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竟如是乎—— 一生尤念《黄河传》，半世书缘《尼罗河》
有缘竟如是乎—— 一生尤念《黄河传》，半世书缘《尼罗河》
侯仁之手持《尼罗河》缩印本在旧书店前留影
50年是历史年轮的半个世纪，是父亲整整的半生时间。50年间与五本《尼罗河》的书缘终究要划上句号，然而为黄河立传，是世世代代永恒的主题，其体裁之博大，当尤在尼罗河之上。这已不只是一条河流的生命故事，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史诗。父亲的一代老矣，将未竟之志期诸来者，愿后继者长毋忘。
一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八年抗战胜利。8月17日，燕京大学陆志韦先生约同洪业、林嘉通、蔡一谔和我的父亲侯仁之等五人，与历经了三年八个月的关押软禁直到前一天才获释的司徒雷登，在北平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商谈复校之事，决定立即成立燕京大学复校委员会。父亲在1942年6月从日本陆军监狱出狱后缓刑期间，随我的母亲张玮瑛寄居天津他的岳父母家。这次开会是老师洪业教授派友人郭纪森送亲笔急信召父亲回校的。
在复校委员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之后，父亲接到司徒雷登送给他的一件纪念品——The Nile: The Life-Story of a River（《尼罗河：一条河流的生命故事》）。这部书是生于德国后入瑞士籍的著名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撰写的。司徒校长在这部书的扉页上题词并签名：
苦难的遭遇，已经忠诚不渝地忍受过，现在在欢愉中结束了。
对此，父亲多年后这样回忆道：“送我这本书是有来历的。在燕京大学被封之前，我曾从外国杂志的书评中看到过关于这部The Nile的评论。我涉猎过路德维希所著的人物传记，而这部The Nile: The Life-Story of a River（《尼罗河：一条河流的生命故事》1937年版）写的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被认为是孕育了古代埃及文明的尼罗河的传记。看到书评的介绍后，我极想找这本书看，因为我那时心目中也有一个写作的主题——黄河。……我想如果能以传记为体裁，把黄河的历史写下来，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但是燕京大学图书馆没有这部书，后来有一次经过临湖轩时，偶然从摆放在客厅里任人借阅的司徒雷登个人书籍中看到了这本黄皮精装书，我就借走了。（借阅者只要在一个本子上登记，就可取走，并无人看管。）这大约是1941年秋季学期。这部书有数百页之多，我还未看完，就接到通知，说有别的人等着看，促我归还。无论是借还是归还这本书，都没有经过司徒雷登个人之手。”
孰料借阅此书仅月余后，日军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日宣战。那是北平时间1941年12月8日清早。驻扎在西苑的日寇宪兵队迅速开来，把守住校门，早八时燕京大学被封。日寇闯入燕园后宣布占领燕京大学，当晚开始捕人，燕大师生二十多人相继被捕。12月28日，父亲在天津被捕，第二天乘火车被押到北平沙滩红楼日本宪兵队本部，与已经被捕的燕大师生关在一起。在珍珠港事变发生时，司徒雷登校长正在天津参加校友活动，被日军逮捕后于12月12日押解回北平，囚禁在东交民巷原美国兵营三层。他在日本宪兵队四次受审，又被关押软禁了三年八个月，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
获司徒雷登赠书时，父亲确实有些惊讶。后来推测可能是这么一个过程：父亲出狱后寄居天津时，着手写一本华北地理的通俗读物，题作《黄海之滨》，曾得到洪师的鼓励，他也向洪师谈起从临湖轩司徒雷登个人藏书中借阅《尼罗河》，想用这个题材写作《黄河传》。很可能是司徒校长参加复校委员会会议时，听洪师讲到这个情况，于是特意选送此书。
二
父亲关注历史上的水害灾患、河工理论，始于大学时代。还是在1935年，长江中下游大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使他深受震撼，写下《记本年湘鄂贛皖四省水灾》一文，揭露政府贪污腐败是导致水灾发生的重要原因，发表在《禹贡》（半月刊）1935年10月16日4卷1期。由此他开始考察历史上水利的兴修，阅读水利史的典著，由洪业（煨莲）师指导的学士论文《靳辅治河始末》以清朝治河名家靳辅治理黄河水害史料写就。在写作过程中，他注意到辅佐靳辅治河的陈潢起了重要作用，却被诬陷入狱、迫害致死。洪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要父亲以《陈潢治河》为题，著文宣扬为民除害、以身殉职的陈潢，并将这篇文章刊登在他自己参加主编的《大公报·史地周刊》126期（1936年3月5日）。1936年春假期间，历史系主任顾颉刚教授为“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师生组织“汴洛古迹古物参观团”，由父亲领队。不久后父亲本科毕业，应颉刚教授之命留校读研究生兼任系主任助理，随即参加由“禹贡学会”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这第一次大规模野外考察，影响到他日后对水源水系研究的重视。
正是出于对黄河的关注，父亲从临湖轩司徒雷登个人书籍中选取了The Nile。翻开前言，他立刻被这种把一条大河加以人格化的手法触动了：
Every time I have written the life of a man, there has hovered before my mind’s eye the imag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of a river, but only once have I beheld in a river the image of man and his fat.
由The Nile: The Life-Story of a River启迪而生的灵感自此一直萦绕在父亲心头，即使身陷囹圄，他依然念恋为黄河立传。1942年夏，父亲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刑，取保开释。缓刑期间他遁迹津门，整理狱中腹稿《北平都市地理》和《黄河传》，尝试先写一本题为《黄海之滨》的华北地理的通俗读物，草拟篇目着手写作，然而“唯以聚书之难，不能广求博证”，结果仅成一篇《沧海桑田》。专题论文《天津史表长编草例》、《北平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之起源》也都是沦陷中的苦难习作。父亲心中愤然，日夜勤奋——“以示我本业之不可废，我志气之不可夺也！”（侯仁之《天津聚落之起源》后记， 1947年12月12日）。父亲与洪师分居平津，难于朝夕趋谒，幸赖好友郭纪森先生代为传递音信。每当初稿完成后即托郭先生代为呈送洪师审订。“三年之间屡得煨莲师赐函，情真意殷，谆谆诲我以为人治学之道。”（《<洪业传>读后题记》）
1944年秋季，为了摆脱日伪控制，父亲从达仁商学院及时转到天津工商学院任教，兼任女子文学院史地系主任。该校学生俱乐部负责人郝慎铭同学约请父亲为学生做学术讲演，父亲欣然应命，即以萦回心头的《黄河故事》为题。10月26日《黄河故事》讲演是这样开讲的：
我想趁这机会和诸位同学谈谈“家常”。一家有一家的“家常”，一校有一校的“家常”，一国有一国的“家常”。一家的“家常”，父母兄弟都应该知道；一校的“家常”，师生都应该知道； 一国的“家常”，凡是国家的公民也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且不妨谈谈一国的“家常”。
我国“家常”之大，莫大于黄河；我国“家常”之难，亦莫难于黄河。就是外国人也都知道黄河是我国的忧患 （China’s Sorrow）。所以今天闲话“家常”，就特意把黄河作话题。
假如在人类历史尚有所谓“光荣之战”（glorious war），“神圣之战”（holy war），那么汉民族与黄河斗争，就可以说是一个光荣的战争，一个神圣的战争。
汉民族与黄河斗争的开始，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开始，到现在，总有四、五千年了。在这四、五千年的斗争历史中，那抗灾御难企图驯服黄河的水工专家与冲锋陷阵捍卫疆土的勇士，一点没有分别，都称得起是“民族英雄”。
（《天津工商学院男女院成立纪念刊》民国三十二年九月）
此时此地，在沦陷的国土上，怀着亡国之痛谈国之“家常”讲黄河，意在歌颂历史上平息水患为民除害的功臣，宣扬当下挽救祖国捍卫疆土的民族英雄。弦外之音，听众心领神会，为之动容，且报以热烈掌声，即使在座的法国神甫（天津工商学院是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地处法租界）亦不例外。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年的校学生俱乐部负责人郝慎铭已身为北京铁路局总工程师。在为北京莲花池西客站选址时，与父亲多次会面再续友情，仍为当年之事津津乐道。
1946年3月21日，《禹贡周刊》假《国民新报》副刊栏刊出第一期，顾颉刚教授为此撰写发刊词。同版刊登文章，节录自《黄海之滨》书中第一章《沧海桑田》。1946年夏，父亲负笈英国利物浦大学，潜心深造。携带《黄河传》稿，意在课余之暇，乘兴续写。实则匆匆三年，未尝有闲及此。1949年学业结束，父亲归心似箭，婉谢导师达贝（Darby）教授的挽留，乘船回国，赶在开国大典前三天回到北京。父亲回国后，继续在燕京大学任教。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批判美国政府侵略政策。1946年7月辞去燕京大学校长、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成为美国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1950年6月，朝鲜战事出现紧张形势，10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1951年2月，中央政府接办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改为公立。为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批判“崇美、亲美、恐美”的政治运动席卷燕大校园。1952年，燕京大学开展“忠诚老实运动”，作为交代问题的材料，父亲把司徒雷登送他的这本The Nile上交组织查看过。他抄记下司徒雷登题词后撕掉了这一页。而后的几十年里这本书不知去向。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分拆。文、理部分科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程科系并入清华大学。父亲任教北京大学。
流云飞度。为黄河立传虽然未敢忘怀，但诸多繁杂事务接踵而至，父亲实无精力顾及。此前十年他曾试稿一篇《沧海桑田》，终被《进步青年》杂志社索去，以《华北大平原》为题，单独刊载于1951年8月第238期。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26期（1936年3月5日）的旧作《陈潢治河》，经改写发表在《科学史集刊》第二期 （1959年6月）。除此而外，他再无以黄河为主题的著述。
接下去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父亲陷入灭顶之灾。批斗、挂牌游街、抄家、刑讯逼供、关“牛棚”，身心经受的磨难远甚囚于监狱牢房。30岁时的父亲跟随着他的老师们，在日寇侵略者面前不畏强暴正气凛然；而60岁时的父亲，却被自己的同胞以“革命”的名义，罗织罪名迫害摧残，单独关押在密室，被鞭子棍棒轮番毒打。父亲坚守住中国读书人世代相传的坚韧不拔的士节，抱定了一定要活下去把事情搞清楚的决心。1969年，父亲从“牛棚”到了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改造，“历史问题未清”的帽子一直扣在头上，而与司徒雷登的关系是最重大的历史问题。直到1979年6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作出“关于侯仁之同志的审查结论”。该文件有如下内容：“‘文化大革命’中对侯仁之同志历史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审查。……经审查未发现有何政治问题，予以结论。”长达十年的浩劫，父亲挺了过来，却是与The Nile前缘难续。
三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
1984年，父亲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有关北京与华盛顿城市规划的比较研究。4月6日清早，走访大学校园近旁那一道特殊风景线——旧书摊时，他竟然从凌乱摆放的书籍中看见一本黄色精装，必是The Nile无疑。那种“如睹故人”的兴奋促使父亲在午夜时分写下一篇题记：
四十四年前，余初执教于燕京大学，尝借读此书，而深有所感。
作者为著名传记作家，所著《歌德传》、《林肯传》以及《拿破仑传》诸书，无不脍炙人口，而于此书序言之首，却以非凡的类比手法说明：每当他在写作一个人物的传记时，眼前就会闪现出在形态上以及精神上都俨然是一条河流的形象；只有一次，他在一条河流中看到了一个人及其命运的形象，于是因此为题写下了这部《尼罗河传》。
当时我想：如果和尼罗河相比较，伟大祖国的黄河，岂不是更加值得为之立传的么？不幸《尼罗河传》尚未卒读，燕京大学即遭日寇封闭，我亦被日本宪兵逮捕，转囚于日本陆军监狱。狱中不能虚度时光，因以腹稿，试写《黄河传》。半年后，假释出狱，又在玮瑛鼓励下，录成一篇，曾送（沈）元骥、（曹）天钦诸好友评阅。
1946年夏进修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因携此稿于行中，意在课余之暇，乘兴续写。实则匆匆三年，未尝有闲及此。1949年秋回国后，诸多任务接踵而至，更无余晷考虑及此，而试稿一篇，终被索去，以《华北大平原的故事》为题，单独刊载于《进步青年》（《华北大平原的故事》，《进步青年》1951年8月第二三八期 ），于今又已三十三年。
今晨过访旧书肆于康奈尔大学校园之侧，蓦见此册，如睹故人，急携以归。晚间灯下，细加摩挲，爱不忍释。往年遐想，又复萦回脑际。只是余今老矣，敢以未竟之志期诸来者，我家族中或亦后继有人乎？
1984年4月6日午夜 仁之自记于
康奈尔大学景阳之岗（Fairview Heights）
父亲将这篇题记精心粘贴在封页内，连同其他一批书籍邮寄回国。没有料到途中竟然遗失，饮恨良久，每与友好言及其事，无不为之惋惜。
直到前不久，当我整理家中父亲藏书时，这部28年前父亲以为邮寄途中不幸丢失而饮恨不已的1937年版的The Nile竟然奇迹般出现了！不仅完整无损，而且父亲附之卷首的题记也保存完好。何等缘分啊！
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编辑《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一书时，父亲应约写了《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段回忆》一文。其中记述了当年被捕后与燕大学生孙以亮同囚监狱牢房的情景。孙以亮就是著名电影艺术表演家、导演、朗诵艺术家孙道临。他在舞台上和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光辉的艺术形象，一生孜孜不倦、光彩照人，深受广大观众爱戴。
孙以亮1938年入燕京大学哲学系，是燕京大学话剧团的主要成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当即被日寇查封，以亮因在校参加演出有抗日色彩的话剧被捕。父亲在天津被捕后押至北平沙滩红楼日本宪兵队总部，与以亮同拘一牢房中。白天在日军严密监视下不能交谈，各踞一隅，默默无语；夜间窗外朔风怒吼，避开宪兵的监视，两人平卧在地板上交头接耳，互诉情怀畅谈未来。以亮热衷文艺事业，矢志不改。仁之尤恋念《尼罗河》一书，不能忘怀，拟照路德维希之法为黄河立传。
198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后，父亲寄赠孙道临，作为共患难的纪念。孙道临见到父亲寄去的文章后回信：
仁之大哥：
鸿文已拜读，引起我不少回忆。曾记得，当时窗外朔风怒吼，我们各自只有薄毯一方，睡硬地板，灯极暗。然而夜间谈话带来多少温暖、希望！常记得您谈起夜读习惯，浓茶一杯，竟夜不倦，且特爱Ludwig之书，并拟照 Ludwig之法，写《黄河传》。雄心壮志，使我产生不尽的幻想、遐思，几乎忘却囹圄之苦——迄今四十余年矣。一生风浪，愈觉纯洁友情之可贵。情不自禁，书此以谢！
道临
1987年11月13日夜
父亲接道临来信，随即提笔在信封上起草了回信：
（访美期间）您在Honolulu有十天停留，尽有时间，一定要去珍珠港Arizona Memorial Museum看一下。正是珍珠港事件把我们“送到”那一间“牢笼”里去了。灾难中铸成的友情，不仅终生难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值得回忆。谢谢您来信提醒我，在严寒冬天“窗外朔风怒吼”中，您我的“幻想遐思”和“雄心壮志”。现在回头来看，您的人生的“幻想遐思”已经在您的艺术生活中化为现实！而我梦想中的《黄河传》只写成了一章 （题作“华北大平原的故事”，已收入拙作《步芳集》。）就再也没有时间继续写下去。（这一章还是我出狱后，因“缓刑”寄居玮瑛家中时写的。）看来要成为终生憾事了。
父亲感慨“看来要成为终生憾事了”——那一年他已经76岁。
四年之后的1991年，父亲赴美到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汉诺佛镇达慕思学院（Dartmouth College, Hanover, New Hampshire，或译为达特茅斯学院）讲学，奇迹又一次出现——再次他乡之遇“故知”——这正是在第一次阅读The Nile整整50年之后。
父亲写下第二篇书题：
达慕思奇遇记
11月3日郊游，无意中喜得 Emil Ludwig 之“尼罗河”於 Hartford白河河畔一孤零零的旧书屋中，乐不可支。
整整五十年前，借阅此书于未名湖畔之临湖轩，未及竟读，而身陷日寇囹圄。
七年前，作客康乃尔大学。偶过绮色佳一旧书摊，瞥见“尼罗河”一部 。惊喜之余，无异他乡之遇故知， 急携以归，并为之记。 遂即付邮回京，不幸中途遗失，怅何如之！
此番出游，远去达慕思学院数十里，竟于荒郊野外再获此书。虽非原版，而惊喜之情更胜一筹。归而急作“达慕思奇遇记”一篇以为之记。 因念及此旧书屋远在郊野，偶而过之，竟然有此奇遇，颇想再游其地为旧书屋拍照以为纪念。馥儿从余所愿，遂得留此两幅照片，因略述其梗概如上。
仁之
1991年感恩节于达慕思寓所
一年之后，Dartmouth College聘请父亲再次讲学，也同时聘请母亲为亚洲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更为奇妙的是，当全家游览邻镇时，母亲竟在路旁旧书堆中获见1937年原版The Nile。父亲感慨不已，写下The Nile的第三篇书题：
斯书也，失而复得者一而再，再而三，其有缘竟如是乎？
……
一九八四年春，与玮瑛应邀同来美国康乃尔大学进行研究工作。一日中午步出校门，瞥见路旁书摊上有黄色封面书一册，赫然在目，心想必是《尼罗河》无疑，果然不出所料。惊喜之余，无异他乡之遇故知，乃急购以归。是晚提笔作小记，附之卷首。不幸邮寄回国途中竟然遗失，饮恨良久，未能或忘。每与友好言及其事，无不为之惋惜。其后又四年，竟有华艺出版社以《黄河文化》之书名征稿于我。联想所及，《尼罗河》一书，又重现眼前。于是乃决定以此为例，集合诸同好相与协议，各就所长，分工属稿，以应华艺之约。玮瑛与我亦各分担其中一部分。
……
今年秋季与玮瑛再来佛城，并各自携来为《黄河文化》所写文稿，以便继续加工。八月十五日天清气朗，全家出游。玮瑛于路旁人家之旧书堆中，瞥见黄色精装书一部，正是原版《尼罗河》。攫之在手，乐不可支，转以示余，余亦惊喜，难以言喻。念及此书失而复得，一而再，再而三，其有缘竟如是乎？是为记。
仁之 于佛城寓所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日夜
正如书题中提及，华艺出版社以《黄河文化》之书名征稿一事，父亲联想所及，The Nile一书重现眼前，往年遐想，又复萦回脑际。然而历经了半个世纪沧桑岁月，血气方刚的青年已入耄耋之年，不只感叹时不我待力不从心，也认识到路德维希在《尼罗河》的命题上，固然可供借鉴，但是历史观点却难苟同。因而他反复思考，踌躇难决，最终，乃决定集合诸同好，以中年学者为主力，各就所长，分工属稿——父亲和母亲亦各自分担其中一部分。因而这次出国讲学期间，他们携带着各自文稿，继续收集资料修改加工。1994年，这部从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和史前文化萌芽开始，综述黄河流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这一地区在中华文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的科普读物《黄河文化》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50年间，《尼罗河》一书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映衬着历史中特殊时刻的真实境遇，伴随着父亲命运的跌宕起伏。三篇书题字里行间洋溢的情感，表达着父亲所获得的深刻启迪和心灵的感受。这正是基于对黄河、对黄河流域、对黄河流域孕育的中华文明的热爱，怀抱着学以致用、服务社会、挽救祖国于危亡的信念和理想。而三篇书题皆未提及的司徒雷登赠书和题词，显然是由于当时尚无允许的“语境”。好在到了20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车轮又前行了一步。
50年是历史年轮的半个世纪，是父亲整整的半生时间。50年间与五本《尼罗河》的书缘终究要划上句号，然而为黄河立传，是世世代代永恒的主题，其体裁之博大，当尤在尼罗河之上。这已不只是一条河流的生命故事，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史诗。父亲的一代老矣，将未竟之志期诸来者，愿后继者长毋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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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竟如是乎—— 一生尤念《黄河传》，半世书缘《尼罗河》侯馥兴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