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一些诗歌的创作背景
资耀华的“藤野先生”
资耀华
资耀华出生于1900年,1996年谢世,是中国银行业界著名的耆宿,也是中国金融理论最早的建树者。他从90岁开始,撰写个人回忆录《凡人小事八十年》,1992年出版;2005年,又以《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为题,再版问世。书中述及早年留学日本之事,他1916年赴日留学,苦读十年,获得京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在六十多年后的回忆追述中,资耀华记到的京大教授,除了经济学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以外,另一位人选,竟然是京大东洋史的教授——内藤湖南。由此引出内藤湖南不甚为人所知的一段佚事,让我们看到处在近代复杂中日关系下,一对异国师生间深深的情愫和耐人寻味的历史余韵。
特殊的“临别馈赠”
1926年春,毕业归国前夕,资耀华向给自己授业的京都大学教授一一拜访辞行。内藤湖南是文学部东洋史方面的教授,与经济学部的学生,本没有直接的师生授受关系,资耀华清楚地记载了拜访辞别内藤湖南的缘由,以及在内藤家中得到他特殊“临别馈赠”的经历。
资耀华回忆说:
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他常找中国留学生会晤聊天,有时我也在被邀之列,和他交谈过多次。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时事知道得很多,但言辞之中常带讽刺挖苦的味道。使我反感。我向他告别,他说:
“中国(China)这个名字只能算是个地理名称,不像个国家。若说是国家,可说是十几个国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各省各地区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自发钞票铸铜元。你现在准备回到哪个国家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无路可走。”
忠言逆耳,一个师长如此对一个前来辞行的异国青年学子道别,委实残忍。难怪作者写道,“我听了很气愤,有点忍不住要发脾气了。”可是,当时的资耀华哪能体会,1926年春的中国,确实正处北伐战争前夕的最黑暗时期,直系、奉系、皖系军阀混战,滇系、桂系牵制南方,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行将倒台,新成立的广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尚偏居一隅,北伐的长剑未出……。一个长期留学在外的青年学子、一介书生,投入这样混乱的时世,真的是很可能“报国无门”啊。
内藤湖南随即又说:
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才,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在自己的著述中,曾屡次提及对晚清湘学和湘军的评价,对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事业和思想赞许有加。他多次到中国,也曾关注和拜谒他们的遗迹。对于辛亥革命后中国舆情一时的过激行为,有过批评。如1917年内藤到中国时,在武昌,欲去拜谒黄鹤楼下的曾国藩胡林翼合祠,却了解到因为曾、胡辅助清朝讨伐太平军,祠堂已被年轻的革命军人毁坏。内藤感叹道:“曾胡对当时两湖的土地和人民是有拯救之功的,中国人的道德心何在啊?”随后到长沙,又看到岳麓山下的曾文正公祠,也改变成了湖南革命烈士祠。内藤又不禁叹道:“湖南人如此易忘50年前救人民于水火的曾文正公的鸿业大恩,甚而憎恨他,实在令我惊异无语。”其实,对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内藤是持赞成和拥护态度的,他的反对革命军毁灭曾胡祠堂,他的赞许湘军人物,不在为清朝唱挽歌,而在维护被当时中国人忽视的一种历史的逻辑,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在那个时代,或许唯有异国观察者的立场和学者的理性,才能有这种超越一时一地的眼光和识断。“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此番看似不经意之论,经历史证实,更是一种超越一时一地的卓越识断了。至今读来,不得不令人掩卷而叹,肃然致敬。
只是最后一句话“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不知是内藤对年轻留学生幽了一默,还是资耀华日后所记有误。内藤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是因为纪念出生于故乡秋田县十和田湖,后以号行。既不是改名,亦不是为了中国的湖南省。
接着,内藤给眼前这位学成归国的中国年轻人一个实际意义的馈赠,他说:
你要是回到北京去,我有位要好的湖南朋友熊希龄,字秉三。我写一封信托你带给他,这或者对你有所帮助。他过去做过内阁总理、财政总长,现在虽已下台,但老关系、老部下还不少,能左右逢源。
介绍信的作用
内藤为资耀华写给好友熊希龄的介绍信,我在《内藤湖南全集》中,竟然找到了。原信全文如下:
秉三大人阁下:久不奉教,渴想曷已,伏惟起居佳胜。弟壬癸之间,乍获笃疾,几死复生。甲乙之岁,游历欧西,始悟东方文化之盛,非泰西所企及。归国以后,著论昌言,欲晓流俗,恨才力绵薄,未能胜瓦釜之雷鸣耳。至于贵邦时事,亦可痛哭,茫茫禹迹,日寻干戈,黔黎何辠,被斯蠹毒。当是时,中外之望,自有所萃,拔民水火,岂得无术?随时垂诲,天下幸甚。兹有敝友资君璧如,系公同乡,已卒业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将省亲衡湘,迂道赴燕,甚欲仰先辈光仪,以披蒙蔽。若赐青盼,为叩两端,鄙人与有庆焉。肃此介绍,并颂时祉。弟虎顿首,大正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内藤与熊希龄是相识二十多年的老友,熊少内藤四岁,两人在日本和中国多有互访和接触,于对方互有信任和赏识。陶德民先生有《内藤湖南支那论的成立——与民国初期熊希龄内阁的关系》等文研究二人的关系,这里不赘述。这封信,不仅仅是简单的介绍信,更主要的内容有二:一是报告自己两三年来的身体近况、旅迹游踪,以及因此而来的思想转变和相应作为。1923年,内藤湖南因胆结石住院动大手术,“所谓几死复生”是也;次年游欧洲英法诸国,寻访敦煌遗书,所谓“游历欧西”是也;至于重新认识和论述东西方文化的孰优孰劣,则有这一时期的多篇文章反映之,如1926年初在大阪《每日新闻》发表《关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对西洋文明礼赞的反对》等文。二是谈论中国局势,虽为邻国之事,词语间充满了“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的关切感等等内容,只有是对自己稔熟而又敬重的人,才会如此一一道来。最后,才是介绍“弊友资君璧如……”,璧如者,耀华之字也。这年内藤正好年届六十,花甲之年的他,称一位中国本科毕业生为“友”,虽为书信礼貌之用语,其情辞之恳切,不亦令人感佩乎?
正是这封介绍信,对资耀华回国后的谋求出路,戏剧性地派上了用场。
作为中国政府的官费留学生,资耀华一回到北京,随即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不想竟无人理会接待,更谈不上接洽安排工作,他便只好自己设法找了在中国大学和民国大学两家学校教书的工作。本以为有此两校的收入,蛮可以在北京富裕地生活了,却又不曾想,学校学生良莠不齐、学风浮夸,更因为教育部教育经费短缺,教师们只能拿到约定工资的十分之一,几乎面临日常生活难以为继的窘境。这些情形,不能不让资耀华“想起内藤的临别赠言,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正当资耀华不知所措之时,又因一封堂弟的来信惹了麻烦,堂弟因是国民政府军中人,参加北伐从广州打到梅县,虽然信中所说均家务事,资耀华还是受到奉系官兵的问罪和入室搜检。官兵们无理寻衅之时,偶然发现了这封“日本人”写给熊希龄总理大人的信件,态度马上来了“转怒为喜,前倨后恭”的大转弯,领头的官兵立即道歉:“误会,误会,请原谅……”,便扬长而去。有趣的不仅仅是官兵的态度,它也导致资耀华因此而来的“认识转变”,他记到:
对于内藤的信函,我一直没重视。没想到它居然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一向自命清高,不愿低三下四地拉关系,所以,从未想过要利用此信。这次事件给我提了醒。现在正当走投无路之时,不妨拿它来试一试。于是,专程到西城石驸马大街熊府拜访。
侯门深似海,端赖日本京都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又是湖南老乡,才蒙接见。熊希龄“慈眉善目,长袍马褂,风度高雅,亲切地向我询问一切”。特别是当听到内藤湖南有信转交时,“他异常高兴,看完信后,还说你为什么不早拿来”。与熊希龄会见的第二天,资耀华便获推荐,到北京银行公会《银行月刊》编辑部报到,不久又进入中华汇业银行、上海商业储备银行,从此开始了他在银行业和金融界的创业生涯。
一封介绍信,跨越六十年,被受益人久久记念于心,又详细记录到回忆录中,可谓耐人寻味。应该说,在那个中国留学生海外屡受轻侮的时代,资耀华遇到如此了解中国而又如此率直的老师,不可谓印象不深刻。虽然,他也不免几处提到自己对于内藤先生的“反感”甚至“气愤”,但他在回忆录中,一一记载内藤针砭中国时事、直言告诫、热情举荐、寄望于湖南人的等等言行,不正为读者勾画了一个世事洞明、睿智贤达的内藤湖南形象吗?这也正是作为卓越中国学家的内藤湖南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透过资耀华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他对于日本老师内藤湖南,抱有的那种与鲁迅难忘“藤野先生”一样的款款深情和悠悠意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内藤湖南是资耀华的“藤野先生”,不算为过吧。
本版主要内容
- 阿赫玛托娃一些诗歌的创作背景龙飞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