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角色：从“镜”到“灯”
马桶与偏见
雪中寂寞行走的外国人背影和标准德意志美女广告 李亦男摄
慕尼黑街头打电话的黑人 李亦男摄
今天早晨在刷马桶时，忽然忆起一件往事。多年以前，我在汉堡曾跟一位汉学专业的德国学生一起去看了宁瀛的电影《夏日暖洋洋》。这个电影大家可能都看过。影片中描画的那个喧闹而肮脏的都市、那种无聊而无望的生活究竟是不是当代中国全面而客观的写照，这个咱们暂且不论，但是就笔者看，宁瀛确实抓准了世纪之交时中国社会中的一群人——也就是所谓都市平民的精神面貌。看完之后，和我同来的德国学生沉吟半晌，然后说道：“这个电影里面讲的情况难道是中国的真实吗？我很怀疑。”
我问他为什么。他解释道：“比方说，有一个镜头描写那个司机对着自己家的马桶呕吐。那个马桶脏得要命。可是据我所知，中国人都是很爱干净的。”大家肯定会问，这个德国人是怎么得出“中国人都是很爱干净的”这一结论的。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因为这个德国男孩子有过不止一个来自台湾的女友，而这些女孩子们碰巧好像都有些洁癖。这个男孩子的本意是好的：他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对抗一种偏见。但是他落入了另一个陷阱：“中国人都爱干净”和“中国的马桶都是脏的”同样是错误的偏见。
从戈登·阿尔波特（Gordon W.Allport）堪称经典的那本《偏见的本质》问世直到今天，对于社会偏见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心理学家们发现，偏见（prejudice）不过是人脑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信息过剩的一种本能反应。过分简单化的、可能充满谬误的偏见其实是人在认知自我及世界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正像阿尔波特所断言的那样：怀有偏见是人类的一种正常心理。
人们的偏见当然不是天生的。德国语言学家乌塔·科瓦斯特霍夫（Uta Quasthoff）在《社会偏见与交流》一书中指出：“偏见是在人四到五周岁时开始萌芽的。……根据弗洛依德的理论，社会偏见产生于孩子通过认同父母形成超我的那个阶段。”并且，科瓦斯特霍夫指出：“偏见大多不是通过直接接触产生的，而是间接地通过父母、榜样、教育者、媒体传播的经验形成的。”有心理学家曾对一群小学五年级的白人孩子做过调查。这些小学生们每天都和班里的中国同学有直接接触，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仍然是从父母、电影、故事、漫画那里得来的“中国佬”（China Man）式的刻板形象。
对于一定的种族、阶层、年龄层等社会群体的偏见又被称为“刻板印象”（stereotype）。科瓦斯特霍夫为刻板印象作出了如下定义：“刻板印象是对一定社会群体及作为该群体成员之个人的固定观点的语言表达。它具有判断的逻辑形式，而这种判断是简单化、概括化而缺乏根据的，是带有感情价值倾向的，对一个阶层的性格与行为方式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美国记者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公众观点》一书中曾以印刷用的模板来比喻人们对于社会群体的认知方式，这也是“刻板印象”一词的最初来源。
在以地域政治性为基础的文化开始往来时，发生了最初的相互观看。这种观看自然是以管窥豹或瞎子摸象式的，是带有极大的偶然性的，是很不完全的，但是人们一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对某种陌生文化作深入的分析探究，而习惯性地对对象作出简单化的结论。这些偶然性的简单化结论再掺和了人们对他者的奇特想象，就构成了刻板印象。当人们遇到属于一个社会群体的个体时，往往会忽略其个性，而简单便捷地用刻板印象来对号入座，在他的脑袋上盖一个戳了事。
身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我自然经常会受到社会偏见的困扰。记得90年代中我在美国时，曾听一个从未去过中国的美国人断言：“你们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残忍的民族。”我莫名其妙地问：“为什么？”他说：“这可不是我凭空想象的偏见，你们自己的电影里就是这么表现的。”当然，他指的正是张艺谋那几部著名的片子。
应该说，造成这个美国人心目中中华民族“残忍”形象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张艺谋。根据上述社会心理学理论，这个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偏见肯定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形成。他不断听到家人、老师以一定的贬抑口吻谈起中国人。他也听到过一些所谓的“中国童话”。（这些童话中有一些是我们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关于两兄弟Sam和Tikki Tikki Tembo No Sarimbo Hari Kari Bushkie Perry Pem Do Hai Kai Pom Pom Nikki No Meeno Dom Barako的故事我打赌大家就没听说过。这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的名字都很短。故事讲的是两兄弟分别掉到了井里，大家奔走呼救，名字短的Sam得救，而Tikki Tikki Tembo No Sarimbo Hari Kari Bushkie Perry Pem Do Hai Kai Pom Pom Nikki No Meeno Dom Barako因为名字太长，就淹死了。）这些童话里残忍的皇帝、吃人的巨龙形象想必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美国媒体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对于假想敌中国过多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加强他的这一观念。不管他自己生活里碰到的中国人是什么样，他对中国的偏见都深深地埋伏在潜意识里难以改变。张艺谋的电影因为恰好符合了他潜意识里的中国想象，为他顺利、便捷的黑白判断提供了依据，所以才被他毫不怀疑地欣然接受下来。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曾致力于偏见与刻板印象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他们发现，人的偏见比我们想象得要顽固得多。“即使我们亲身经历了不同的情况，我们也会执拗地坚持偏见，因为依靠偏见可以造就一种表面化倾向：世界会变得更加清晰、透彻：我们这一边原则上都是好人，而那一边则都是坏蛋。”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地带上有色眼镜，对他的个性特征视而不见，而只看到与我们的偏见相符的那些东西。
偏见无处不在。一位游历颇广、经世甚深的朋友告诫我说：“不要以为你经历过不少事情就以为自己没有偏见。恰恰相反，我们每个人都有偏见。以为自己没有偏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觉得他说的十分在理。曾经以为自己有多年的国际经验，又受过高等教育，应该属于偏见较少的人。但在做过一个心理测试之后，我大吃一惊：原来我在潜意识中也怀有极强的偏见！又读到阿多诺的断言：偏见与一个人的教育程度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那么一点关系的话，也只能是受的教育越多，偏见越多，且越难改变。理由很简单：有点知识的人难免自以为是；而以为自己没有偏见则因放松了警惕，使得偏见更加乘虚而入。想到这里，不禁汗颜。
回想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德国学生，正是教育和经验造成偏见的一个极好例子。因为学习汉学，他对中国的知识比大多数德国人多得多。他说着一口很不错的中文。他读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注意：这些书大多是德国汉学家们写的。）他也有过关于中国的不少直接经验：他在台湾住过一年，到中国大陆不少地方旅行过；他甚至跟中国人谈过恋爱（他的恋爱经历相当重要。据阿尔波特的理论，只有跟一个社会群体成员长时间、高强度地接触，才可能改变小时候形成的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德国人禁不住自得起来。他认为自己对中国是没有偏见的，并在无形中把自己当作了“中国专家”。但事实是：他虽然用自己在生活里积累的关于中国人的经验推翻了德国人通常具有的刻板印象，却掉入了另外一个陷阱。“中国人都爱干净”这个命题虽然来自他的直接经验，但依然是错误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社会群体成员的自我认知是否一定就是准确而没有偏见的呢？无论在国内、国外，我常常听到国人“外国人不懂中国”的批评。不少人用这句话将试图议论中国马桶问题的“老外”们一律横扫。批评“外国人不懂中国”的言下之意便是“只有中国人才懂中国”。其实，这句断言只要仔细追究一下，就可以看出漏洞：在文化交流的国际语境中，“中国”这个概念原本就产生于“西方”对于“中国”的观看。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的看，“中国”这个概念也就不存在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中国”的“看”，“西方”又如何可能存在？关于这个问题，本人在一篇题为《中国：看与被看》的拙文中曾多说过两句。）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才喊出了那句“只有外国人才懂中国”的骇人听闻的口号。顾彬教授的那篇文章虽然出于对自己的一些不听话的中国学生的气愤而写，而显得有点偏激，但他这话却一点也没有错。如果要谈论“中国”这一概念，就只能跳出中国的大山之外，否则是不可能识得庐山真面目的。
从根本上来讲，只要谈到“中国”，就永远只能是一个不准确、简单化的概念。慕尼黑大学东亚学院的叶翰(Hansvan Ess)教授曾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我觉得对中国下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太大了。中国像欧洲一样大。要是大家必须对欧洲下一个定义，也必须对其作相当的简单化才可以。欧洲包含许多不同的传统，相对来说中国可能单一性更强一点，因为国家统一的历史传统比较悠久。但我还是觉得，一个在内蒙古生活的中国人，跟一个在广东生活的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叶翰一再强调，他在面对德国公众的讲座中只能通过“否定式”谈及中国，即他只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不是什么”。
可惜的是，这种小心谨慎、力求公正客观的科学态度并不是每一个西方的汉学家、更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的。生活在欧洲的我几乎每天都会在大众传媒、学术著作、专家讲座和各种各样的私人场合听到人们在轻易地、不负责任地谈论“中国”这个字眼。很多中国人、以及一些对中国怀有善意的西方人（如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名学生）在试图反抗西方公众根深蒂固的偏差想象时，没有留意到自己义正词严掷出的“武器”，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偏见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场战斗是永远不会打胜的。
在文化的相互观看、交流日趋深入的今天，明眼人都会发现：无论为“西方”、“欧洲”还是“中国”作出一个简单的定义都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走得比较远的人（如文学理论界王德威、奚密等）已经开始主张取消“中华性”的说法。但是，无论是叶翰小心谨慎的“否定式”，还是王德威大刀阔斧的“斩除式”都无法对抗人们心目中论说、定义“中国”的那种渴望。大多数国人对“中国”这个词汇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从而既渴望定义自己，也极其关心自己在西方的他者心目中的镜像。对于这样的同胞，我想提出一点劝告：不要认为自己就可以代表中国。你家的马桶是干净的，这是无须辩争的事实。但是在对付偏见的斗争中，这样的事实没法作为论据堂而皇之地提出来。关于马桶问题，有说服力的办法只能是：对于中国人的马桶作尽可能周密细致的统计调查。在没有调查之前，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觉得可以随便定义自己。这样粗率的定义除了增大顾彬教授的火气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用处。
笔者以为，既然要谈“中国”，就不得不承认偏见的存在。偏见是形成正确认识的第一步。承认偏见绝不等于对偏见听之任之。因社会偏见严重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大家都看得见。而意识到、并且坦然承认自己具有偏见，正是向战胜偏见的目标跨进了一步。文化间的交流，也正是产生偏见、纠正偏见、向正确认识迈进的过程。在讨论问题时，谁脸红脖子粗、谁喊的声音大，谁标榜自己才是专家，他并不一定就可以占上风。奉劝大家还是多反思一下自己的立场，多看到一些自己的局限性，多用科学的观点进行一些基础研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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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的角色：从“镜”到“灯”张思懿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