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的“最后的爱”

邓肯的“最后的爱”

作者:龙飞第371(2014/05/07)期

 
邓肯与叶赛宁 
 
舞蹈女神邓肯


  伊莎多拉·邓肯于1921年应苏联政府邀请,到莫斯科创办舞蹈学校。正处于精神危机时期的叶赛宁突然闯进她的生活,于是两位浪漫艺术家便产生了一段奇特的罗曼史。 

  邓肯从不愿受婚姻束缚,在欧洲时先后与好几个人相爱,并育有儿女,但均未结婚,最终都以悲剧结朿。有人说她放荡,其实她没有过错,向来忠于自己所爱的人。她说:“若他们对我忠实,我不会离开他们中的任何人。因为只要是我爱的人,我就会永远爱下去。如果说我离开的人很多,那只怪男人感情易变,怪命运残酷无情。” 

  到莫斯科不久,邓肯出席一小型晚会。当她在房间休息时,一个年轻人突然冲了进来。漂亮的面孔、金色的卷发和动人的蓝眼睛,都是邓肯从未见过的。他跑到她面前跪下,紧紧抱住她:“我的伊莎多拉!” 

  邓肯深情地抚摸着他的头发,用刚刚学会的俄语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金、色、的、脑、袋……” 

  这就是邓肯和叶赛宁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从那个晚上起他俩便成了情侣。 

  他们爱得很热烈,虽然语言不通,年龄悬殊,性格各异,但火一般的爱超越了一切。 

  叶赛宁经常住在普列奇斯坚卡大街邓肯的寓所。他的一伙诗人朋友也经常在这里出入。其中有个叫万尼亚的,是有名的邋遢鬼。大家编了首打油诗: 

  万尼亚总不洗脸, 

  谢廖沙则干干净净。 

  因为谢廖沙 

  常常睡在普列奇斯坚卡。 

  (谢廖沙为叶赛宁的昵称;普列奇斯坚卡的俄文意思是“最清洁的”。) 

  邓肯坠入爱的狂澜中,但她依然能将巨大精力投进工作里。爱情给她以力量。舞蹈学校终于诞生,条件虽然很差,但学生们非常刻苦。邓肯极为感动,将满腔母爱奉献出来。 

  严冬降临,学校由于缺乏燃料被迫停课。当局告诉邓肯:苏联正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政府无力支持学校,建议她举行收费演出。她深感失望,但仍坚持为学校的生存而奋斗。年底她开始了营业性演出,将演出全部收入用来购买木材和食品,学校复课了。 

  叶赛宁的朋友们不喜欢他同邓肯的恋爱关系。他们认为自己这一伙人原本是个心齐的小团体,而如今叶赛宁被邓肯夺去,破坏了小团体的完整性,所以千方百计要拆散这对恋人。有个朋友出差波斯,大家到车站送行,叶赛宁也去了。在火车即将启动的一刹那,叶赛宁被众人举到了车上,朋友用双臂把他接住。火车开动,他就这样被“劫持”了。 

  叶赛宁失踪后,邓肯立即躺倒,茶饭不思。没过几天,叶赛宁突然出现,邓肯欣喜若狂。 

  一天,叶赛宁忽然无缘无故发火,把一块平素十分珍爱的金怀表摔碎了。这是邓肯送给他的礼物,表的后盖还有一张邓肯亲手镶上去的自己的小照片。叶赛宁刚拿到这块表时高兴极了,一会儿把表放进衣袋,一会儿又掏出来:“让我瞧瞧几点啦?”接着又打开表的后盖,望着照片上美丽的邓肯轻声问道:“你是谁呀?” 

  但没几天,他竟发疯地把表摔在地上,邓肯的照片也从后盖掉了出来,邓肯望着,脸色惨白。怎么也不能让叶赛宁安静下来,后来邓肯的翻译把叶赛宁拉到浴室用冷水给他冲头,他的神志才逐渐清醒。叶赛宁的精神不正常从这时已经显露。 

  邓肯对学生的成绩十分满意,打算带他们到欧美演出,为学校筹集基金。当时政府允许国外出版社为国内出版图书,叶赛宁想趁机到国外出版诗集。他俩计划在学生去演出前,先到国外做些准备工作。但他们知道,在美国未登记结婚的情人一起旅行会招来许多麻烦,所以决定结为合法夫妻。向来反对婚姻束缚的邓肯,欢欢喜喜地同叶赛宁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他们先到柏林。邓肯交给叶赛宁一张成衣店的卡,后来发现他订做了一个人一辈子也穿不完的衣裳。她宽容地说:“他还是个孩子,从没穿过什么好衣服,就让他尽情享受一下吧。” 

  夫妇俩过着阔绰生活。邓肯不会理财,容易受骗。她的律师把她在柏林的一所房子以低廉价格卖出,损失惨重;她在巴黎的银行存款也被查封。叶赛宁对此十分恼火,而邓肯却若无其事。 

  他们去了巴黎。邓肯从“赤色”莫斯科来,陪伴身边的是个比她年轻17岁的俄国丈夫,这些都成了轰动欧洲的头号新闻。 

  感情易变是叶赛宁的致命弱点。他曾狂热爱过邓肯,可是与她共同生活后,舞蹈女神的魅力在他心中逐渐消失。而邓肯对他爱得越来越深。她那专注而热烈的感情反而使叶赛宁感到厌倦,感到是一副难以忍受又无法摆脱的镣铐。 

  夫妻俩经常吵架。有时叶赛宁“逃”出去几天不归,邓肯到处寻找,闹得满城风雨。有时两人在盛怒之下将公寓的东西砸个稀巴烂,然后再付一笔巨大的赔偿费。 

  他们乘船抵达纽约。邓肯原指望祖国会欢迎她,不料却被拒绝入境,几经周折才准上岸。邓肯的演出受到纽约民众热烈欢迎。她成了新闻人物,成群记者追踪着她,簇拥着她。叶赛宁在一旁闷闷不乐,因为他感到人们根本不把他当成一个诗人,只把他看作是邓肯的“年轻丈夫”,邓肯的名气大大超过他,他充其量不过是邓肯的陪衬而已。一天,他突然发现报纸上刊登了自己的一张大照片。他高兴极了,买了一大摞。不料经人翻译,报上只把他称作是“迷人的舞蹈女神邓肯的俄国年轻丈夫”,根本没提他是诗人。他十分恼火,就拿邓肯出气,粗鲁地骂她是“母狗”、“婊子”,甚至对她施加俄国农民式的拳打脚踢。但邓肯却宽厚地原谅了他,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他精神上的疾病。 

  在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时,叶赛宁把邓肯的一个镶着已不幸夭折的两个孩子照片的相册扔进火炉。这是邓肯最珍贵的东西,她拼命去夺,可是敌不过叶赛宁那股蛮劲。眼看自己爱子爱女的遗像化为灰烬,邓肯晕倒了。朋友劝她离开叶赛宁,可是她说自己不能丢掉这个“有病的孩子”,不忍心伤害他。她要将他送回他的祖国。 

  邓肯在每一场演出前都要发表演说。她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引起美国政府的不满,于是迫害接踵而至:邓肯的巡回演出被迫停止,接着她被剥夺了美国国籍。最后当局命令她和叶赛宁立即离开美国。 

  邓肯的政治倾向使西方国家对她恐惧与仇视,因此她要组织莫斯科舞蹈学校学生到国外演出的计划完全破产。 

  回到巴黎,没有旅馆肯收留他们。幸好邓肯自己那幢租出去的房子赁期刚满,才有了个落脚地。但他俩挥霍无度,债主不断上门讨债,最后弄得囊空如洗。这对浪漫夫妻靠变卖家具度日。每天邓肯都笑着问叶赛宁:“咱们今天吃什么?沙发?书架?还是那把椅子?” 

  他们借了路费才返回莫斯科。不久叶赛宁离家出走。邓肯痛苦不堪,到高加索休养,不断给叶赛宁写信,发电报让他来高加索。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奇怪的电报:“不要再给叶赛宁发信和电报。他现在同我在一起,永远不再回你那里。加林娜·贝克斯拉芙斯卡娅。” 

  邓肯虽不知这位加林娜为何许人,但已猜到十之八九。她不甘心叶赛宁就这样被另一个女人夺去,当即给叶赛宁拍去电报:“可能是你的女仆发来的电报。说信和电报不要再寄往原住处。是否地址有变?电告。非常爱你。” 

  邓肯没有收到回电。她的“最后的爱”同前几次一样,因男人的感情易变而悲惨结束。 

  回到莫斯科,学校处于奄奄一息状态。政府无力支付经费,学校再度停课。邓肯决定到欧洲演出,以挽救学校。然而欧洲国家惧怕她的“赤色宣传”,不给她入境签证。她经济拮据,栖身于低级旅店。 

  1925年叶赛宁自缢身亡的噩耗传来,邓肯肝肠寸断,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泪已哭干,我要追随他而去。”她果真跳海自杀,被人救起。1926年出版的叶赛宁诗集立即成了畅销书,所得版税相当可观。莫斯科法院鉴于邓肯是叶赛宁的遗孀之一(1925年他又娶托尔斯泰的孙女为妻),给她送来30万法郎。此时邓肯虽很贫困,却将钱转赠叶赛宁的父母和妹妹。她说:“他们比我更需要。” 

  她对叶赛宁的爱,充分体现了这位杰出女性的崇高品格。 

  1927年邓肯在法国罹难。苏联外交使团献给她的红玫瑰花圈上的题辞是:“哀悼伊莎多拉 俄罗斯的心敬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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