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电影节
纽约的电影节
《释放西尔维娅·巴拉尔迪尼》海报
一
纽约的电影节特别多，一年四季办个不停。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纽约地下电影节（New York Underground Film Festival）、新导演—新电影节（New Directors/New Films Festival）、男女同性恋电影节（New York Lesbian & Gay Film Festival）、纽约亚洲电影节（New York Asian Film Festival）和曼哈顿短片电影节（Manhattan Short Film Festival）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最引人注目的是纽约电影节（New York Film Festival），它与戛纳、柏林、威尼斯影节齐名，是世界电影的盛事。2010年，第48届纽约电影节在九十月之交的金秋举行。林肯中心电影协会作为电影节的主办方，把开幕式和闭幕式搞得很隆重，请来大牌导演讲座，推出20多部精选影片，展示这一年世界艺术电影的成就。我挑选了几部喜欢的题材的电影，到林肯中心观摩。放映厅主要设在爱丽丝·塔利音乐厅（Alice Tully Hall），它内部装潢十分豪华，有巨大的屏幕、舒服的座位和高大宽敞的空间，与纽约一般的影院不可同日而语。导演一般会到场与观众互动，有的甚至把一家老小带上，与他分享荣誉。“Q & A”环节会请资深影评家或学者主持，我看的那场《上帝与人》（Of God and Men），主持人就是电影节主席理查德·培尼亚（Richard Peňa）教授。他回顾纽约电影节48年的风风雨雨，百感交集，颇为感人。我以前旁听过他讲的电影理论课，十分精彩，受益良多。
也许纽约电影节太成熟、太完善了，它已过于经典化和体制化，俨然是个权威机构。我对这一年精选的影片很失望，虽然入选的导演个个是驾驭电影语言的高手。片子制作得精致、“艺术”，不乏涉及当下热点问题的作品，例如信仰冲突、次贷金融危机和网络文化等；但理念大多中庸，中规中矩，多少带着陈腐气。像培尼亚教授极力推荐的法国片《上帝与人》，是讲几位法国天主教神父在阿尔及利亚艰难布道的故事。影片唯美、抒情，技术上无懈可击，情节也涉及基督教与穆斯林敏感的关系；但观念很保守，对基督教会没有任何反思与批判，只一味赞美神父的品格与人性，居高临下俯瞰穆斯林文化。这样老套的片子为什么参加艺术电影节？据说法国人将携此片竞争201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如真获奖，那倒是实至名归，本来就是专给奥斯卡量身定做的。
二
我更喜欢纽约名不见经传的小电影节，没有包袱，轻松、有活力。推出的片子往往先锋意识强，有批判性。比如哈林区国际电影节（The Harlem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它与纽约电影节同时举行。主办方是梅斯尔斯学院（Maysles Institute），以提携初出茅庐的制片人为宗旨，提供平台让他们展示才艺。学院还给社区年轻人提供电影培训，放映电影爱好者的处女作。哈林区是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社区，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它因“哈林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而声名鹊起，改写了美国文学与艺术史，爵士乐与黑人文学是这场运动的骄人成就。但二战之后，这一社区沦为暴力与犯罪的场所。直至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下降，文化才再次复兴。它附近有几所著名大学，不少学者、大学生、艺术家搬到这里，这些年来艺术气息愈发浓厚了。
梅斯尔斯学院最主要的设施就是一个影院，但硬件条件实在不敢恭维。影院门脸很小，我每次去都找不到。其实，搜索范围不过是127街与Lenox Ave交叉处不足百米的街面，可门脸太小了，非转个来回才能发现。这么极端的状况只在北京新街口碰到过，我去那里一个卖DVD的小店，每次须一个个店铺探头进去辨认。梅斯尔斯影院里面就更令人失望了，影院阴暗破旧，设施异常简陋。地面上和地下室各设一间放映厅，两间都很局促，加起来挤不下200人。电影银幕比家庭影院大不了多少，音响简直还不如家用的。这个影院就好像某个家庭辟出两个大房间放电影，根本算不上正规影院，但生意挺红火。
我来这家影院时常碰到门口排长队，从买票人的穿着、举止和谈吐上看，大多是学者、学生或搞艺术的。他们大概都喜欢先锋纪录片，所以光顾专放纪录片的梅斯尔斯影院。有时观众大多是做电影的，像是个同行观摩会。也许为减少成本，影院只安排一位工作人员，一个快乐的黑人小伙儿。他一边卖票，一边捎带卖爆米花、饮料，与观众插科打诨，热情洋溢。等大家进来后，他又跑去放片子。举办活动时，他还得做开场白，一个人的独角戏，可不见他手忙脚乱。不要以为此人手脚麻利，排队的原因恰恰是他不紧不慢、嘻嘻哈哈。好在观众素质好，有耐心，还有他永远灿烂的笑脸。
三
哈林区电影节的开幕式很简单，黑人小伙儿宣布活动开始，便转身到放映室开机。开幕式上放了一部很特别的纪录片，名叫《释放西尔维娅·巴拉尔迪尼》（Freeing Silvia Baraldini），题材是关于美国政治犯的。我一直认为美国没有政治犯，宪法保护言论与信仰自由，自然没人会因言获罪。而该片介绍却说，西尔维娅因政治信仰被判43年徒刑。我将信将疑，非要通过片子看个究竟。一开始的镜头便是西尔维娅在曼哈顿大街上被FBI盯梢，然后被警员围住，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影片闪回，从西尔维娅14岁随父母从意大利移民美国讲起，她18岁上威斯康辛大学，在校参加黑人民权运动。当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风起云涌。威斯康辛大学自拍的资料片上，西尔维娅与一大群白人学生声援黑人反抗运动，参加反战游行，争取妇女权利。小小年纪，西尔维娅竟得到津巴布韦总统的邀请，参加他们新政府的就职典礼。镜头一转，切换到当下，已经50岁开外的西尔维娅面对采访，回忆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感慨道：“今天美国人总觉得自己无力、孤单，只关心个人生活，改变不了周围的世界。但60年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肩负历史使命，清早一起来，会希望今天就改变历史。事实上，当年我们真的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纽约出现一个“黑豹组织”（Black Panthers），宣传黑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靠白人同情，不依赖美国政府，也不寄希望于体制变革，由黑人拯救黑人的命运。似乎是天方夜谭，他们想在美国中部建立自治的非洲共和国，通过暴力手段与美国政府对抗。黑豹组织总部被纽约警察捣毁，领导人被FBI暗杀。有位激进的活动家阿萨塔·莎库尔（Assata Shakur），是位漂亮的黑人女侠。她在新泽西付费高速路上与警察激烈枪战，打死两名警察后被捕，70年代的纽约真像好莱坞动作片演的那样。结果，阿萨塔被判一级谋杀罪。消息不胫而走，曼哈顿上城多住黑人市民，家家户户窗棂上贴起阿萨塔的照片，声援巾帼豪杰。各种音乐会唱出阿萨塔的名字，一本本传记演绎她传奇的人生。印着阿萨塔头像的唱片、T恤衫供不应求，还有电影记录她非凡的事迹，阿萨塔成为70年代美国青年反叛的偶像。故事还没结束，纪录片主人公西尔维娅正策划一个惊天的劫狱计划。1979年，西尔维娅参加一个叫“五月十九日”的激进组织，他们与“黑人解放运动”合谋营救阿萨塔，竟一举成功。阿萨塔被劫出新泽西监狱，通过秘密渠道逃往古巴，黑人女侠成了卡斯特罗的座上宾。美国政府巨资悬赏阿萨塔与同谋西尔维娅，还与古巴政府谈判，要以取消封锁、制裁为条件换回逃犯，但卡斯特罗大叔一口回绝。藏匿美国的西尔维娅最终被捕，我们这才回到纪录片开头的场景。
1982年，美国联邦政府起诉西尔维娅如下罪行：策划劫狱、支持波多黎各独立、藐视法庭拒绝供出同伙。最终她被判处43年徒刑。辩护律师坚称，西尔维娅所犯为政治信仰罪。因为在押期间，FBI曾许诺，如果西尔维娅放弃共产主义信念，供出同志，即可释放，并发奖金。但她拒绝了，才获重罪。律师说，如若她是黑手党也未必判得这么重。很快，意大利政府介入——西尔维娅仍保留了意大利公民身份。意大利向美国五次请求引渡犯人，但老布什与克林顿两届政府都一致拒绝。米兰街头爆发百万人大游行，声援西尔维娅，著名歌星为她义演，马拉松运动员的衬衫上印着“为西尔维娅长跑”。最终美国政府同意引渡，契机却是一个意外事故：美军驻意大利基地的飞行员在阿尔卑斯山上空耍酷，打赌低空从登山缆车下飞过；结果机尾划断缆绳，摔死了20个意大利游客。意大利政府迫于压力，引渡飞行员回美受审，而美国法庭却无罪释放了肇事者。意大利人反美情绪激愤，为了平息事态，美国政府才于1999年递解西尔维娅到意大利。
四
不用虚构，西尔维娅的一生充满悬疑、传奇，比好莱坞动作片还跌宕起伏，实乃拍电影的绝佳素材。无需多少技术处理，一部纪录片比故事片还要好看。导演、制片和摄影到现场与观众讨论片子，导演是个木讷的中年人，不善言辞，制片人替他讲话。我问制片人，这样一部既有批判性又有戏剧性的影片，本可以上艺术院线，甚至在商业院线上成功，为何只拿到这家小影院放映。制片人说，她联系过许多放映渠道，包括林肯艺术中心，结果到处碰壁。林肯中心拒绝的理由是，该片内容与他们关注的问题不契合。但她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政治不正确”。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政府不会限制传媒表达观点，而“主流社会”却会封杀言论。所谓“主流社会”不是任何机构或人物，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势力强大。你可以说它是传统价值观或大多数人的共识。欧洲学者来美，常感慨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实现“多数人暴政”的国家。如一部电影与主流趣味或价值观相吻合，便是主流电影或商业片，由好莱坞垄断，主流院线放映；制作精良者，票房丰厚，也许在奥斯卡上获奖。如导演见识稍稍偏离主流，小露锋芒，摆一摆批判姿态，则被奉为艺术电影，在艺术院线放映，贴上个“独立影片”的标签，具有了“艺术品质”；出类拔萃者在戛纳、威尼斯或纽约影节上一获奖，为有识之士、附庸风雅的高蹈“小众”所激赏。获大奖的艺术片往往再攻商业院线，沽名获利两不误，甚至冲刺奥斯卡，这才功德圆满。《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属此类。而真正离经叛道、颠覆主流的影片，左右不讨好，让所有人看了不舒服，大众、小众都不买账，永远难见天日；只好在非主流的小电影节亮亮相，随后尘封箱底，被时间遗忘。
如深究个中缘由，纽约电影节上放了一部法国片《卡洛斯》（Carlos），它给我们这个时代圈点一番，颇有启发。这是一部五个半小时的长片，导演是张曼玉的前夫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故事讲的是主人公卡洛斯——一位20世纪70年代激进的革命人物，为达目的，不惜使用恐怖手段给西欧各国政府制造麻烦。他穿梭于冷战铁幕两边，在中东、南美、东欧各国左右逢源。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革命、激进的时代终结，卡洛斯也得谢幕。一时间，偌大的世界已没有他容身之处，曾与他合作的政府都宣布他不受欢迎。于是，他铤而走险，逃往世界最后一个角落——苏丹，最终还是被苏丹军人出卖给法国政府。该片像个政治寓言，意味深长地回望冷战岁月。当历史“终结”，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容不下颠覆普遍秩序的异端。普世价值可以包容批评、建议、小修小改，但拒绝根本性的替代方案。
五
独立影片在美国娱乐市场已成规模，渐渐占据主流中心的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起，迪斯尼、华纳和环球等好莱坞巨头兼并了米拉麦克斯（Miramax）、新线（Newline）和十月（October）等独立制片公司，从此，独立影片不再是小成本、有个性的先锋电影，而趋向带有独立风格的商业电影。有线电视网给独立影片提供商业平台，如“圣丹斯”电影频道（Sundance）、“独立影片”频道（IFC）专播独立作品。随收视率逐年提高，影片指涉现实的锋芒却递减，在“为艺术而艺术”的高调中，作品情调有余，而锐气不足。
相比之下，梅斯尔斯的坚守更显难得。为实现纪录片的实践性和社会批判精神，梅斯尔斯影院以主题单元安排放映，每单元关注的问题是批判现实，同时邀请相关人士通过电影介入现实。比如一个黑人历史专题，放映一组黑人历史片，意图鲜明地从黑人视角重写美国史。影片不从独立革命、南北战争和产业革命等主流线索入手，而另辟蹊径，从贩卖黑奴、黑人暴乱、黑人办报，以及黑人艺术等微观历史出发，重构美国历史书写。影院请来导演与纽约市教育学学者、高中教师和新闻记者对谈，号召在座观众一起努力，修改历史课本和教学科目，把黑人视角纳入美国历史观之中。我看到黑人观众情绪亢奋，纷纷站起来表态：既然犹太人能改变美国历史观，为什么黑人就做不到？为什么黑人的抗争总停留在口头上？现在是付诸实施的时候了！
初到纽约的游客一般不喜欢这个城市，嫌它脏、乱、差，不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漂亮。也许你需要住下来细细品味，它貌不惊人，良莠淆杂，却有活力。这里熔多元文化于一炉，海纳百川，气势恢宏。各色族群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在世界各地城市文化之中，纽约独具特色。
2010年12月于新泽西
本版主要内容
- 纽约的电影节王炎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