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交谊
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交谊
1919年6月21日在京都圆山公园举行的罗振玉送别会,前排正中为罗振玉,二排右四为内藤湖南
日本知名传记作家青江舜二郎在其所著内藤湖南传记《亚洲人内藤湖南》一书的“后记”中,记有如下一段往事:“昭和九年(1934)九月,我受文部省派遣,与五、六县的社会教育主事一起,赴(伪)满洲国视察那里新兴跃进的社会状况。大家来到当时的礼部大臣罗振玉处,罗满怀悲痛地说:‘今年对贵国来说,真是值得悲哀的一年啊。’一时间我们谁也不解其意。罗接着说:‘因为伟大的内藤湖南先生去世了。先生在很多方面给我们以教益帮助,像这些、这些、这些……,都是先生的遗迹。’罗随手给我们展示堆积在那里的珍贵拓本和写满小注的文字。这是我第一次听闻内藤湖南的名字。”
1934年6月26日,内藤湖南在京都南郊的恭仁山庄去世,罗振玉发表这段言论是在不久后的9月。同年,罗在为亡友《满洲写真帖》增订版作序时,再次称赞内藤:“君抱经世之略,广学甑微,无艺不综,尤精于乙部。交游遍天下,嗜学问愈饥渴,爱友朋如性命。……”可谓盖棺定论,评价甚高,情谊深厚。
回顾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一生交谊,从晚清到民初到伪满时期的几十年间,在中国上海、日本京都、伪满“新京”等地,留下了许多两人访书论学、研几析文、切磋启发的生动篇章。
一、上海时期
这两位同出生于1866年的异国同龄人,初识于1899年的上海。当时,罗振玉正在上海主持教授日文(东文)和翻译日本新学著作的“东文学社”。他在《雪堂自传》(又名《集蓼编》,台湾大通书局《罗雪堂先生全集》第五编第一册)中曾细述创社缘由:“方予译印农书农报,(1897年)聘日本藤田剑峰学士(丰八)移译东邦农书。学士性伉直诚挚,久处交谊日深。一日,予与言中日本唇齿之邦,宜相亲善,以御西力之东渐,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日本所战胜,然实非幸事也。学士极契予言,谓谋两国之亲善,当自士夫始,于是,日本学者之游中土者,必为介。然苦于语言不通,(1898年5月)乃谋办立东文学社。……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乃添聘田冈君(岭云)为助教。”
这里所提到的日本人教师藤田剑峰、田冈岭云,都是内藤湖南的旧友。于是,由藤田剑峰的介绍,罗振玉结识了首次来中国考察旅行的《万朝报》记者、舆论界有名的“中国通”内藤湖南。正如罗振玉所说:“光绪中叶,吾友湖南博士游禹域,以藤田剑峰博士为之介,爰订交于沪江。”
1899年的中国,正是维新运动刚刚过去不久,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内藤,在中国寻访的对象,大都是维新派官僚人士和具有维新思想的学者。在天津,他会见了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以及北洋大学堂西文教习陈锦涛、育才馆汉文教习蒋国亮等人;在上海,他会谈了维新官僚文廷式、宋伯儒、张元济等。内藤与他们纵论时事,了解晚清中国的社会问题、改革现状,了解维新失败后中国的政局,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戊戌变法的同情和理解,并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关于教育和培养新式人才方面的经验,介绍给中国维新人士。
罗振玉是晚清旧学深厚而又率先开创新风的知识分子,于农政、考古、甲骨、金石、敦煌、版本、目录诸领域,兼有建树。此次内藤与罗振玉的会面和交谈,自然更多是学者之间的学问切磋和交流。两人所谈多关于金石拓本、历代书法等,罗将自己早年著作《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编》、《读碑小笺》等四册书赠送内藤,内藤回赠了自己的学术著作《近世文学史论》。另外,内藤把从日本带来的有延历年间(782-806)敕定印的《右军书草》、《法隆寺金堂释迦佛》等七种珍贵书画的拓本,以及《风信状》、《小野道风国字帖》等送于罗振玉,罗则以《秦瓦量》、《汉戴母墓画像》、《汉周公辅成王画像》、《唐张希古墓志》等十余种拓本回赠之。
他们还对这些中日书画文物名品进行了饶有兴趣的评论、赏析,这些谈论内容,可以说,已经大大超越了一个新闻记者的知识范畴,显示出内藤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及文物古董鉴赏方面的专业修养,也正于此,奠定了内藤湖南与罗振玉棋逢对手、高山流水般的书缘情谊。从另一方面说,此行内藤带了上述文物拓本来中国,在天津与维新人士、教育家见面时,只是互赠书籍,或赠送日本的一种仿古毛笔——雀头笔,并未出手这批文物拓本,而将此独留赠于罗振玉,可谓觅得行家,适得其所。
1902年,内藤于上海再见了旧友罗振玉,谈话大旨仍旧是金石、古书等。罗振玉向内藤介绍宁波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堂,并向内藤赠送了《天一阁现存书目》四册,指导和规划了内藤赴浙东诸地的访书游。内藤与狩野直喜及其他两个日本人随从、两个中国人导游,从上海乘船去了宁波。在宁波,尽管内藤出示了宁波道台惠树滋的介绍信,天一阁以管书人不在为由,也仍然谢绝日人进入天一阁;在抱经堂,也遭到同样的结局。于此亦可见,晚清中国私家藏书的管理制度甚严,尚能守护自家世代积存下来的珍贵典籍藏书。宁波访书落空后,一行人转道往余姚。内藤拜谒了龙泉山上的王阳明墓及严子陵祠。内藤湖南对于这片产生了王阳明及浙东学派的土地,是深怀景仰和兴趣的。他在日后刊载在《朝日新闻》上的《游清杂信》中写道:“浙东地方,在所谓山阴道中,水送山迎,颇似日本的农村,那里有大陆性地域所没有的氛围,可以看出以王阳明为中心的浙东学派与地方风土的关系。”
二、京都时期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罗振玉携家眷及王国维一家,避居日本京都。此事正是由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大学教授们力邀而促成的。内藤湖南等感念于清朝崩坏后,作为臣子的罗、王等人处境之艰难,建议去国暂避,东行京都,并将罗振玉的藏书安排寄存在京都大学图书馆。《雪堂自传》记道:“旧友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冈(谦藏)诸君来书,请往西京,予藏书稍多,允为寄存大学图书馆,且言即为予备寓所。……事乃决。……7日乃达神户,藤田诸君已在彼相迓,即日至京都田中村寓舍,东京旧友田中君(庆太郎)亦至京都,狩野博士夫人在寓舍为备饔餐。诸君风谊,不灭古人,终吾身不能忘也。”
1906年起,罗振玉在京师任学部二等咨议官,1909年补参事官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是晚清高等级的教育官员兼学问家。他是中国最早搜藏和研究甲骨文、最早关注和研究敦煌遗书的学者之一,此行赴日,带去了不少甲骨片、金石拓本、珍贵汉籍。田中村寓所暂住后,罗振玉于京都大学附近买地筑室,建起了“永慕园”,另建藏书处“大云书库”,从此得以与内藤湖南等京都教授们“日夕往来,重温旧谊”,沟通有无,切磋学问。永慕园及大云书库就坐落在今京都东山山麓、京大东侧著名的“哲学之道”旁,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在友人的引导下,探访过永慕园遗址。那时,房舍仍在,已经易为京都一家公司的房产。这是后话。除了与京大的学者交往外,罗、王闭门谢客,埋首于甲骨文的研究与著述之中。他们的一些重要甲骨文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时期作成、出版的。如1913年罗振玉编成甲骨文字拓片集《殷墟书契前编》,1914年出版《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此后,罗、王又合作编成《殷墟书契考释》、《流沙坠简考释》等。
甲骨文问世后,日本汉学界除林泰辅等少数学者外,一般多持怀疑、否定态度。罗、王的这些富有实证主义精神的考释出版工作,影响和推动了日本学者对甲骨文的重视与研究。1916、1917年,内藤湖南先后发表《王亥》、《续王亥》等论文,即是在罗王考释甲骨文的基础上,作出的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的杰作。王国维又在内藤湖南这二文的基础上,进而写出更为精湛的古史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是甲骨文研究史上中日学者交流的一段佳话。
罗振玉在京都一直住到1919年,王国维则因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之邀,于1916年先期回国。可以这样说,罗振玉(包括王国维)在京都时期所倡导和实践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及他们与内藤湖南等京都学者们的学术切磋、互相启发,对推进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形成,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另外,我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看到多份“书画账”。其中之一是明治44年(1911)7月15日在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展出《清国罗振玉氏藏书画目录》的草稿,计有“书之部”与“画之部”,共12页,记录了百余件书画作品,如《明祝枝山楷书离骚经卷》、《清钱辛楣行书条幅》、《明文徵明竹墨画幅》、《明仇英临唐画听琴图》、《明董其昌书画合卷》、《郎世宁封虞图幅》等;另一是《罗振玉先生书画售卖目录》(年代不详),即经由内藤湖南之手帮助罗振玉在京都贩卖出去的中国书画的清单,亦有12页之多,说明是“三百件中售出清单”,其下一一列出售出书画的品名和售价,如“文徵明养生篇伍佰元”,“文徵明墨竹一千元”,“仇英美人伍佰元”,“石涛画册二佰伍拾元”……,最后小结“以上共售去一百二十七幅,总共售价二万九千四百六十元,内除手数料二割(约按:手数料二割即手续费二成),净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八元。”罗振玉在古董书画经营上长袖善舞,于此亦是一例佐证。
罗振玉在政治立场上是效忠清朝的顽固保皇派,1919年春回国后,他的一系列行为,围绕效忠和扶植废帝,恢复旧王朝,与日本侵华势力发生了愈益紧密的关系,终于沦为伪满洲国的汉奸高官。这固然出于他效忠溥仪、复辟帝制的梦想,另一方面也来自日本政界、文化界对他的信任和利用,而这方面,正与他长年居住京都,与内藤湖南等京都学者广泛深厚的交谊是不无关系的。事实上,内藤湖南也正是“满日文化协会”的发起者和重要人物,他最后一次到中国来,是在1933年10月,到沈阳参加“满日文化协会”的成立大会,此时内藤已罹患胃癌,可谓扶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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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交谊钱婉约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