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的“比较”和比较政治学——东瀛归来的思考
多重的“比较”和比较政治学——东瀛归来的思考
2011年至2013年，我有幸参加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在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学习两年。对于一个初次近距离接触陌生异文化的青年人而言，他国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都引起了我对于异文化的比较观察兴趣。同时，在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场域之中，通过阅读、思考和观察，我也对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有了更多的认识。
一、“中”“外”政治和中国政治研究
我留学期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研究科的学生入学时可进入不同的专攻（共有现代政治、比较政治、政治思想、国际关系、公共政策等五个方向）。对于博士生而言，则需选修自己所属专攻之外的三门课程，此外，在论文开题之前还必须参加博士资格考试。考试有两门课程，除去自己的专攻之外，还需在其他专攻中选择一门。在早大，“现代政治”学科中的教授多研究日本政治，而比较政治学科中的教授则多是地区研究方面的专家。对比中国，则会发现中国政治学在学科设置上的特殊之处，目前我国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等专业，而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外政治制度这一专业包含的研究范围太广，需要拆分为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学两个学科。但在我看来这种学科的设置其实正反映了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某种特殊处境。
除去政治学之外，国内的哲学、历史、文学诸多学科都采用了“中”、“外”这样的划分，这样的对称使用不仅具有空间上的意义，更具有文化的意义。在文史哲等学科中，对本国典籍和传统的研习通常都是学科的入门必修功夫，而且“中”“外”哲学∕历史∕文学的研究路径往往差别较大。但是，政治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国内大学中的政治学入门通常是从西方关于政治概念的探讨开始，对于政治观念、政治制度的讨论多是在西学的脉络下进行。当然，政治学学科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学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不同：首先，人们常以“社会科学”的标准要求政治学，对普遍性而非地方性的强调也就占据了上风；其次，近代中国传统政治的崩溃和新政治的建立与西方的影响密不可分，对西学的强调也就尤为必要。因此，“中外政治制度”这样的学科命名，其实正反映了在中国进行政治学研究的一大特殊性，即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必须参照和熟悉外国政治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是西方政治），而这一点则是美国等国家所未曾面临的问题（例如在美国，进行美国政治研究的学者多半对中国政治不甚了解，而在中国，哪怕是专门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对于美国政治的历史和理念也需要具备相当的了解）。
当然，这样的问题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非西方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共性。就日本而言，虽然战后日本采取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并在价值观念上全方位拥抱自由民主理念（当然，这样的拥抱并非一帆风顺，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争论和动荡就是明证），但令日本学界困惑的是，“日本特殊论”在西方一直盛行。而要通过学术研究廓清日本政治的特征，比较研究就必不可少，因此虽然很多的研究主题是日本政治，而由于其隐含的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的倾向，也可以被看成是“比较政治研究”。
虽然日本战后出生成长的政治学者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学理论相当熟稔，但因为在政治社会制度的诸多方面，日本和美国的差异恰恰非常显著，因此将日本政治与这些国家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也就非常必要。就我曾经留意过的研究而言，日本有相当多的政治学者从事日法比较研究（因两国在官僚体系和产业政策上相似，代表学者有野中尚人、大岳秀夫）、日德比较研究（因两国在战后历史和集中化的社会组织方面相似，代表作品有大岳秀夫的《アデナウアーと吉田茂》）、日意比较研究（因两国在战后一党优位制方面相似，代表学者有真柄秀子、井户正伸），而这样大范围的比较研究也是推动关于日本政治的研究在80年代后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国内，“比较”意义上的中国政治研究发展得仍不充分。我们经常能观察到以下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和批判中国，而未曾反思这些理论适用的情境和局限性；另一种倾向则是在“中国特殊论”的前提下进行研究，较少从比较的视角对“中国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提炼，基于国别比较的研究也较为欠缺。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而言，从单个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的研究正是实现理论贡献的关键。由此可见，正是从中国出发而又回归中国的“比较”中国政治研究，方能为我们理解中国现实政治和实现理论创新提供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外政治制度”这一学科名称其实正昭示着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创新可能——从中国现实出发，在考虑到外国政治经验和理论的同时最终又回归到中国现实。
二、地区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
在早大就读比较政治学专业时，我对于研究科重视外国研究和地区研究的印象很深。这种重视突出地体现在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上，早大政治学研究科的硕士课程有一类外语政治学文献精读课程，包括英、法、德、西、汉、韩等数语种，这种课程的设置对于鼓励学生从事区域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关于发展比较政治学的呼声也逐步升温，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理论建设方面，而对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地区研究给予的关注则较少。当然，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和“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基于新的国家战略需求的外国研究和地区研究也日渐发展。但正如相关学者所言，出于国家战略关注的地区研究无法替代基础性的研究，因而在比较政治的学科关怀和理论视野之下，从事扎实的地区研究也正是当下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当务之急”。不过，也需要认识到这种努力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效。在此，可以以美国的日本研究为例进行说明。
在日本时曾读过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杰拉德·柯蒂斯（Gerald Curtis）的学术性自传《政治と秋刀鱼》，其中关于美国日本政治研究的世代划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按照柯蒂斯的总结，美国的日本研究第一世代是战前的日本研究学者，虽然人数很少（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大学中仅有十几位日本问题专家），但由于很多人都是传教士的子弟，因此他们对于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有着过人的看法（以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等人为代表）。而第二世代则是在太平洋战争和战后日本被占领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他们基于战争的惨痛经验而对日本的近代化和战后民主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战后出生和成长的第三世代学者虽没了前两世代学者对日的切身经验，却有着对战后高速成长的日本的好奇心，也正是从这一世代开始，才有了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出发对日本进行的研究。第四世代学者的研究问题意识则受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国内“日本威胁论”的影响，这些学者多持“修正主义”的看法，认为日本的政治经济构造和通常的全球标准相去甚远。到了90年代，第五世代的学者虽然重拾对日本的好奇心，但关注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为何日本政治经济陷入困境这一问题上。
由此可见，地区研究的发展是一个需要积淀的过程。这一积淀既包括了对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吸收、应用和创新，更在于对异国政治社会理解的积累和再发现，而这种经验型的理解则会因学者所在国家的历史经验有不同的侧重和关注。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基于理论思考基础之上长期而扎实的地区研究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而言十分必要。要进行这种学术的积累，也需要在研究地区范围、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上进行拓展。
在日本的学习过程中，我逐渐发现日本学者对外国研究关注的范围非常广泛。日本中国研究的许多成果早已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但因为语言的关系，日本学界对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则不太为国内学界所关注。我曾经在早大的图书馆中专门留心过日本学者的外国研究，发现很多学者通常进行长年的地区和国别研究，其关注的议题非常细致，研究也非常扎实。例如我在早大就结识了同研究科一位从事意大利政治研究的博士生，他主要关注意大利政府频繁更迭的原因（意大利在这一点上和日本有相似之处，国内学者研究的较少），为此他学习了意大利语并在意大利留学两年；同时这位博士生还非常注重理论研究，并不断学习统计等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能，当我在早大时他已经在博士课程学习六年，正一边进行着研究助理工作，一边继续撰写学位论文。
此外，就研究议题而言，目前国内的地区研究关注的多是宏观政治和国家战略等议题，对于社会经济其他方面的关注并不多，而且研究方法也多是文献研读和时事追踪，在实地的深入调查方面做得并不深入。柯蒂斯教授在书中回忆其年轻时在日本进行调查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柯蒂斯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末曾为写作日本地方选举的博士论文，选择了日本的一个小镇，并在参选人家中住了将近一年。在回忆录中，柯蒂斯教授对日本基层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他也认为对日本社会的这种深入了解也是其后来成为日本政治研究专家的重要前提。另外，就我从事的日本劳工研究这一领域的议题而言，在国内出版的《日本劳动社会学》一书中列出的欧美学者从事的日本劳工问题的实地调查研究成果让人大开眼界。在这份书单中，关于白领工作者、蓝领劳动者、女工、家族劳动、兼职工、计日制零时工、外国劳动者的实地调查性著作达到数十本之多。而在国内学界，虽然近年关于中国国内劳动问题的调查已经为数不少，但在海外进行的相关调查研究却屈指可数。而缺乏这些一手的、鲜活的地区研究的经验，也就无法对构成外国政治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深入了解，所谓的“比较”研究更是无法切中问题的要害。因此，真正深入异国社会的“走出去”战略也将是未来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见闻与思考
两年的东瀛留学，除了在课堂上和书堆中探索比较政治的学问之外，我也在尽可能地体验异国社会，而正是这些亲身经验使得我对原本抽象而遥远的异国有了更多的了解。
2011年年底的一天，我在网上得知皇居将在几天之后现任天皇生日时开放。我于开放当日前往，进入皇居之后才知道，说是开放其实也就是从场外进入，在一个观礼台前等待皇室成员的出场，然后沿指定路线出皇居，可参观的部分非常有限。我入场时前一波接见刚结束，考虑到机会难得，为了等下一波接见，我迎着大风站在一群日本人中间等了大半个小时，而在我周围多是老年人。当天皇一家出现时，全场欢声雷动，高喊“万岁”（日语中的“万岁”并不均有特定的政治含义），而最令我惊奇的是，身边的一些老年人热泪盈眶，从对话中得知他们也是从东京以外的地方专程赶来。这样的场景是我未曾预料到的，毕竟战后已经六十多年。而这样的体验又使人追问：战前和战时的日本普通民众对于国家和天皇是抱持怎样的态度？在未经全面的社会革命而进入“战后”的过程中，这种态度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延续？当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严谨而细致的研究，在此无法简单地给出答案，但重要的是，这些见闻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探索和追问的起始，并让人对那些无法看见却又在支配着社会行为者的种种观念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在日本的这两年也恰好是日本政治的大变动时期。众议院总选举于2012年底举行，而我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观察机会，之前在国内时总是无法彻底弄清日本的选举制度，而这次通过实地观察则很快就理解了其运行的逻辑。以我居住的东京都新宿区为例，其和东京的另外两个区构成东京都第一选区，选民在投票时有两张选票，一张投给小选区内的候选人（仅一个席位），另外一张选票投给政党（比例区选票），而各政党根据在东京都这一大选区内的得票比例分配20个席位。在小选区内，自民党派出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原经产省官僚山田美树出马，以对抗民主党的资深政治家海江田万里。作为一名政坛新人，山田想要挑战海江田相当困难，所以在选举前很久，就常能在我常去的超市门口看见山田向过往的行人宣传自己的政见。选举的最后结果是山田小胜海江田（得票率为29.31%对28.91%，海江田则在比例区中复活），而在东京都和全日本，自民党也都取得了对民主党的大胜。在2013年的东京都议会中和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也一败再败，自民党则因为安倍上台后的一系列新政而不断扩大优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中，也是相对于保守势力的革新势力具有相当力量的区域。例如在2013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中，虽然自民党的两名候选人在拥有五席的东京都选区当选，但积极参与反核运动的一名共产党候选人（只有二十多岁）和另一名无党派候选人也同时当选，其结果部分体现了民众对自民党及其政策的不满。
对于一个学习比较政治学的学生而言，这样的观察虽然仍显初步，但依然不失其意义。首先，关于现实政治的观察也是理解异文化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政治运作因其牵涉各种议题和各方利益而能够全面广泛地反映一个社会的深层次结构；其次，对现实政治的观察让人突破对于政治的制度式认识，而更加重视行动者和政治运作的策略层面。在国内的外国政治研究中，关注更多的是较为稳定的制度层面，但很多时候政治的变化并非由制度的变化引起，而是时势的变迁和卷入到政治中的各种行为体互动和角力的复杂结果，而实际观察的意义就在于获得关于这些层面的更多看法，并构成未来研究的基础。
两年的留学生活已经告一段落，从异国回归本土，再次体会到“比较”之于比较政治的多重意义。世界各国在政治上千差万别，这种差别吸引人们从“比较”的视野分析如此多样化的政治。同时，持不同思想观点和被不同文化所影响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路径进行“比较”的研究，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比较”。最后，即使是同一个学者，在异国和本土观察与思考同一政治现象时也会得到不同的启发，而这来自个体内部的“比较”视角正是此次留学之行的一点小小感悟。特写下此文，以怀念异国的日子，并期待“比较”的视角时常出现在未来在本土的求学和读书生活之中。
本版主要内容
- 多重的“比较”和比较政治学——东瀛归来的思考程多闻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