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绘、猎巫及剃发

踏绘、猎巫及剃发

作者:赵坚第261(2009/03/18)期


踏绘的情形(来自“日本历史挂图”第四辑第贰图,奈良女子大学图书馆所藏)



  “踏绘”,顾名思义,就是让人踩踏的绘画。大都会的广场,甚至人行道的水泥、沥青、贴砖等路面上,常常会有“大道艺人”留下的彩笔涂鸦或绘画。这些涂绘在路面被人践踏,因此得名“踏绘”。踩踏之余,兼受日晒、风吹、雨淋,不消几个时辰,便灰飞烟灭,杳无踪影了。“大道艺人”多是民间画手,重在绘画过程,有人驻足顾盼一眼就心满意足了,并不在乎其涂绘在行人脚底化作尘埃。但也不乏身怀绝技的奇人,画作美轮美奂,让行人兜着圈子走,不忍践踏。记得看过一档NHK的专题节目,报道日本以及欧美的“踏绘”作品,有画手在广场画上一方水池,边上置一台阶,逼真的程度,竟让游客拾级而下,触及路面才恍悟是幅画而作罢。又有人在人行道上画一窟窿,里边置一梯,有工人在梯上作业,乱真到足以让行人蹑足绕行而过。 

  我这里要介绍的是另一种日本独有的“踏绘”,它肇始于390年前,记载了日本一段黑暗的历史。四百年前的日本,德川家康刚刚把各地的大名摆平,收拾江山,建立起江户幕府统治时代。面对乘风破浪而来的列强商船,幕府采取“海禁”政策,以“锁国”确保国内安全。欧洲耶稣会教士此前开始的传教活动,遭到明令禁止。德川家康和其子德川秀忠两代将军,在江户初期十三年间,发布过三次“禁教令”。大概教众势力昌炽,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更于1629年宣布实行“踏绘”措施,即将绘有基督或圣母的图像置于地上,召集民众,以践踏与否辨明是否教徒。纸像不禁踩踏,后来改作木版或铜版,一年数度,由地方政府派遣差役,持版去各乡各村,轮番作业,取缔教徒。 

  除了“踏绘”之外,德川家光禁教不遗余力,其后十余年,先后发布命令禁止耶稣教书籍输入和传教士入境,釜底抽薪。他还在1639年派遣十余万大军,围剿九州岛原藩的教众,最后屠城,不分男女老幼,将三万余教众全部戕杀,史称“岛原之乱”,比改朝换代的“大阪城之役”,还要兴师动众,死伤惨烈。家光此后在幕府和诸藩都设置“宗门改役”,专门负责处理教徒事务。“踏绘”制度实行了两百多年,直到取代幕府的明治政府在1873年下令撤废为止。期间无数的教众教徒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成千上万人还失去了性命。日本著名作家远藤周作在1966年出版长篇小说《沉默》,以细腻的笔触,详尽地描绘了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其对人性的发掘和关怀,让人读了潸然泪下,掩卷长叹。 

  当时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长崎港,只接待荷兰和中国的两类商船,上岸人员,一律都得实行“踏绘”,踩踏放置地上的十字架,以示非基督徒身份。不愿踩踏者,不许进入国门,当场予以遣返。当时不少欧美的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都留下“踏绘”的记载。但“踏绘”一词,是“和制”汉语词汇,国内的读者大多不解其义,即便有过目者,也不甚了了。如翻译大师傅雷在所译法国启蒙运动巨匠伏尔泰《老实人》(Candide)的中译本第五章里,翻译“老实人”到葡京里斯本旅行,碰到一位摆谱的水手,自吹自擂其曾经到过日本四次的“雷人”经历:“好比十字架上爬过四次”。让人读了有点莫名其妙,要是傅先生详熟“踏绘”的典故,他就会用“踩过”或者“踏过”来翻译法语原文“marche”了。 

  耶稣教徒在日本受到迫害,当然让人非常同情,非常不齿施害的幕府当局。不过吊诡的是,在日本实施“踏绘”前两百年,结束黑暗中世纪,进入追求科学、理性昌明时代的欧洲,却开始了由耶稣教会及其政教合一的当局主持的“猎巫”行动。这场席卷整个欧洲、持续两百多年的迫害“巫师”运动,波及数百万民众,死者不下数十万人。巫师多为来自社会底层的老年女性,很多失去生活依靠后,为了糊口而学点巫术,装神弄鬼,被教会视为魔鬼化身,握有“超自然”力量。巫师一经查出,便被处以火刑焚烧其“身体”,以拯救其被魔鬼劫持的“灵魂”。其迫害手段渊源于古罗马的“神判法”(ordalie),其中“泪验”一法,和“踏绘”堪称异曲同工。 

  此法把耶稣和圣母玛丽亚图像,置于被捕的“嫌犯”面前,然后讲述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受难以及圣母痛失圣子的悲恸情节,观察嫌犯是否落泪。如果嫌犯无动于衷,肯定魔鬼附身,则是巫师无疑。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还写过一本专著《魔鬼学》(Demonology),警告执法的公差严防有假装落泪而“蒙混过关”的巫师,他称其为“鳄鱼的眼泪”(crocodile's tear),其典故沿用迄今。另有“水验”一法,将嫌犯捆绑结实后负上重物,投入河池之中,不沉而浮在水面者,肯定得魔鬼相助,则为巫师无疑。据后世研究者考证,很多无辜的老年女性,并非巫师,因为行为稍显乖戾,或者得罪邻里,被人举报,验证时却因为患有老年常见病“风干眼”或者“骨质疏松”等症,欲哭无泪,体轻不沉,结果都成了火刑的屈死鬼。 

  大概和汉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有关,汉人对外来宗教向来持相对宽容态度,因此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似乎并不多见。所谓“三武一宗”在北朝和唐、五代的“灭佛”运动,多为一时举措。其中规模最大的北周武帝灭佛,也主要为了经济原因,拆了四万余所寺庙,令三百万余僧尼还俗,去种粮食。其次唐武宗排佛,规模还不及武帝的十分之一。两帝几乎都只凭几通诏书,下达命令,似乎没有多少“血光之灾”的记载,而且其涉及面和持续时间,和日本的“踏绘”以及欧洲的“猎巫”相比,大概微不足道了。 

  不过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上就不那么宽容了。清兵入关后,裹挟其军事胜利的威势,于1645年颁发“剃发令”,命令全国汉族民众,一律改从满洲习俗,十日之内,“剃发蓄辫”,以表示顺服新朝。汉族蓄发数千年,美观之外,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作为伦理孝道,是比宗教信仰更为直接的文化标记,当然反抗风起云涌。而对满清少数族裔统治者来说,这种文化之争,关乎统治的根基,绝对不允让步,结果顺治帝发诏对违抗者“杀无赦”,于是就有了“江阴三日”、“嘉定三屠”等大惨事,光江阴屠城死者就达十七万余众。 

  虽然现代社会的宗教、文化冲突依然激烈,但“踏绘”、“猎巫”和强制性“剃发”这样的时代大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和信息化已经在各个国家、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构筑了坚实的沟通平台。一个开放型的多元社会,包摄万象,兼收并蓄,具备强大的吐纳功能,让各种本地的或外来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共处相安,这是一种新型的和谐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民众团体多元相处,在共同宪法之下各守其是。当然就不需要画地为牢,用一块“踏绘”来测试忠诚了。而强行改变生活文化习俗,那就更为“匪夷所思”了。 

  世界正在慢慢进入这样的社会,让我们怀着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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