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我们的家园

亚洲,我们的家园

作者:张西平第286(2010/06/16)期

“亚洲”这一地理区划,最早是欧洲人提出来的。晚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绘《坤舆万国全图》,提出天下分为五大洲,便有亚细亚,利玛窦在图中说:“若亚细亚者,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曾白蜡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图中分列出“万国”,中国只是万国之一。晚明儒生李之藻感叹“俯仰天地,不亦畅矣大观”。利玛窦的同乡艾儒略作《职方外记》,专列出亚细亚一章,从地理上明确了亚洲的方位:“亚细亚者,天下一大洲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其地西起那多理亚,离福岛六十二度;东至亚尼俺峡,离一百八十度;南起爪哇,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其大折首推中国……。”这些恐怕是中文文献中最早对亚洲地理所作的整体详细描述。 

  在亚洲,中国、日本、印度大约是对亚洲文明的价值和西风东渐后所产生的东方文明自身价值最为关注的国家。印度三圣之一的泰戈尔,是在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中关注东方文明的。他曾写道:“‘文明’一词是欧洲用语,我们几乎没有费心去弄懂其真正的含义。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就这样绝对信任地接受了它,就像我们接受一匹作为礼物的马,根本没有想过要去数它的牙齿。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寻思,我们的领悟的真谛是否就是西方人所谓的文明。……一个多世纪以来,繁荣的西方把我们甩在其马车后,灰尘呛住了我们的喉咙,噪音震聋了我们的耳朵,无助使我们感到卑贱,他们的发展速度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承认,那马车驱动是进步,进步就是文明。如果我们大胆诘问:‘进步往何处去?进步又为了谁?’——这种绝对性的质疑,会被视为东方所特有的荒谬。”泰戈尔这种对东方价值的守护,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之上的,他认为:“西方已经变成剥削者,已经尝到剥削的果实而丧失道德,我们却必须用人类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信心来战斗。”他又说:“我们东方人既不能借来西方的头脑,也不能借来西方的脾气。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自己生下来应该有的权利。”1941年泰翁临终前写了《文明的危机》,结尾说:“我环顾四面八方,看见一个骄傲的(西方)文明倒塌,变成一大堆枉费心机的垃圾。”又说:“可能从这地平线上、从太阳升起的东方,黎明将会来到。” 

  近代以来最关注亚洲问题的当属孙中山先生。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作了他有关“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孙中山演讲开头就说:今天大家定了一个问题,请我来讲演,这个问题是大亚洲主义。我们要讲这个问题,便先要看清楚我们亚洲是一个什么地方。我想我们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在几千年以前,我们亚洲人便已经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欧洲最古的国家,像希腊、罗马那些古国的文化,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我们亚洲从前有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伦理的文化和工业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亘古以来,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种种文化,都由于我们这种老文化发生出来的。这里我们看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本质上说是文化。盛邦和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其最强调的是亚洲有一个大主义,有一个大精神。所以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就是亚洲的大文化主义与大精神主义。这个大主义与大精神就是中国的儒教思想。他主张将这个大主义与大精神作为亚洲灵魂与亚洲发展发达的精神基础。”孙中山说过:“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亚洲的灵魂,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以后,章太炎先生也主张过大亚洲主义,发起过“亚洲亲和会”。他认为亚洲文化有着共同性,他曾将中国与日本、印度三国关系,比喻为一把扇子,中国是扇骨,印度是扇纸,日本是系扇柄的扇绳。盛邦和认为:“在章太炎看来,亚洲是在儒教与佛教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文化区域,在近代同时都受到西洋文化的冲击。章太炎对于这种冲击,未抱全盘否定的态度,问题在于西学东渐,亚洲文明正走向瓦解与衰败。这使章太炎产生紧张与难抑的文化忧思,希冀通过亚洲亲和,互勉互尊,既收西学养分又使亚洲文明大劫获生,更新发展。” 

  西学东渐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双重的压力,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促成自身文化的变迁,同时,又对西学在东方的快速发展产生压力,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也开始反思,并希望通过新亚洲主义来抗衡西方势力对亚洲的压迫。 

  正像一些学者所说,亚洲的近代史是一个学习西方的时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成为亚洲向西方学习的“优等生”,中国向日本学习,在本质上仍是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由于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遭遇西学的历史和条件都有不同,对西学的接受有着自己的特点,从而形成亚洲各国不同的近代历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向西方学习,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对“西学”的学习和接受构成了亚洲近代历史的主潮。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中国—西方”这样的思路已经构成了我们百年来思考的焦点。 

  近30年的历史发展中有以下两个重大的历史变化促使我们应该反思“中国—西方”的思考模式。第一是全球化的兴起。第二是中国的崛起。这两个变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亚洲文化的特点、亚洲的价值。 

  我们必须从战略上重新考虑亚洲的问题,从文化上重新思考亚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应十分清楚,中国首先是一个亚洲国家,亚洲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我们同亚洲国家不仅山水相连,而且文化相通。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整个亚洲都是作为后发现代化而开始自己的近代历史,包括日本在内,亚洲国家在如何处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上有着同样的焦虑。 

  因此,重新整理近代以来的亚洲观,继承这份重要的学术和思想遗产,这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之亚洲是重要的。同时,将亚洲放入我们的学术视野,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与亚洲的关系,研究亚洲文化的特点、亚洲文化的价值,这都显得十分迫切。 

  了解亚洲,了解东方,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亚洲人应该做的,只有了解了我们自己,才能更好地学习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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