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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译的理论大厦——评飞白新作《译诗漫笔》 龙艳 20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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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译的理论大厦——评飞白新作《译诗漫笔》
作者:龙艳 第432期 2017-5-9

《译诗漫笔》书影


  如果机器翻译对普通翻译的正确率达到90%以上,甚至100%正确,秒秒钟即输即译,口笔译俱佳,在这种情形下,翻译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职业,是不是应该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了呢?100%正确,一刹那的用时,一字不差的笔译,加上字正腔圆的口译,这就是某手机翻译软件,在高校课堂上,给师生带来的巨大震惊。数十年寒窗苦读,竟然不如一个手机翻译软件?事实上,自媒体中有关机器翻译淘汰人的文章,早已疯转,甚至影响到年轻人未来的职业选择。

  带着这样的前理解和问题意识,我力图从飞白先生的新作《译诗漫笔》中寻找答案。2016年圣诞节,飞白老师将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作题赠于我。我很幸运,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翻译事业面临亘古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得到飞白老师的惠赐及指导。《译诗漫笔》论中有译,译中有论,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虽曰漫笔,实则是风格译的体系化阐论。我愿意在此,分享自己学习《译诗漫笔》的一些心得。

  首先,飞白直面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翻译现实,提出译事三分的观点。这一论断舍弃了国内传统的直译、意译二分法和经典翻译时代的“信达雅”标准,综合吸收了中国文艺传统,以及西方翻译理论中的语言学派、功能学派、目的论学派、文艺学派、文化学派、哲学学派等诸多学派。与西方翻译学家的理论相比,飞白的翻译观更有概括力,更强调艺术译的画龙点睛地位。

  飞白认为,当今世界,翻译数量爆炸式增长,翻译类型日趋多元化,从简明实际的角度来说,基本可分为信息型、功效型、艺术型三类。信息型翻译,包括论文、科技资料、说明书、新闻报道、教材、法律文本、外事商务等各种文件函件等等,对这类翻译要求精确译出其中的信息。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脑翻译有望代替人工做绝大部分信息型译工作”。

  功效型翻译是另一大类,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广告、影视片名、大量非正式场合的口译。功效型翻译领域广阔,“以超语言的实用效益为目的,不受语言文本信息严格约束,故在各种翻译中机动性最大,属于自由译”。外宣翻译中某些文化隐喻的洋化处理,也属于此类。如飞白在本书中,专文详谈1999年他译迎澳门回归的外宣诗时,为何要把中式“思亲”隐喻,转换为西方传统的“苦恋”隐喻。

  艺术型翻译,追求艺术(美感、情感、风格)的忠实,不随意丢弃词义信息,但也不采用宽尺度的“意译”,而是多加推敲,从整体上逼近原作。千篇一律的翻译腔和随心所欲的自由译,不是艺术译。当今世界,信息型和功效型翻译在数量上无疑已占压倒性优势,但艺术型翻译在水平上、质量上仍有其独到的优势。

  同时,在三分法理论的基础上,飞白又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了“调色板”原则。飞白认为:“假如把上文说的翻译三类型比作色彩学的三原色,那么用这三原色就可以调出整个翻译世界的缤纷彩色。在每个具体的翻译个案里,单纯的原色翻译是罕见的,往往总会有其他色彩掺入其中。”翻译类型不同导致标准不可通用。研判三种译事的标准分别是:信息译的准确、艺术译的修养和功效译的应变。在三种类型的翻译活动中,艺术型翻译居画龙点睛的位置。然而,即使信息译仍要有一定的灵活机动和创造力;奴隶式的忠实,必然导致奴隶式的背叛。我想到,Employeeofthemonth,译成了“月最佳员工”;Phe⁃nomenalathlete,译成了“现象级运动员”。追求高度准确的外交类同声传译也不例外,也并非仅是鹦鹉学舌,逐字翻译。如We should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putting aside differences,译成“求同存异”。功效译,当然更少不了艺术型翻译;就语言而言,功效译与艺术型翻译是一回事。

  因此,飞白认为:“做翻译……应当全知其三而专攻其一”。飞白先生早年做过近十年的军事兼外事翻译,毕生专攻诗翻译。他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翻译工作“不但需要信息译的高度准确严谨和专业知识准备,也需要艺术译的修养和功效译的应变能力”。

  长期以来,翻译类型和标准没有细分,经典翻译时代的“信达雅”,一个标准笼统覆盖各个翻译类型;结果是理论界长期无谓争讼,乱扣帽子,乱贴标签;好比瞎子摸象,以偏概全,不见全貌。信息译指责功效译、艺术译不忠实;功效译、艺术译指责信息译不灵活,死译;功效译、艺术译再继续指责对方是死译或自由译。时代变了,翻译标准应该得到厘清。译事三分的贡献在于结束了翻译标准“三岔口”式的摸黑战。从此,三种译事,分门别类,各行其事,各安其所;当然也就会少讼、息讼。

  译事三分,多类型调色后,我觉得,机器翻译虽然来势汹汹,攻城掠地,但广大译者也并非无土可守,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艺术译、功效译,提升自己的翻译水平,与机器翻译分庭抗礼。

  最后,飞白认为,艺术译的核心是风格译。诗翻译居风格译的顶端。“不学诗,无以言。”飞白先生高于西方翻译理论家的地方,在于他坚持中国文艺传统,坚持艺术译的画龙点睛地位。他紧紧抓住艺术型翻译(风格译)的这一关键类型,牢牢牵住翻译的“牛鼻子”,从而撬动了翻译的全局。

  飞白把风格概括为类型风格和个人风格。风格译要求译者做性格演员,译什么像什么;反对翻译腔、书生腔、零风格,反对不论译哪位诗人都千人一面。他说,“我以为,所谓翻译对原作的神似,就好比是画家画像,能准确捕捉到此人两个最有个性的特征,那么哪怕画的是变形的漫画,也能把一个人画得活灵活现,一眼就认得出是他,译者也是如此”,“而且和肖像画一样,这也绝不会降低译作作为独立艺术品存在的本体价值”。

  飞白翻译的这两首风格迥异的外国诗即是风格译实践的例证。

  20世纪50年代,飞白翻译反法西斯战争名著、曾经传遍苏联红军前线战壕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以“地道的汉语”为译界称道。他以原诗的民歌体(兵歌体)为基调,用中文口语化的韵式格律,再现俄罗斯风情:手风琴伴奏下的俄式农村舞会、用白桦帚拍打身体的俄式蒸汽浴;面对德国法西斯大兵压境,红军战士焦尔金,对德国飞机轰炸、迫击炮攻击、千辆坦克进犯,“开小洋荤/中洋荤/大洋荤”的俄式幽默。

  《亚当辞世》又是另一种风格。亚当是人类始祖,失乐园与复乐园,成千古不解之谜。这是飞白译亚当一生的片断,也是人类一生的缩影:

  他先梦见

  坏的事物,

  能梦到的

  最大悲苦:

  失却的园,干枯的墓,刀剑的戮,蛆虫的腹。然后梦见好的事物:空气有翼,带走痛苦。泥土翻转,种籽卷舒,眼里世界,手里的锄

  亚当如何言说,我们无从追忆,想来与民歌体(兵歌体)是大不相同的;人类始祖至少应当有相当程度的庄严大气,但又不能有迂腐老成之气。原诗为三音节诗行,隔行押韵,每节换韵。中译如果沿用原诗三音节诗行,则成为《三字经》风格,染上浓浓的说教味。惟有离形才能得神似,才能够整体把握原诗亚当面对苦难的豁达情怀。中译用古今通用的四言诗,一韵到底。亚当的远古之言,在飞白的风格译下,较好地满足了读者对失去乐园的人类始祖的文学想象。只有追求有风格的翻译、有个性的语言,译者才能冲破洪堡特所说的“语言的牢笼”。

  事实上,风格译的译诗方针就是在与信息译的论辩中产生、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一桩译坛的“火鸡”公案,和围绕这一公案的争议,至少持续到80年代末。在译《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三卷集时,为了模仿马氏风格押有特色的韵,飞白将一处“火鸡”比喻换作“画眉”。直译(信息译)论者批评飞白译诗在字面上“往往与原文不符”,不同意把“火鸡”换作“画眉”,诗中偶然的功效译法成了翻译不忠实的突出典型。

  飞白认为,能否换鸟,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得看这鸟在诗中的地位和功能。假如这鸟是描述对象,那肯定不能换,得忠实于这种鸟。不仅是译科技类文本(例如动物学教科书)如此,即便是译文学类文本,译名也要准确严谨。可是当涉及的鸟并非描述对象,而只用作点缀性镜头时,尤其是只用其比喻或押韵功能时,情形就不同了。“火鸡”韵脚换为“画眉”,是用来与“发霉”谐音。“发霉/画眉”的谐音效果很强,足以逼近原诗“идейка/индейка”的谐音效果。而从汉语角度看,用画眉比喻没有思想的诗人,比原文几乎纯为押韵而用的“火鸡”意象还自然些。其实,这种“功能性”换鸟在翻译中司空见惯,如对“apeacockamongsparrows”一般会译为“鹤立鸡群”,孔雀化鹤,麻雀变鸡。

  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信息型翻译主要由机器翻译承担之后,翻译会越来越走向各具特色的风格译(艺术译),以及具有文艺特色的功效译。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无论是译者的水平,还是读者的鉴赏力都会因为“风格译”得到提高。风格译在机器翻译的时代背景下,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同时自觉自律,不做无底线僭越。这,就是风格译的现实意义。

  “风格译”的译诗观,在20世纪80年代,独树一帜。如今,在多元化的翻译时代,这一译诗观,更有与时俱进的解释力和普适性,代表翻译的“远方”和终极目标。飞白先生以诗海水手的视野和见识,以六十载不倦的翻译实践与译学研究,奠定了风格译理论大厦的基础。风格译是翻译之本;本立而道生。风格译,对翻译事业的发展功莫大焉。

  我们有理由相信,翻译事业,必将乘着风格译的翅膀,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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