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交谊
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交谊
1919年6月21日在京都圆山公园举行的罗振玉送别会，前排正中为罗振玉，二排右四为内藤湖南
日本知名传记作家青江舜二郎在其所著内藤湖南传记《亚洲人内藤湖南》一书的“后记”中，记有如下一段往事：“昭和九年（1934）九月，我受文部省派遣，与五、六县的社会教育主事一起，赴（伪）满洲国视察那里新兴跃进的社会状况。大家来到当时的礼部大臣罗振玉处，罗满怀悲痛地说：‘今年对贵国来说，真是值得悲哀的一年啊。’一时间我们谁也不解其意。罗接着说：‘因为伟大的内藤湖南先生去世了。先生在很多方面给我们以教益帮助，像这些、这些、这些……，都是先生的遗迹。’罗随手给我们展示堆积在那里的珍贵拓本和写满小注的文字。这是我第一次听闻内藤湖南的名字。”
1934年6月26日，内藤湖南在京都南郊的恭仁山庄去世，罗振玉发表这段言论是在不久后的9月。同年，罗在为亡友《满洲写真帖》增订版作序时，再次称赞内藤：“君抱经世之略，广学甑微，无艺不综，尤精于乙部。交游遍天下，嗜学问愈饥渴，爱友朋如性命。……”可谓盖棺定论，评价甚高，情谊深厚。
回顾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一生交谊，从晚清到民初到伪满时期的几十年间，在中国上海、日本京都、伪满“新京”等地，留下了许多两人访书论学、研几析文、切磋启发的生动篇章。
一、上海时期
这两位同出生于1866年的异国同龄人，初识于1899年的上海。当时，罗振玉正在上海主持教授日文（东文）和翻译日本新学著作的“东文学社”。他在《雪堂自传》（又名《集蓼编》，台湾大通书局《罗雪堂先生全集》第五编第一册）中曾细述创社缘由：“方予译印农书农报，（1897年）聘日本藤田剑峰学士（丰八）移译东邦农书。学士性伉直诚挚，久处交谊日深。一日，予与言中日本唇齿之邦，宜相亲善，以御西力之东渐，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日本所战胜，然实非幸事也。学士极契予言，谓谋两国之亲善，当自士夫始，于是，日本学者之游中土者，必为介。然苦于语言不通，（1898年5月）乃谋办立东文学社。……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乃添聘田冈君（岭云）为助教。”
这里所提到的日本人教师藤田剑峰、田冈岭云，都是内藤湖南的旧友。于是，由藤田剑峰的介绍，罗振玉结识了首次来中国考察旅行的《万朝报》记者、舆论界有名的“中国通”内藤湖南。正如罗振玉所说：“光绪中叶，吾友湖南博士游禹域，以藤田剑峰博士为之介，爰订交于沪江。”
1899年的中国，正是维新运动刚刚过去不久，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内藤，在中国寻访的对象，大都是维新派官僚人士和具有维新思想的学者。在天津，他会见了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以及北洋大学堂西文教习陈锦涛、育才馆汉文教习蒋国亮等人；在上海，他会谈了维新官僚文廷式、宋伯儒、张元济等。内藤与他们纵论时事，了解晚清中国的社会问题、改革现状，了解维新失败后中国的政局，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戊戌变法的同情和理解，并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关于教育和培养新式人才方面的经验，介绍给中国维新人士。
罗振玉是晚清旧学深厚而又率先开创新风的知识分子，于农政、考古、甲骨、金石、敦煌、版本、目录诸领域，兼有建树。此次内藤与罗振玉的会面和交谈，自然更多是学者之间的学问切磋和交流。两人所谈多关于金石拓本、历代书法等，罗将自己早年著作《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编》、《读碑小笺》等四册书赠送内藤，内藤回赠了自己的学术著作《近世文学史论》。另外，内藤把从日本带来的有延历年间（782－806）敕定印的《右军书草》、《法隆寺金堂释迦佛》等七种珍贵书画的拓本，以及《风信状》、《小野道风国字帖》等送于罗振玉，罗则以《秦瓦量》、《汉戴母墓画像》、《汉周公辅成王画像》、《唐张希古墓志》等十余种拓本回赠之。
他们还对这些中日书画文物名品进行了饶有兴趣的评论、赏析，这些谈论内容，可以说，已经大大超越了一个新闻记者的知识范畴，显示出内藤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及文物古董鉴赏方面的专业修养，也正于此，奠定了内藤湖南与罗振玉棋逢对手、高山流水般的书缘情谊。从另一方面说，此行内藤带了上述文物拓本来中国，在天津与维新人士、教育家见面时，只是互赠书籍，或赠送日本的一种仿古毛笔——雀头笔，并未出手这批文物拓本，而将此独留赠于罗振玉，可谓觅得行家，适得其所。
1902年，内藤于上海再见了旧友罗振玉，谈话大旨仍旧是金石、古书等。罗振玉向内藤介绍宁波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堂，并向内藤赠送了《天一阁现存书目》四册，指导和规划了内藤赴浙东诸地的访书游。内藤与狩野直喜及其他两个日本人随从、两个中国人导游，从上海乘船去了宁波。在宁波，尽管内藤出示了宁波道台惠树滋的介绍信，天一阁以管书人不在为由，也仍然谢绝日人进入天一阁；在抱经堂，也遭到同样的结局。于此亦可见，晚清中国私家藏书的管理制度甚严，尚能守护自家世代积存下来的珍贵典籍藏书。宁波访书落空后，一行人转道往余姚。内藤拜谒了龙泉山上的王阳明墓及严子陵祠。内藤湖南对于这片产生了王阳明及浙东学派的土地，是深怀景仰和兴趣的。他在日后刊载在《朝日新闻》上的《游清杂信》中写道：“浙东地方，在所谓山阴道中，水送山迎，颇似日本的农村，那里有大陆性地域所没有的氛围，可以看出以王阳明为中心的浙东学派与地方风土的关系。”
二、京都时期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罗振玉携家眷及王国维一家，避居日本京都。此事正是由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大学教授们力邀而促成的。内藤湖南等感念于清朝崩坏后，作为臣子的罗、王等人处境之艰难，建议去国暂避，东行京都，并将罗振玉的藏书安排寄存在京都大学图书馆。《雪堂自传》记道：“旧友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冈（谦藏）诸君来书，请往西京，予藏书稍多，允为寄存大学图书馆，且言即为予备寓所。……事乃决。……7日乃达神户，藤田诸君已在彼相迓，即日至京都田中村寓舍，东京旧友田中君（庆太郎）亦至京都，狩野博士夫人在寓舍为备饔餐。诸君风谊，不灭古人，终吾身不能忘也。”
1906年起，罗振玉在京师任学部二等咨议官，1909年补参事官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是晚清高等级的教育官员兼学问家。他是中国最早搜藏和研究甲骨文、最早关注和研究敦煌遗书的学者之一，此行赴日，带去了不少甲骨片、金石拓本、珍贵汉籍。田中村寓所暂住后，罗振玉于京都大学附近买地筑室，建起了“永慕园”，另建藏书处“大云书库”，从此得以与内藤湖南等京都教授们“日夕往来，重温旧谊”，沟通有无，切磋学问。永慕园及大云书库就坐落在今京都东山山麓、京大东侧著名的“哲学之道”旁，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在友人的引导下，探访过永慕园遗址。那时，房舍仍在，已经易为京都一家公司的房产。这是后话。除了与京大的学者交往外，罗、王闭门谢客，埋首于甲骨文的研究与著述之中。他们的一些重要甲骨文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时期作成、出版的。如1913年罗振玉编成甲骨文字拓片集《殷墟书契前编》，1914年出版《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此后，罗、王又合作编成《殷墟书契考释》、《流沙坠简考释》等。
甲骨文问世后，日本汉学界除林泰辅等少数学者外，一般多持怀疑、否定态度。罗、王的这些富有实证主义精神的考释出版工作，影响和推动了日本学者对甲骨文的重视与研究。1916、1917年，内藤湖南先后发表《王亥》、《续王亥》等论文，即是在罗王考释甲骨文的基础上，作出的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的杰作。王国维又在内藤湖南这二文的基础上，进而写出更为精湛的古史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是甲骨文研究史上中日学者交流的一段佳话。
罗振玉在京都一直住到1919年，王国维则因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之邀，于1916年先期回国。可以这样说，罗振玉（包括王国维）在京都时期所倡导和实践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及他们与内藤湖南等京都学者们的学术切磋、互相启发，对推进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形成，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另外，我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看到多份“书画账”。其中之一是明治44年（1911）7月15日在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展出《清国罗振玉氏藏书画目录》的草稿，计有“书之部”与“画之部”，共12页，记录了百余件书画作品，如《明祝枝山楷书离骚经卷》、《清钱辛楣行书条幅》、《明文徵明竹墨画幅》、《明仇英临唐画听琴图》、《明董其昌书画合卷》、《郎世宁封虞图幅》等；另一是《罗振玉先生书画售卖目录》（年代不详），即经由内藤湖南之手帮助罗振玉在京都贩卖出去的中国书画的清单，亦有12页之多，说明是“三百件中售出清单”，其下一一列出售出书画的品名和售价，如“文徵明养生篇伍佰元”，“文徵明墨竹一千元”，“仇英美人伍佰元”，“石涛画册二佰伍拾元”……，最后小结“以上共售去一百二十七幅，总共售价二万九千四百六十元，内除手数料二割（约按：手数料二割即手续费二成），净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八元。”罗振玉在古董书画经营上长袖善舞，于此亦是一例佐证。
罗振玉在政治立场上是效忠清朝的顽固保皇派，1919年春回国后，他的一系列行为，围绕效忠和扶植废帝，恢复旧王朝，与日本侵华势力发生了愈益紧密的关系，终于沦为伪满洲国的汉奸高官。这固然出于他效忠溥仪、复辟帝制的梦想，另一方面也来自日本政界、文化界对他的信任和利用，而这方面，正与他长年居住京都，与内藤湖南等京都学者广泛深厚的交谊是不无关系的。事实上，内藤湖南也正是“满日文化协会”的发起者和重要人物，他最后一次到中国来，是在1933年10月，到沈阳参加“满日文化协会”的成立大会，此时内藤已罹患胃癌，可谓扶病出席。
本版主要内容
- 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交谊钱婉约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