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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之春》:文化交融下的唐代长安

作者:钱婉约、贾永会第364(2014/01/01)期

 
《长安之春》日文版书影


 
石田干之助



  唐朝以其开放的姿态,包容外来文明,并以其繁荣的盛况,影响周边。都城长安,便是这一文化交融的缩影,对于古今中外的人们来说,长安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也成为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十分引人关注的对象,近百年来,研究著作频出。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便是这类著作长廊中绽放着光芒的一部,已然成为这方面的一部经典。 

  一 

  石田干之助(いしだ みきのすけ,1891—1974),日本东洋史学家,生于千叶县,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任日本大学教授、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并曾在京都大学、东北大学等各大学讲课。关于石田的生平,对其学术影响较深的,是其恩师白鸟库吉。石田从191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直到白鸟库吉1942年去世,都亲侍白鸟库吉左右,石田的学问受到白鸟库吉的影响很大,而白鸟库吉是东洋史学的奠基人,也是日本西域史研究的巨擘。另外,在石田毕业后,三菱财阀派遣他前往中国作考察并收购莫里森文库,并在莫里森文库基础上建立了东洋文库,石田便是东洋文库的主任。石田的主要著作有《欧人的支那研究》(共立社,1932)、《长安之春》(创元社,1941)、《关于南海的支那史料》(生活社,1945)、《石田干之助著作集》(全4卷,六兴出版,1985—1986)。 

  《长安之春》收录了石田发表在杂志报刊上的数篇文章,以放在首篇的《长安之春》作为书名,最早是在1941年由创元社出版。1967年平凡社出版了由榎一雄解说并增加数篇的《长安之春》(增订版),收录《长安之春》、《“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唐代风俗史抄》、《唐史集钞》、《唐史关系诸考补遗》、《唐代燕饮小景》、《唐代北支那的一种异俗》、《无题二则》、《唐代的妇人》、《唐代图书杂记》、《唐代杂事二则》、《橄榄与葡萄》、《西域商胡重价求宝——关于唐代支那广布的一种说话》、《再论胡人採宝谭》、《胡人买宝谭补遗》、《隋唐时代传入中国的伊朗文化》、《长安盛夏小景》18篇。1979年讲谈社出版文库本,由井上靖作跋。 

  《长安之春》最初被翻译到中国,是1947年7月《读书通讯》第136期发表的贺昌群翻译的《长安之春》著作中的首篇,译文名为《唐长安之春》。1954年,《舞蹈学习资料·第四辑》发表了欧阳予倩翻译的《“胡旋舞”小考》。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的《对中国文化的乡愁》选译了《当垆的胡姬》、《骊山温泉》(《无题二则》之一则)、《长安盛夏小景》三篇。不过至今尚无《长安之春》的全译本。 

  在中国关于《长安之春》的介绍,《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收录了宋虹的《一部研究唐代长安社会生活的著作——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评介》,对书中各篇作了简短的内容介绍。2004年,陈平原主编的《现代中国·第五辑》收录日本留学生吉田薰的《唐诗与西域交织的中国想象》,认为石田的书满足了日本读者的唐诗想象和西域想象,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化的机缘。 

  以上可以看出,《长安之春》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并不充分,本文将阐释《长安之春》的内容特色以及价值意义,希望以此为契机,拓展中国学界对石田及其《长安之春》的研究。 

  二 

  《长安之春》看似是各自独立的篇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围绕“唐代长安文化交融”之主题展开的专题研究,为了便于叙述,可以将内容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于唐人的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的考察。唐人聚会燕饮、节日观灯、夏季避暑等。《唐代燕饮小景》描绘了中国的酒桌文化,囊括敬酒礼节、伴酒乐舞、行酒酒令,还有劝酒用的有趣的“酒胡子”。《唐代风俗史抄》则对唐代流行的风俗现象,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如上元张灯、观灯、燃灯,拔河,西域传来的魔术、杂技、字舞表演等。《唐代图书杂记》,展现了唐代书店、藏书家、书籍装订、藏书目录等。《骊山温泉》以日本人竹添井井、桑原隲藏等人的亲身游历记录开始,借助《明皇杂录》、《贾氏谈录》考察了骊山华清宫的样貌等,以短小的篇幅对该遗迹作了个人的思考。《长安盛夏小景》则展现了唐人的消夏智慧,冰柱、龙皮扇、自雨亭、凉棚等等一一道来。 

  另一类是,对于唐代一些群体的关注和考证。主要是女性,《唐代的妇人》洋溢着女性的飒爽英姿,并着重分析了唐代女性不同于其他时代的面貌,如身穿男装、骑马、不尚化妆、打球活动。《长安的歌伎》(《唐代风俗史抄》内六篇之两篇)综合各方面资料,呈现了长安歌伎的生活。《当垆的胡姬》首先考证唐代长安胡姬存在为事实,进而考证胡姬的容貌和来源。通过对胡姬这一特殊群体的考证,作者引申出唐代长安胡风的盛行,将当时长安的酒客、酒肆、古城的风貌和胡姬的美貌、挑逗的神情描绘出来。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引申和推测,指出这一现象在长安以外的其他都市也有存在。当垆的胡姬是胡风盛行于长安的表现,也是其影响到市井平民的体现。唐朝盛世也吸引了各国商人往来贸易,长安以其地理位置的优越和地位的特殊,中外贸易兴盛,都市里多了胡商的身影,文学作品中也刻画了胡商的形象。石田还有关于“胡商重价求宝”的三篇文章,他从《太平广记》等各种著作中,搜集了不同的胡人买宝物的故事,并对定风针、夜明珠等宝物作了统计和介绍。 

  纵观全书,作者对这些文化专题的探讨体现出了两点特色。 

  其一,作者以他者的视角审视西域文化对唐代社会的种种影响。也就是说,在结合史料对唐代长安风貌分析考证的同时,作者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分析了其风貌形成的外来因素——胡姬、胡商、胡旋舞、酒胡子、胡服等,以唐朝长安为代表的繁荣盛世的出现,离不开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尤其是对西域文化的吸收。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国的伊朗文化》一篇中,作者集中讨论了西域文化在宗教、艺术、衣食住等方方面面对中国的影响。 

  其二,该书是严谨考证与生动描写的完美结合。作者史学专业的出身、白鸟库吉的指导和东洋文库的工作等,成就了他扎实的文献考证的学术功底。该书旁征博引,注释颇多,使得本书有着较强的学术性和参考价值。而另一方面,唐诗不仅是作者的史料论据,而且为文章锦上添花。如首篇《长安之春》便是典型地借助韦庄的《长安春》“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开篇,中间为白居易《买花》“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而以白居易《牡丹芳》“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收笔,再现了春季长安的雍容景象,姹紫嫣红开遍,王侯将相乐游原。 

  三 

  《长安之春》以其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文笔,在日本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作为日本汉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为我们呈现了日本人视野中的唐代长安盛况。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有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东洋书林,1933)、平冈武夫编《唐代的长安与洛阳·索引篇》、《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篇》、《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等。 

  在中国,与石田的《长安之春》同时期的类似的研究论文集,是向达(1900—1966)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所收录的文章是从1926年到1954年。《长安之春》收录的文章,最早的发表于1928年,最晚的发表于1955年,时间跨度将近三十年。二者的研究视野和步伐也是齐头并进。值得传为佳话的是,发表于1936年的《隋唐时代传入中国的伊朗文化》,在文章末尾注明的参考之一便是向达1933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而向达在该篇的胡旋舞考证中,又参考了石田发表于1930年的《“胡旋舞”小考》,并评价道:“胡旋舞,日本石田干之助氏有《“胡旋舞”小考》一文,考证綦详,余愧无新材料以相印证,兹唯略述其概而已。”(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当时中日学界的对话可见一斑。 

  其次,作为研究中国唐代长安的参考文献,《长安之春》推动了中国唐朝都城、西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中国一些学术机构列出了关于中国唐代长安的参考书目,石田的《长安之春》多在其中,而且实际上该书也起到了这一作用。在后代学者们论及唐代长安的历史与文化时,很多会援引石田的研究。 

  再次,《长安之春》成为一些作家在创作以中国唐代为背景的小说时的参考书。井上靖提到他的《天平之甍》、《杨贵妃传》等任何有关唐代长安的小说,都承蒙了该书的恩惠,这本书对他来说是辞书、参考书。还有作家冈篠名樱创作的以中国古代唐朝为背景的小说系列作品《月色光珠》,主要参考文献就包括《长安之春》。不仅是日本作家,台湾龙瑛宗也是根据《长安之春》等创作了小说《杜甫在长安》。 

  最后,作为一部学术随笔集,《长安之春》在具有论文的严谨的同时也兼有散文的优美,书中论及的各种现象,极具可读性以及启发性。该书再版多次,印刷多次,拥有众多的读者,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在日本成城大学的新生入学发言中提到,想到春天,喜欢的文章是石田的《长安之春》,并以此勉励学生学习石田的丰富的内心和创造性的学问。中国陈平原先生也把石田的《长安之春》作为“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课程的九本书目之一,加以阅读和讨论。 

  《长安之春》是一幅唐代长安的丰富画卷,希望这样一部优美的学术随笔,能唤起我们的阅读兴趣,一起追随作者畅游于唐代的长安,也希望它能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展开多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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