业人士也有一般的英语读者,所谓新文化史的微观历史研究,也是他能抓住读者心理、让读者感兴趣的方式。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前提是历史学家本身要具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探究好奇心”。魏斐德的这些著作,为英语读者,特别是美国人民提供了了解中国社会和近代历史的绝好途径。



  很遗憾我没有见到过魏斐德教授本人,不过通过他人的文字,渐渐地,一个有血有肉的丰满形象出现在了我面前。北岛说,“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我想,魏斐德教授既属于他的时代,属于他所在的加州,同时又超越了他的时代,属于世界。

  作为海德格尔的中国弟子,熊伟教授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曾亲听海德格尔讲课三年,总觉他不像一个教授在贩卖哲学知识,而是一个诗人,满堂吟咏。一股奇异的风格萦系脑际,几十年不得其解。而今逐渐体会到:海德格尔是一个哲学家。”我们在读魏斐德的历史著作时,同样感觉到他不是在贩卖历史知识,而是像诗人、小说家一样在吟咏。我想,这也是史景迁为什么称他为近三十年来最好的近代中国史学家的原因。因为对于魏斐德来讲,中国历史研究是他的“志业”(Beruf)所在,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并非仅仅是他的职业,他的研究对象而已。魏斐德的夫人梁禾在文章中说:

  我曾问他(魏斐德——引者注):“你一生致力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他想了想,说:“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他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用中文敦厚地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

  1931年2月,吴宓在巴黎访问伯希和(PaulPelliot, 1878-1945)后,在他的致友人的书信中写道:“然彼之功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尽管研究汉学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够深入中国精神之堂奥者,毕竟微乎其微。而魏斐德无疑当属对中国学问有形、无形研究俱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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