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一些诗歌的创作背景
资耀华的“藤野先生”
资耀华
资耀华出生于1900年，1996年谢世，是中国银行业界著名的耆宿，也是中国金融理论最早的建树者。他从90岁开始，撰写个人回忆录《凡人小事八十年》，1992年出版；2005年，又以《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为题，再版问世。书中述及早年留学日本之事，他1916年赴日留学，苦读十年，获得京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在六十多年后的回忆追述中，资耀华记到的京大教授，除了经济学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以外，另一位人选，竟然是京大东洋史的教授——内藤湖南。由此引出内藤湖南不甚为人所知的一段佚事，让我们看到处在近代复杂中日关系下，一对异国师生间深深的情愫和耐人寻味的历史余韵。
特殊的“临别馈赠”
1926年春，毕业归国前夕，资耀华向给自己授业的京都大学教授一一拜访辞行。内藤湖南是文学部东洋史方面的教授，与经济学部的学生，本没有直接的师生授受关系，资耀华清楚地记载了拜访辞别内藤湖南的缘由，以及在内藤家中得到他特殊“临别馈赠”的经历。
资耀华回忆说：
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他常找中国留学生会晤聊天，有时我也在被邀之列，和他交谈过多次。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时事知道得很多，但言辞之中常带讽刺挖苦的味道。使我反感。我向他告别，他说：
“中国（China）这个名字只能算是个地理名称，不像个国家。若说是国家，可说是十几个国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各省各地区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自发钞票铸铜元。你现在准备回到哪个国家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无路可走。”
忠言逆耳，一个师长如此对一个前来辞行的异国青年学子道别，委实残忍。难怪作者写道，“我听了很气愤，有点忍不住要发脾气了。”可是，当时的资耀华哪能体会，1926年春的中国，确实正处北伐战争前夕的最黑暗时期，直系、奉系、皖系军阀混战，滇系、桂系牵制南方，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行将倒台，新成立的广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尚偏居一隅，北伐的长剑未出……。一个长期留学在外的青年学子、一介书生，投入这样混乱的时世，真的是很可能“报国无门”啊。
内藤湖南随即又说：
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才，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在自己的著述中，曾屡次提及对晚清湘学和湘军的评价，对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事业和思想赞许有加。他多次到中国，也曾关注和拜谒他们的遗迹。对于辛亥革命后中国舆情一时的过激行为，有过批评。如1917年内藤到中国时，在武昌，欲去拜谒黄鹤楼下的曾国藩胡林翼合祠，却了解到因为曾、胡辅助清朝讨伐太平军，祠堂已被年轻的革命军人毁坏。内藤感叹道：“曾胡对当时两湖的土地和人民是有拯救之功的，中国人的道德心何在啊？”随后到长沙，又看到岳麓山下的曾文正公祠，也改变成了湖南革命烈士祠。内藤又不禁叹道：“湖南人如此易忘50年前救人民于水火的曾文正公的鸿业大恩，甚而憎恨他，实在令我惊异无语。”其实，对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内藤是持赞成和拥护态度的，他的反对革命军毁灭曾胡祠堂，他的赞许湘军人物，不在为清朝唱挽歌，而在维护被当时中国人忽视的一种历史的逻辑，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在那个时代，或许唯有异国观察者的立场和学者的理性，才能有这种超越一时一地的眼光和识断。“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此番看似不经意之论，经历史证实，更是一种超越一时一地的卓越识断了。至今读来，不得不令人掩卷而叹，肃然致敬。
只是最后一句话“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不知是内藤对年轻留学生幽了一默，还是资耀华日后所记有误。内藤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是因为纪念出生于故乡秋田县十和田湖，后以号行。既不是改名，亦不是为了中国的湖南省。
接着，内藤给眼前这位学成归国的中国年轻人一个实际意义的馈赠，他说：
你要是回到北京去，我有位要好的湖南朋友熊希龄，字秉三。我写一封信托你带给他，这或者对你有所帮助。他过去做过内阁总理、财政总长，现在虽已下台，但老关系、老部下还不少，能左右逢源。
介绍信的作用
内藤为资耀华写给好友熊希龄的介绍信，我在《内藤湖南全集》中，竟然找到了。原信全文如下：
秉三大人阁下：久不奉教，渴想曷已，伏惟起居佳胜。弟壬癸之间，乍获笃疾，几死复生。甲乙之岁，游历欧西，始悟东方文化之盛，非泰西所企及。归国以后，著论昌言，欲晓流俗，恨才力绵薄，未能胜瓦釜之雷鸣耳。至于贵邦时事，亦可痛哭，茫茫禹迹，日寻干戈，黔黎何辠，被斯蠹毒。当是时，中外之望，自有所萃，拔民水火，岂得无术？随时垂诲，天下幸甚。兹有敝友资君璧如，系公同乡，已卒业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将省亲衡湘，迂道赴燕，甚欲仰先辈光仪，以披蒙蔽。若赐青盼，为叩两端，鄙人与有庆焉。肃此介绍，并颂时祉。弟虎顿首，大正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内藤与熊希龄是相识二十多年的老友，熊少内藤四岁，两人在日本和中国多有互访和接触，于对方互有信任和赏识。陶德民先生有《内藤湖南支那论的成立——与民国初期熊希龄内阁的关系》等文研究二人的关系，这里不赘述。这封信，不仅仅是简单的介绍信，更主要的内容有二：一是报告自己两三年来的身体近况、旅迹游踪，以及因此而来的思想转变和相应作为。1923年，内藤湖南因胆结石住院动大手术，“所谓几死复生”是也；次年游欧洲英法诸国，寻访敦煌遗书，所谓“游历欧西”是也；至于重新认识和论述东西方文化的孰优孰劣，则有这一时期的多篇文章反映之，如1926年初在大阪《每日新闻》发表《关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对西洋文明礼赞的反对》等文。二是谈论中国局势，虽为邻国之事，词语间充满了“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的关切感等等内容，只有是对自己稔熟而又敬重的人，才会如此一一道来。最后，才是介绍“弊友资君璧如……”，璧如者，耀华之字也。这年内藤正好年届六十，花甲之年的他，称一位中国本科毕业生为“友”，虽为书信礼貌之用语，其情辞之恳切，不亦令人感佩乎？
正是这封介绍信，对资耀华回国后的谋求出路，戏剧性地派上了用场。
作为中国政府的官费留学生，资耀华一回到北京，随即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不想竟无人理会接待，更谈不上接洽安排工作，他便只好自己设法找了在中国大学和民国大学两家学校教书的工作。本以为有此两校的收入，蛮可以在北京富裕地生活了，却又不曾想，学校学生良莠不齐、学风浮夸，更因为教育部教育经费短缺，教师们只能拿到约定工资的十分之一，几乎面临日常生活难以为继的窘境。这些情形，不能不让资耀华“想起内藤的临别赠言，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正当资耀华不知所措之时，又因一封堂弟的来信惹了麻烦，堂弟因是国民政府军中人，参加北伐从广州打到梅县，虽然信中所说均家务事，资耀华还是受到奉系官兵的问罪和入室搜检。官兵们无理寻衅之时，偶然发现了这封“日本人”写给熊希龄总理大人的信件，态度马上来了“转怒为喜，前倨后恭”的大转弯，领头的官兵立即道歉：“误会，误会，请原谅……”，便扬长而去。有趣的不仅仅是官兵的态度，它也导致资耀华因此而来的“认识转变”，他记到：
对于内藤的信函，我一直没重视。没想到它居然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一向自命清高，不愿低三下四地拉关系，所以，从未想过要利用此信。这次事件给我提了醒。现在正当走投无路之时，不妨拿它来试一试。于是，专程到西城石驸马大街熊府拜访。
侯门深似海，端赖日本京都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又是湖南老乡，才蒙接见。熊希龄“慈眉善目，长袍马褂，风度高雅，亲切地向我询问一切”。特别是当听到内藤湖南有信转交时，“他异常高兴，看完信后，还说你为什么不早拿来”。与熊希龄会见的第二天，资耀华便获推荐，到北京银行公会《银行月刊》编辑部报到，不久又进入中华汇业银行、上海商业储备银行，从此开始了他在银行业和金融界的创业生涯。
一封介绍信，跨越六十年，被受益人久久记念于心，又详细记录到回忆录中，可谓耐人寻味。应该说，在那个中国留学生海外屡受轻侮的时代，资耀华遇到如此了解中国而又如此率直的老师，不可谓印象不深刻。虽然，他也不免几处提到自己对于内藤先生的“反感”甚至“气愤”，但他在回忆录中，一一记载内藤针砭中国时事、直言告诫、热情举荐、寄望于湖南人的等等言行，不正为读者勾画了一个世事洞明、睿智贤达的内藤湖南形象吗？这也正是作为卓越中国学家的内藤湖南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透过资耀华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他对于日本老师内藤湖南，抱有的那种与鲁迅难忘“藤野先生”一样的款款深情和悠悠意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内藤湖南是资耀华的“藤野先生”，不算为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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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赫玛托娃一些诗歌的创作背景龙飞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