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罗斯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当代诗歌
与俄罗斯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当代诗歌
《第二彼得堡》和《圣典之门》
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中国学者与外国汉学家合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在这方面，我想谈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1988年11月到1989年12月我由国家教育部公派到列宁格勒大学进修，当时我已经翻译了一些俄罗斯当代诗人的诗歌作品，分别收入高莽先生主编的《苏联当代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和《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这两本诗集翻译介绍了苏联当代四十多位诗人的作品，从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到卫国战争一代诗人西蒙诺夫、德鲁宁娜，再到大声疾呼派的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丽玛·卡扎科娃，悄声细语派的鲁勃佐夫、索洛乌欣，还有弹唱诗人维索茨基，等等，可以说对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重要的诗歌流派与代表性诗人都有所涉猎与介绍。
出国之前我还有一本翻译诗集《一切始于爱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诗选》已经交稿，后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列入《小白桦诗库》。高莽先生为这本诗集撰写了前言，他写道：
谷羽同志作为学者到苏联进行考察去了，留下这部译稿让我代笔写篇前言。我义不容辞。
我很高兴写这篇前言，一则是谷羽译诗态度认真，他邀请我写前言的盛情难却，二则是我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还算熟悉，在一起谈过诗，拉过家常，在一起朗诵过诗还谈及过他的诗集在中国出版的问题。过去，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的中译文散见于我国报刊，这次作为一个集子出版，就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位在苏联很有声望的诗人的创作特色。
高莽老师翻译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几十首诗，我曾提出跟他合出一本翻译诗集，高莽老师跟我说：“你该自己出一本翻译诗集了。”他提携和扶助后来人的精神让我感动。
出国之前我大致有个进修计划，除了听课学习，进一步了解苏联诗歌创作，搜集图书资料，提高听力和口语水平，还要抽时间拜访我翻译过的那些诗人，比如：丽玛·卡扎科娃、瑙薇拉·马特维耶娃、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多马托夫斯基、拉苏尔·卡姆扎托夫、尤里·库兹涅佐夫，等等。出乎意料的是刚到莫斯科第二天，我见到的第一个诗人是彼得·维根。他问我翻译过哪些诗人的作品，我大致做了介绍，然后问他读过哪些中国诗人的作品。他想了想说：“李白、杜甫。”“当代诗人呢？”他摇摇头，后来说：“我知道艾青。”这次交谈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中国翻译界介绍过他们那么多诗人和作品，为什么一个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了解得那么少呢？这让我有点儿心理失衡，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俄罗斯汉学家翻译介绍中国古典诗歌比较系统，出版的译作较多，当代中国诗歌虽然也有翻译介绍，比如著名汉学家车尔卡斯基翻译过《蜀道难——50—80年代中国诗选》《太阳的话——艾青诗选》，但总体情况是译者较少，翻译的作品不多，因而很难产生广泛的影响。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主任谢列布里亚科夫教授有个形象的说法：“你们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像流淌的江河；我们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像一条小溪，所幸没有断流。”用他这句话来形容中俄当代诗歌翻译交流的状况倒也确切。
到了列宁格勒大学以后，我的导师格尔曼·瓦西里耶维奇·菲利波夫教授对我非常好，他是专门研究、评论诗歌的学者，又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他知道我翻译诗歌，就告诉我说，尽量去接触和访问诗人。这样我又认识了列宁格勒诗人舍夫涅尔、库什涅尔，年轻诗人埃里克·施密特科、普拉霍夫，汉学家孟列夫、陶尔奇诺夫，文学编辑阿拉·舍拉耶娃、伊戈尔·叶果罗夫等人，跟他们交往，对我帮助很大，同时我也进一步了解到，他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了解确实有限。
出国的时候我带了《朦胧诗选》，当时冒出一个念头：跟俄罗斯诗人合作，翻译中国当代诗歌。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埃里克·施密特科和普拉霍夫，他们表示很感兴趣。于是我选择作品，逐词逐句翻译出初稿，交给他们加工润色，我看他们的译稿有出入的地方，再跟他们商量修改。就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翻译出了几十首中国当代诗歌。主要有北岛、顾城、芒克、车前子、王家新等诗人的作品，还有牛汉、流沙河、邵燕祥、雷抒雁等老一代的诗人的作品。
幸运的是那一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当时的苏联报刊需要介绍中国文学作品，于是我们翻译的中国当代诗歌作品陆续在列宁格勒《接班人报》（1989年5月16日）、《列宁格勒工人报》（同年5月9日）、《胜利报》（5月27日）上发表，还有一组诗题为《年轻的中国诗人》发表在《星》杂志（1990年第11期）上。
从列宁格勒回国以后，我当时还想继续翻译中国当代诗歌，并且跟一些诗人取得了联系，但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合作者，再加上需要上课，这件本该继续的工作就中断了。更多的时候我是把俄罗斯诗歌翻译成汉语，同时进行研究，撰写有关俄罗斯诗歌的论文。
时光如流水，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到了2011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俄罗斯Яндекс网上认识了开设千家诗网站（Стихитысячипоэтов）的汉学家鲍里斯·梅谢里雅科夫，他把中国古诗《千家诗》全部译成了俄语，以汉俄对照的方式发布在网站上。我把他的事迹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题为《梅谢里雅科夫翻译<千家诗>》（2011年12月28日第18版）。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我提出合作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由我来选择作品，翻译出逐词逐句的初稿，他再加工润色，进行诗化处理，他表示愿意进行尝试。几乎与此同时，经北京师范大学张冰教授介绍，我又认识了彼得堡诗人阿列克谢·菲里莫诺夫，他对中国文化和当代诗歌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在彼得堡报刊上发表译文。这样，二十年前翻译当代诗的工作又得以继续。近两年多以来，我们陆续翻译了二十多位诗人的一百二十多首诗，老一代诗人有曾卓、牛汉、孔孚、鲁藜、灰娃、王尔碑等，中年诗人有食指、王向峰、段光安等，年轻诗人有陈东、樊忠慰等。其中六十多首已经在《盛典之门》《第二彼得堡》等杂志和丛书中发表。
我认为中国学者与俄罗斯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当代诗歌可以做到优势互补，我们选择作品的优势和他们的语言优势相结合，能够保证译作的质量。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彼此协商，沟通修改，减少误译或曲解。由于得到喜欢中国诗歌的俄罗斯诗人的帮助，有了发表渠道，自然能逐渐扩大影响，俄罗斯读者接触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多了，必然有利于中俄文化交流。
在合作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音韵的处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词语如何传达，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解决。让人感动的是，我在和许多诗人、诗人的子女联系时，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理解和支持。我给芒克先生打电话，他特别痛快地说：“我的诗，只要你喜欢的，随便挑选。”灰娃老师寄来两本自己的诗集，还向我的合作者表示敬意与问候。她还说：“翻译诗歌很不容易，就像早晨摘一朵带露水的玫瑰，太难了。”这些都让我铭记在心，不敢忘记。
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翻译家来做这件事，把优秀的中国当代诗歌介绍到国外去，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当代诗人和他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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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俄罗斯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当代诗歌谷羽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