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通——契诃夫和柴可夫斯基的情谊
心相通——契诃夫和柴可夫斯基的情谊
在俄罗斯作曲家当中,契诃夫最崇拜柴可夫斯基。他以一个作家的慧眼敏锐地觉察到柴可夫斯基与自己的相通之处,就如同他和挚友、画家列维坦在心灵上达到的默契那样。柴可夫斯基比契诃夫年长,所以契诃夫总怀着崇敬的心情关注着作曲家。他在给作曲家的弟弟莫戴斯特的信中写道:“我愿做一名光荣的卫士,日日夜夜守护在彼得·伊里奇(柴氏名字和父名)住所的门旁——我尊敬他到如此地步。若谈等级,那么在俄国艺术界他应居第二位,仅次于早就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列夫·托尔斯泰。第三位我认为是列宾,而我自己则在第98位。”莫戴斯特回信说:“哥哥对您写的关于他的话非常高兴,甚至感到有些受宠若惊。至于等级,我认为您应是第四位。”莫戴斯特告诉契诃夫,哥哥喜欢他的作品,推崇他为“俄国文学未来的柱石”;还告诉契诃夫,他的小说《信》一年前在《新时代》杂志发表时,哥哥便被这作品迷住了,感到如果不给作者写封信就很不安,并把信寄到了《新时代》编辑部。但遗憾的是契诃夫没有收到这封弥足珍贵的信。
显然,两位艺术家相互欣赏对方的作品。1888年12月,他们终于有机会在彼得堡相遇。作曲家的淳朴、谦逊与善良使契诃夫深受感动。同样,柴可夫斯基也很喜欢这位幽默风趣的年轻作家。那次短暂的会晤,给彼此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契诃夫想把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忧郁的人》献给敬爱的作曲家。1889年10月,他在致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请允许我把这本小书献给您。我很希望得到您的肯定答复,因为这个呈献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另外,它还能多少满足我每天思念您时的那种崇敬感觉。”
柴可夫斯基读后马上提笔回信想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但一时竟不知如何表达。次日,他从莫斯科近郊住处专程到市中心库德林花园街契诃夫寓所(今莫斯科契诃夫纪念馆)亲自面谢。大名鼎鼎的作曲家突然光临,给契诃夫全家带来莫大的惊喜。
契诃夫向客人介绍了自己的弟弟妹妹及朋友后,两人便到书房促膝谈心,谈得十分愉快。柴可夫斯基说自己热爱普希金,曾想将《上尉的女儿》改编成歌剧,但没有成功,后来改编了《奥涅金》。他又说自己也非常喜欢莱蒙托夫,把他的诗《悬崖》配成了一首无伴奏混声合唱曲《金色的云夜晚栖息了》。而契诃夫同样是莱蒙托夫的热烈崇拜者,也很爱那首诗,曾将它作为小说《在路上》的卷首诗。谈到这里,两人都为相互之间的心有灵犀惊喜不已。两人越谈越兴奋。柴可夫斯基提出将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里的《贝拉》改编成歌剧,请契诃夫写脚本。契诃夫欣然同意。
两人在愉快的谈话中不知不觉度过了几个小时。临别时,柴可夫斯基送给契诃夫一张照片,背面的题词是:“安·巴·契诃夫留念 您的热烈崇拜者柴可夫斯基敬赠 1889.10.14”
从此,这幅照片便一直摆在契诃夫的书桌上。
这次会面后,两人都沉浸在无尽的愉悦中。过了几天,柴可夫斯基派人送来一张俄罗斯音协交响音乐会1889—1890年季度请柬,从此契诃夫全家得以经常出席作曲家亲自指挥的音乐会。
契诃夫对歌剧《奥涅金》情有独钟。他一向认为,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里达吉亚娜写信那一节,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中表达人物内心体验的杰作。而柴可夫斯基歌剧里的写信那一场,契诃夫感到它无愧于原著,堪称艺术珍品。他认为普希金的诗与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珠联璧合,以髙度的抒情性,动人地展示出一位纯真少女的美好情怀。
多次观赏这出歌剧之后,契诃夫写下了短篇小说《看戏以后》,描写一个16岁的女孩第一次观看歌剧《奥涅金》后的心情。那富有魅力的音乐,唤起了少女心中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神秘感觉。她幻想自己也能像女主人公那样给心上人写信,倾诉最真挚的感情。虽然她还懵懵懂懂,但却充满对这种新奇感情的喜悦,所以作者最初给小说命名为《喜悦》。
契诃夫像喜爱普希金诗中连斯基决斗前的哀歌那样,喜爱歌剧里的连斯基咏叹调,并把这首咏叹调用作剧本《林神》第三幕的音乐题词。契诃夫还在小说《陌生人的故事》、《姚内奇》、《我的一生》里写到柴可夫斯基的音乐。
柴可夫斯基那些内容深刻、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交响曲也深深吸引着契诃夫。一天,妹妹玛莎从外面回来,听见客厅里有钢琴声。进屋—看,令她吃惊的是,契诃夫正一个人坐在钢琴前,用一个手指按动琴键——他是不会弹奏任何乐器的。他完全沉浸在音乐里,玛莎进来也没发现。玛莎悄悄站在一旁,听出哥哥弹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里的主题。这部交响曲是作曲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表现人与命运的抗争——人由完全听从命运的摆布到产生怀疑,最后决心起来斗争。契诃夫不止一次弹奏这个主题,他从中听到了自己的心声。
1890年,《忧郁的人》出版,契诃夫将书寄给了柴可夫斯基,随后便到萨哈林岛考察。从做准备工作开始直到返回莫斯科,他整整花了一年时间。在同一年里,柴可夫斯基因遭受梅克夫人突然与之断交的沉重打击而痛苦不堪。这样一来,两人合作改编歌剧《贝拉》的计划便被搁置了。
1893年初冬,一个刺痛人心的消息从彼得堡传来:柴可夫斯基猝然去世。这令契诃夫陷入深重的哀恸之中。就在十天前,他还从报上读到柴可夫斯基去彼得堡亲自指挥新作《第六交响曲》首场演出的消息,他为作曲家的成就感到兴奋。万万没料到,突然之间,一代天才溘然长逝。他给莫戴斯特发去唁电:“噩耗传来,十分震惊,悲痛欲绝。深深尊敬和爱戴彼得·伊里奇,在许多方面应感激他。”
契诃夫和全体俄罗斯人一起,经受了失去一位伟大音乐家的巨大悲痛。
柴可夫斯基与契诃夫所处的时代,正是1861年沙皇被迫废除农奴制到俄国1905年革命之间的过渡时期。沙皇政府预感到末日来临,疯狂进行垂死挣扎,残酷镇压人民。旧秩序即将被摧毁,新的力量正孕育成熟,这是沙皇统治的最黑暗时期。两位大师都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人士,他们凭着一颗正直善良的艺术家的良心,用凝结着血与泪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末俄国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期望和追求,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契诃夫的小说《草原》、《乏味的故事》、《第六病室》,在主题思想与感情气质方面,酷似柴可夫斯基最后的三部著名交响曲。
这两位巨匠使俄国文学艺术变得更辉煌,在俄国文化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们的作品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引入中国,滋养了我国几代人的心灵,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他们的友谊,他们在创作思想上的内在联系,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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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相通——契诃夫和柴可夫斯基的情谊龙飞 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