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真的发现之旅 ——《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汉译本序
美与真的发现之旅 ——《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汉译本序
《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美）汉乐逸著，李永毅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定价：20.00元
1981年11月汉乐逸聆听许芥昱与卞之琳对新诗的见解 万理禄 摄
《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的英文版于1983年出版，如今早已售罄，在汉译本问世之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同意我写一篇新序。时隔近三十年，旧作迎来重生，我却觉得没有修订的必要，个中缘由何在呢？就我所知，此书是全世界最早出版的研究卞之琳生平与作品的专著，仅此一点或许就有充分的理由在汉译本中保留原貌。无论这本书作为卞之琳诗歌的阅读指南是否有内在的优点，它对今日的中国读者都别有一种价值，那就是透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位西方年轻读者的眼睛去领略这位20世纪中国杰出诗人的内涵，并在此过程中知悉当时的学术政治环境给研究造成了何种困难，我的个人背景又如何塑造了我对他的理解。
1967年夏，我尚在哈佛求学时，两件事的合力改变了我此后的人生轨道。一是我邂逅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子，二是我发现了佛教。这位女子是香港人，说粤语。我们的会面很短暂，但却让我迷上了她的语言。我立刻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来了赵元任先生的《粤语入门》。这本书很合我的胃口，我从没读过这般绝妙的讨论汉语的著作。也是在那年夏天，我无意中读到了阿伦·瓦兹的书《禅之道》。瓦兹的书让我醍醐灌顶，我第一次意识到并从此铭记于心：人类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理想化地看待“自我”概念，并不崇拜西方语言中“我”所代表的东西。这个事实往往为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所掩盖或忽视，但要理解传统的中国生活却离不开它。
那个夏天是我生命的转折点。香港女子拓展了我对“美”的经验，阿伦· 瓦兹则拓展了我对“真”的理解。很快我就开始旁听哈佛的汉语课。教我的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卞赵如兰，教材采用的是赵先生的汉语拼字法，只比他的粤语拼字法稍简单些。直到今天我在私人笔记中仍用着这套奇特而优雅的体系，它赋予了汉语一种中国人都难体会的形式美。在我看来，学习汉语既是求美，也是求真；在那个时代的学术界，尤其是在哈佛这样的私立大学，仍有追寻这种浪漫理想的空间。
1968年，我进入荷兰的莱顿大学继续学习汉语，在那里我惊讶地发现了一种更为古雅的汉学。当时现代汉语的教学才刚起步，而且只是当作一种实用的工具，甚至被视为向庸俗的现代品位妥协，浪费了本可用于严肃汉学研究（文字学、历史学和古代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我们有心，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不可能到北京学说普通话，因为正值“文革”，对外国人入境有严格限制。或许在我心里，这种“遥不可及”的感觉反而增加了汉语研究远离人间烟火的“浪漫感”。）我们的文言文入门教材是一位学者用德文写的，他还是满族和蒙古族研究的知名专家。此外，每周还有一次藏语课，老师需要专程从巴黎开着跑车来上课。
在这种“旧世界”传统雅致的贵族气息中，1970年的某天，我捧起了许芥昱先生的英文版《二十世纪中国诗歌》（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并读到了卞之琳。对我来说，“美”和“真”在那些诗里、在那本书里突然融为一体了。回想起来，这样的冲击力要归功于许芥昱的翻译天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捷克汉学名家普实克在他那篇沉闷的书评中，特别提到许芥昱的翻译带给了自己非比寻常的“审美愉悦”。）许芥昱自己曾形容说，诗歌的翻译“就是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别人的梦，或者说……用别人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梦”。卞之琳的诗或许对他也有特别的亲切感，因为他在二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卞之琳曾教过他。
不仅卞之琳的作品让我深受触动，许芥昱的介绍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虽然“卞之琳在战后鲜有作品”，他仍在“最有前途的中国现代诗人之列”。在写博士论文的初始阶段，一个实际的考虑是：要寻找一个既有一定数量文献、研究又很不充分的题目。在20世纪70年代，卞之琳的诗歌正好符合这个标准。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台湾，学者们都很忌讳详细讨论他的诗歌和生平；而在西方世界，除了许芥昱的书和三四十年代的另外两本选集，关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可用资料还相当少。我觉得这个“美”和“真”的世界等待着我去发掘并展示给读者。于是，我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卞之琳。
在20世纪70年代的莱顿读卞之琳，我仿佛听到自己的梦被卞之琳讲述着，甚至我日常生活的环境都充满了让人联想起他作品的元素。荷兰的房子和老北京的许多房子一样，在前门和街道之间并无草坪，草坪或花园通常在屋后，用篱笆或墙围起来。我住在一所18 世纪的老宅子里，也有一个带围墙的后院花园，只要天公作美，我都坐在那儿看书。如果是在中国，我这个花园自然应称为“汉园”（汉乐逸之园），而许芥昱译的卞之琳诗正是选自《汉园集》。当卞之琳在诗中写“多少个院落多少块蓝天”时，他几乎就是在描写我在宁静花园的高墙之内看见的那一方蓝色的荷兰天空。
当时我的汉语知识还少得可怜，但这并没动摇我钻研卞诗的决心。我在T. S. 艾略特（卞之琳也翻译过他）的话里寻到了安慰：“在我还翻不动其中一行之前，我就热恋某些法语诗许久了。”在那些年月，就连卞之琳的原作都不易找到——张曼仪女士出色的卞之琳著译目录尚未发表——但在莱顿收藏的中国30年代的文学杂志中，我毕竟发现了一些。最后，图书馆的陈庆云先生告诉我，香港新近重印了卞之琳当时唯一的合集《十年诗草》。我很久之后才知道，这个版本有很多严重的印刷错误。不过，对一个饥渴的读者来说，有缺陷的版本总比没有强。
70年代的某一天，我开始和许芥昱先生通信。他向来爱鼓励人，他对我说，相信我的艰辛努力最终会凝聚成“一部值得出版的著作”。1978年，我刚在台湾过了暑假（这是我第一次去远东），回家后在成堆的邮件中翻拣出许芥昱的一封信。他说刚编完了一本厚厚的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还说如果我能译几首卞之琳50年代的诗，赶在最后期限前寄去，还有可能收入书中。可是我离家太久，日期早就过了，但我当时兴奋得难以自持，决心不惜一切跳上这趟末班车。
在一天之内，我到图书馆复印了卞之琳发表在1958年《诗刊》上的《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用词典查了所有的生词（很多！），译完并用打字机打好了这五首诗，征询了中国同事的意见，修改并打出了定稿。许芥昱的确把我的译文收入了他的选集，只是作了一些谨慎的改动。我译的这些并不能代表卞之琳典型风格的诗就这样成了我在这个“领域”最早发表的东西。
一年后，我获得了期盼已久的机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三个月的研究。到了北京，我又不自觉地把所见之景和卞之琳诗中的意象联系起来。走在西长安街上，我想到了以这条街命名的诗；排队买山楂糖时，卞之琳的诗句便浮现出来：
叫卖的喊一声“冰糖葫芦”
吃了一口灰……
当我透过民族饭店的窗户凝视着“蓝天”与“院落”时，觉得它们和我一直想象的30年代卞之琳笔下的景色几乎没有分别。那是1979年，虽然中国开始向外国人开放，但在许多方面，外国人和他们的语言、文化仍由于政治原因而受到怀疑，以致我在北京问路还时不时吃闭门羹，大概是老百姓不愿让人看见自己与老外说话吧。在这样的气氛下，我猜测如果直截了当说明自己写书的意图，卞之琳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只是说，自己慕名而来，是想了解一下他用诗体翻译的莎翁悲剧。当我费尽周折见到他时，我问个不停的却是他自己的诗。我一边问一边发疯似的记笔记。后来他另外安排了一次面谈，还赠给我一本样书，是他即将出版的1942年以来的第一本诗合集。
论文主要是在1980年夏天写的。若论我此生的幸福时光，那段在荷兰的湛蓝天空下度过的日子当是其中之一。我终于有了一个“炼丹”的机会，可以把自哈佛岁月以来的种种直觉和顿悟与我新搜集来的众多材料熔到一起。这些采自不同时代的材料常让人觉得它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的导师伊维德教授指点我如何在这个极具挑战性（时常还受情感左右）的评价与整合的过程中保持思路的连贯与结构的紧凑。莱顿大学当时的中文图书馆馆长马大任先生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翻译和阐释的许多问题上，梁兆兵先生也给了我启发。
我完成了论文，于1981年末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荷兰商人万理士先生（他很早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了）的资助和安排下，卞之琳本人来到荷兰，并参加了我的答辩。许芥昱先生也从加州飞来，担任校外答辩委员。卞之琳在莱顿停留了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我探讨论文的细节。他纠正了一些小的事实错误和理解不当之处，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在此基础上，我于1983年修订了论文，并正式出版。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可以说是得到了卞先生的亲自授权。
二十多年过去了。
2009年初的一个早上，我坐在台湾家中的电脑前，惊讶地读到了现居美国的马大任先生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他了。信的大意是他已年近九旬，近日到了北京一趟，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讨论了出版我这本专著的汉译本的可行性。
此后，事情进展迅速。外研社的蓝小娈编辑和其他同仁热心为我办妥了出版的诸多具体事务，并帮我联系了译者李永毅。他熟谙英语，喜爱文学，阅读趣味也与我相合，我们的交流一直很愉快。
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显然是：是否要在近年来的卞之琳研究基础上，修改或扩充我的书？征得出版社同意后，我决定不作改动。其中一个原因是，虽然二十多年间有几本研究卞之琳的新书问世，但在我的书付梓之时，卞之琳的创作生涯已基本终结。因此，我当时所依据的作品已为我的阐释框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我现在仍然深信这个框架的有效性。
我只作了少量删改，所涉及的段落或者是讨论我所引用的卞诗英译本的翻译问题，或者是在解释一些相关的英文概念或语汇。在此书的英文版完稿时，收录卞之琳作品较全的《雕虫纪历》增订本（1984）以及后来的《卞之琳文集》（2002）还未出版，因此我所引用的卞之琳诗作出处并不统一。在这个中文版中，为了方便读者，除极少数特例外（已在注释中说明），卞之琳的诗作都以《卞之琳文集》的版本为准。
必须承认，我的著作完全没有受到文学批评理论［或者说“关于（文学）文本的文本的文本”］的影响。在某些圈子里，这些理论逐渐占据了学术的制高点，甚至形成了独霸局面，但我却觉得它们的地位颇为可疑。至于另一种流行做法——将文学研究纳入分析社会、历史甚至人口统计学趋势的一般化话语中——我只能再次申明，我既没有资质也没有欲望来效颦。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人们或许比今日更愿意相信，诗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不仅不是它所置身的社会话语的简单回声，反而会反驳、质疑或补充那种话语，这正是其价值所在。换言之，诗歌不会盲目肯定社会其他领域所肯定的东西，它是一种充满生命的力量，鼓励人们不断重估这些领域以及个人相对于它们的立场。我在前面已用过“浪漫”一词来形容我的方法，也就是一种突出主体经验、强调非功利因素之价值的态度，我并不以为这样的研究路数令人赧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分析卞之琳诗歌的角度是我对他所有评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我的著作在世界的另一部分获得意外的新生，我希望它能提供给今日读者的恰恰是这一点，而不是可以添加进去的任何新资料。
卞之琳先生于2000年不幸逝世。当一本受惠于他良多的书在他的祖国出版之时，他却不能亲眼见到，怎能不让人深感惋惜。我们也应为此愈加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卞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推出这本书。
2010年1月于以此斋
（编者注：因为篇幅限制，文章略有删节，主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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