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在中国最早的译诗集——覃子豪及其译诗集《裴多菲诗》
辜鸿铭师从卡莱尔的传说考辨
卡莱尔
辜鸿铭自谓“学在西洋”，但关于他的留洋经历，历来众说纷纭，由于缺少实证，很多都是以讹传讹。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师从一代文豪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已是广为流传的佳话，虽无可靠依据，但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就连黄兴涛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九九五)、高令印与高秀华的《辜鸿铭与中西文化》(二OO八)等颇有分量的学术评传，都认可了两人的师生关系，说辜鸿铭是“卡莱尔的嫡传弟子”，“得到卡莱尔的亲自指导”。其他许多不太严肃的著述更是添油加醋，将这段师生情谊描绘得栩栩如生。至于说卡莱尔是辜在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的研究导师，辜师从卡莱尔六年，都已经是简约含蓄的说法了。
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兆文钧的《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总一O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这篇长文从其被引用率来看，得算辜鸿铭研究史上的重头资料。之所以得到如此青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兆文钧“曾在辜家学习六七年之久，常与辜氏闲谈，聆听辜氏述说往事，乃将所闻连缀成篇，撰成此文。文稿曾送梁漱溟先生审阅，梁先生颇感兴趣”。当然，并不是没有学者对该文内容的可靠性提出过质疑。朱维铮的《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四期)就曾指出该文的诸多不实之处，遗憾的是没有谈及辜鸿铭与卡莱尔的关系。兆文所言如是:辜鸿铭先是随其恩公来到爱丁堡，拜谒卡莱尔父女;半月后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卡赖尔(即卡莱尔)年纪大了，不能给学生讲课，由他大女儿代讲，他放个转椅，在讲台旁听着。有时，他登台作总结，回答问题”;辜鸿铭的恩公在爱丁堡盘桓三个多月，每晚都带他去卡莱尔家，离开爱丁堡时特意嘱咐辜鸿铭跟着这位“名师”好好学习。(一七六至一七八页)
既然这段师生缘是在爱丁堡大学结下的，要证其真伪，至少有两条线索。一是查阅辜鸿铭在爱丁堡的学籍档案;二是查阅卡莱尔的书信传记资料。但从现有资料来看，无法证明两人有过交集。
关于第一点，黄兴涛先生曾做过求证。他在一九九O年请人代查辜鸿铭档案，得知辜鸿铭留学时所用英文名为Hong Beng Kaw，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年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文学院(Faculty of Arts)，获硕士学位(MA)，入学前曾在爱丁堡近郊的利斯学堂(Leith Academy)学过两年。由于没见到档案原件，笔者心有不甘，在造访爱丁堡期间，特意查看了辜鸿铭档案。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研究文献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Collections)现存辜鸿铭学籍档案两份。一是入学注册登记表，是手填的表格;二是该系毕业生学位登记表，上有学生亲笔签名。从这两份档案内容来看，黄兴涛先生早年得到的信息是准确的。该文献中心的馆员Sally Pagan女士帮笔者核查目录卡片及其他搜索途径，也没有找到更多资料。看来，从辜鸿铭学习档案这条线索是无法找到他师从卡莱尔的直接证据了。
再从第二条线索入手，主要查阅卡莱尔与爱丁堡大学的关联，尤其是辜鸿铭求学的这段时间，得出以下结论:
一、卡莱尔从未在爱丁堡大学任教，自然也不可能担任辜鸿铭的“研究导师”。一八O九年，十四岁的卡莱尔来到爱丁堡大学读书，十八岁离校，没能获得学位。这倒不足为奇，当时能拿学位的学生并不多。一八四一年，百余名爱丁堡大学学生提名他担任该校世界通史(universal history)教授，被他婉拒了。
二、卡莱尔曾任爱丁堡大学名誉校长(Lord Rector)，但任期与辜鸿铭在校时间不符。
爱丁堡大学从一八五八年开始设立名誉校长职位，首任便是后来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一八六五年，七十岁的卡莱尔击败了后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当选第二任名誉校长。当时，这一职位主要由已注册入学的在校学生选出，一般任期三年，当选的大多为该校的知名校友。不过，卡莱尔常年住在伦敦切尔西区的寓所里(“切尔西圣哲”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除了前往爱丁堡发表例行的就职演说，几乎没有参与大学事务。而且，到一八七三年辜鸿铭入学时，卡莱尔早已离任。从时间上看，辜鸿铭倒是有机会参与投票选举第五任名誉校长。
现有的卡莱尔传记，从早年弗劳德(J.A.Froude)的《卡莱尔的伦敦岁月》(Thomas Carlyle:A History of His Life in London，1834-1881，一八八四年)到坎贝尔(Lan Camp-bell)的《卡莱尔传》(Thomas Carlyle，二O一一年第二版)，关于这一节的描述大致相同。坎贝尔是这样写的:“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份荣誉的到来令卡莱尔很是开心:他被自己母校爱丁堡大学的学生选为名誉校长。这个职位主要是一种荣誉，在卡莱尔时代，通常会授予知名人士，借以提升该校学生的声誉。名誉校长代表着学生群体，就职时会发表通常备受关注的演说，极个别的时候也会主持会议或替受惩处的学生求情。从卡莱尔接受此职的书信来看，他很感谢这份盛情，但只答应做就职演说。”(第一二一页)一八六六年四月二日，卡莱尔在爱丁堡乔治街的音乐厅做了就职演说《论择书》(On the Choice of Books)，轰动一时。但这份喜悦还没有持续三周，他就得到了妻子的噩耗。体弱的简·卡莱尔在伦敦海德公园救起受伤的狗后，在回家途中逝世。卡莱尔旋即返回伦敦，此后很少再回爱丁堡，甚至推掉了名誉校长的离职演说。
三、辜鸿铭入学的时候，卡莱尔已经快七十八岁了。晚年的卡莱尔很少离开伦敦，虽然也曾多次回苏格兰，但主要是回乡探亲访友，到爱丁堡的次数很少，停留不过十数日，而且没有固定寓所，辜鸿铭显然没有机会造访卡莱尔家三个多月。
四、卡莱尔没有子女，自然也就没有兆文所说的父女谈话及授课细节。不过，卡莱尔倒是在妻子过世几年后，将侄女玛丽(Mary Carlyle Aitken )从苏格兰带到伦敦做伴。后来他右手发抖，写字费力，便常采用由他口述、玛丽听写的方式来写信。即便兆文将侄女误作女儿，时间地点记错，侄女口述、卡莱尔点评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可见，兆文钧所述辜鸿铭与卡莱尔的师徒轶事没有一处与事实相符。有可能是兆文钧记错了，或是辜鸿铭记错了，毕竟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但也有可能原本就是辜鸿铭虚构的。至少从现有资料中，无法找到辜鸿铭师从卡莱尔的直接证据。目前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两人是校友，但也仅此而已。不过，关于两人的关系，现在还不足以盖棺定论。毕竟，在辜鸿铭留学爱丁堡期间，切尔西的卡莱尔尚在人世。对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坛泰斗，辜鸿铭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也不
排除他前往伦敦拜谒这位前辈校友的可能。但从卡莱尔的书信和传记中，检索不到与这位来自马来亚槟榔屿的华裔校友有关的信息，也没有关于辜鸿铭的恩公布朗(Forbes Scott Brown)的记述。笔者曾就此求教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荣退教授、现任卡莱尔协会主席的坎贝尔(即前引《卡莱尔传》的作者，也是四十余卷卡莱尔书信的主要编者之一)，也未能找到任何相关资料。
尽管辜鸿铭与卡莱尔的师徒关系很可能只是清末民初的一个美丽传说，但不能否认，辜鸿铭可能是当时国内最能领悟卡莱尔思想精髓的人。这从他的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相比梁启超、鲁迅等人借助日本的译介来感知卡莱尔，辜鸿铭的优势不仅在语言上，更在他对英国社会文化的感悟上。有趣的是，卡莱尔是英国译介德国文学和思想的先驱之一，他对歌德和费希特等人在一些关键概念上的差别视而不见，一律拿来佐证自己的主张，而辜鸿铭在引征卡莱尔时不仅把这些误读照单全收，还拿中国古籍中的概念与之相配，可谓深得卡莱尔改造舶来概念和词汇的“风范”。例如，卡莱尔将歌德的“公开的秘密”、费希特的“神圣理念”等同起来，辜鸿铭进而将其与中国传统的“道”、“天命”等概念等同起来。不过，熟读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人著作的辜鸿铭在理解卡莱尔时，确有戚戚之心，少了许多后世学者那种南辕北辙或隔靴搔痒的误读。例如，很多学者从他著名的“英雄崇拜”说中看到他反对民主、主张人治，甚至把他看作是“法西斯主义的先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略了隐含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宗教信仰上无法排解的焦虑。他的“英雄崇拜”，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信仰焦虑的一个延伸。他极力想消除的混乱，或极力想恢复的秩序，首先是信仰方面的。脱离信仰语境谈卡莱尔的政治思想，难免会产生误读。在这方面，辜鸿铭显然看得更加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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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多菲在中国最早的译诗集——覃子豪及其译诗集《裴多菲诗》瞿炜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