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爱丁堡
风云际会爱丁堡
爱丁堡城堡
最近两年，一向低调内敛的爱丁堡乃至整个苏格兰突然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原因不外其他，主要是苏格兰独立公投之事愈演愈烈。虽然这听起来只是一个关于苏格兰（总共500多万人口）是否继续留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事情，但意义却非同小可，它直接牵涉到世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问题。作为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自然处在这一事件的风口浪尖上。在过去的两年中，我有幸三次造访这座北海之滨的美丽城市，手中不忍释卷的是蒋彝早在1948年出版的《爱丁堡画记》。当时，蒋彝已在英国成功建立起自己旅行作家和艺术家的声誉。短短十余年间，他先后出版了《湖区画记》（1937）、《伦敦画记》（1938）、《战时画记》（1939）、《约克郡谷地画记》（1941），以及《牛津画记》（1944）。《爱丁堡画记》是作者以英国为场景的旅行书中的最后一本。与蒋彝的书一起畅游爱丁堡，我发现这座城市不但整日与自然界的风雨相伴，而且还常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放射出耀目的光芒，为世人照亮前路，但同时也留下诸多不解难题。
爱丁堡的风和雨
爱丁堡地处北海之滨，风大雨多是其最显著的气候特点。在攀登爱丁堡的众多山丘时，人们要时刻准备迎接大风的到来。蒋彝在书中写到，有一次他正在亚瑟王宝座（Authur’sSeat）山丘上昏昏欲睡，忽然间被一阵强风吹醒。不过几分钟时间，他背后似乎出现了几千匹哀鸣的马匹，以及一整营嘶喊的步兵，想攫走他座下的岩石。他浓密的黑发全都立了起来，衣服的尾端啪啪打个不停。还有一次，当他来到参孙脉（Samson’sRibs）布满岩石的山坡上时，一阵强风由背后吹来，他几乎无法站立，甚至能感觉到随风而来每一丝微小雾气的压力。他已经准备好，随时要被强风吹进湾里。至于雨水，在蒋彝抵达爱丁堡当天，就下着毛毛雨，到了晚上更是雷雨交加。不过，他觉得雨水至少带给苏格兰人一个极大好处：较之英国其他岛屿，这儿的城市、乡镇、村庄都干净得多。
这一特点在数十年后依然如故。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我与友人一道开始攀登亚瑟王宝座，开始时还较为顺畅，友人在前开路，我紧随其后。但行至半山腰时，突然不知从哪里刮起了阵阵强风，人即便弯腰低头也很难再前进一步，而且还随时有被吹下坡道的危险，着实让我惊出一身汗来。雨水的力量我也一样领教于心。与蒋彝一样，我在抵达爱丁堡的当天夜里也碰上了毛毛细雨，幸好之前做了准备，出发时便穿着在英国非常适用的冲锋衣，可起到遮风挡雨的功效。不过，当我第二次踏上爱丁堡的土地时就不止如此了，而是遇上了连绵数日的阴雨天气，雨量时大时小，给出行造成了不便。仰望天空时，我常会发现爱丁堡的云朵总在四处飘动，似乎没有哪一刻是静止不动的。难怪蒋彝感叹道：“谁能正确预测爱丁堡的天气呢？那天气不是每天、每小时地改变，而是每分钟不停地在变化。”
皇家英里大道
在16世纪之前的苏格兰历史中，能够引起世界广泛瞩目的人和事并不很多。但是，历史学家在撰写有关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史时，苏格兰却成了难以绕过的地方，而这多半是由新教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Knox，约1510—1572）所带来的。传说约翰·诺克斯的住址位于爱丁堡最重要的街道皇家英里大道（RoyalMile）旁。当年蒋彝在造访爱丁堡时，没有进入这所房子，没看到那些镶着嵌板的房间、华美的雕刻和宗教性箴言。不过，他透过类似中国庙宇和其他建筑的格子窗往里瞄，那突出的山形墙和露在外面的楼梯让他觉得非常有趣。他读愈多苏格兰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英雄事迹，对约翰·诺克斯的兴趣就愈浓厚。同时他也觉得，诺克斯若是生在那时的中国，肯定无法像在苏格兰这般出大名。诺克斯很幸运，既有支持他宗教理念的广大群众，女王也不像我们的古代皇帝一样具有绝对权力。对于诺克斯矢志讨伐的玛丽女王，蒋彝则充满了同情与怜悯。“我虽然钦佩约翰·诺克斯的性格和诚实，可他施压于这早已深受打击的年轻生命，实在过于冷酷无情。”也正是女王凄美的身姿，将蒋彝召唤到了霍利鲁德豪斯宫（Pal⁃aceofHolyroodhouse）。在那里，女王和宫殿一起产生了诗情画意的感觉。在结束参观后，蒋彝洋洋洒洒一连写了八首关于女王的诗。
以今人的眼光看来，约翰·诺克斯的故居着实有些不起眼。建筑主体为四层木制结构小楼，白色外墙中插有深色石块，一看即是在经年累月中不断被改动的模样。由于找到这幢建筑时已至黄昏，与蒋彝一样，我也未得进入一睹屋内陈设，但觉得建筑本身的黑白两色颇能体现出主人爱憎分明的性情。不远处的爱丁堡大学新学院（NewCollege）内，伫立着一座约翰·诺克斯的大型雕像，只见他头戴圆形帽，身披长袍，高举右臂，似在向人们慷慨陈词，阐述其新颖而激进的宗教主张。顺着皇家英里大道向东走到尽头，便是当年玛丽女王的住所霍利鲁德豪斯宫了，此处现在名义上仍是伊丽莎白女王在爱丁堡的下榻之处。与伦敦的汉普顿宫相比，霍利鲁德豪斯宫整体气势并不大，室内装饰也比较朴素，墙上挂着几幅国王、王后的画像，各个厅堂依照功能不同而各自摆放着沙发座椅、餐桌、卧床、烛台等物。宫殿旁边的霍利鲁德教堂已被大火吞噬，徒有一个个粗大的石质圆柱基座诉说着当年教堂的宏伟壮丽和宗教斗争的激烈。
卡尔腾丘
爱丁堡市内及周围共有七座山丘，其中，卡尔腾丘上的建筑是18世纪苏格兰乃至英国辉煌时代的有力见证。蒋彝在爱丁堡时与一位名叫罗伊的先生相处融洽。一天，他们准备一起到位于卡尔腾丘上的纳尔逊纪念塔（NelsonMonument）去。据蒋彝说，当时那段路走来一点都不轻松，特别是接近山顶时，出现了几百个陡峭的连续台阶。蒋彝觉得，铺设这些阶梯，也许正是为了考验来这儿向英国最伟大的海军英雄致敬的人。下塔之后，他又到了国家纪念碑，这座建筑模仿雅典帕特农神殿（the Athenian Parthe⁃non），却未完工。蒋彝在报纸上还看到这样一则与卡尔腾丘有关的新闻：“卡尔腾丘和国家纪念碑的故事让一名记者想到，大约60年前，他有两位还在大学念书的朋友，既深知爱丁堡，也常常上卡尔腾丘闲逛。一天，他们雇了名上了年纪的导游，同时假装自己对爱丁堡和国家纪念碑所知有限。老人先说了一堆话，然后，为了让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握着手，轮流指着每一根手指说：‘你们将牢牢记得——国家的光荣、国家的野心、国家的贫困、国家的耻辱，还有，国家纪念碑。’”
在造访爱丁堡的第一个周末，我便从城南的住处徒步前往纳尔逊纪念塔一探究竟。在距离卡尔腾丘几公里之外的地方，抬头便可望见纳尔逊纪念塔高高耸立在那里。纪念塔通体用黑色砖块砌成，造型更像一座为远航船只引路的灯塔，塔顶则立着白色的十字架。纳尔逊（1758—1805）的时代正是英国海军驰骋世界、建立海上霸权的上升期。他作为海军将领，曾率领皇家海军打赢了尼罗河战役、哥本哈根战役等大型海上战役，而使其真正名垂史册的则是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海军在这场战役中击溃了由法国和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大大挫伤了拿破仑征服全欧洲的野心，改变了英法对峙的战略格局，但他本人却在这场海战中中弹身亡。这位出生于英格兰的海军将领的纪念塔，矗立于卡尔腾丘如此显眼的位置，也体现了苏格兰人在当时对联合王国的高度认同感。我在开始攀登山丘时，并没有选择像蒋彝那样拾级而上，而是选择了旁边坡度更缓的“休谟小道”。据说休谟（1711—1776）当年常来此地散步思考，因而得名。作为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与海军领袖同处此地，正彰显出那一时期英国在硬实力（海权）与软实力（思想文化）两方面的夺目光彩，或许这也正是一个国家真正成为世界头等大国不可或缺的条件。
爱丁堡城堡
蒋彝曾感叹：“爱丁堡古堡在每个苏格兰人心里多少都占了一席之地。”在爱丁堡的日子里，他不仅体会到了苏格兰人对古堡的深厚感情，连自己也深深迷上了它。它亲切、友善的城墙总引得人向它靠近，而且由不同角度看去，感觉永远都不同。不过最让蒋彝印象深刻的是，当强风仿佛打仗般来袭时，古堡稳稳站立，丝毫无惧来自四面八方的袭击。战况愈演愈烈，古堡毫不退缩，看来反而更加雄伟。他问道：“谁不会被这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感动？”身处战时的他似乎由古堡看见了一个相似的灵魂——面对邪恶困苦而不轻易动摇信念的灵魂。他的精神受到了鼓舞，并感激地站起来，伸手向古堡行了个礼。
古堡在整个爱丁堡市的地位是异常显赫的，这座城市也正是由古堡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因此，在如今各种有关爱丁堡的旅游手册中，它都是位列第一的必游景点。漫步古堡时，我除仔细参观了古堡中的各种古迹，如建造于12世纪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15世纪的蒙斯·马格大炮（MonsMeg）以及玛丽女王的寝宫和加冕处外，还有幸目睹了有王室成员参加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的仪式。那天，在阴雨绵绵的皇冠广场（CrownSquare）上，王室成员、宗教领袖和政府官员身着正装，依次站立于城堡内的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馆（ScottishNationalWarMemorial）门前，当军乐曲奏响时，他们鱼贯进入馆内，向竖立其中的苏格兰一战国家纪念碑致敬。虽然我长期学习研究英国历史，但也是在抵达这里后，才真正感到军人在这个国家中的崇高地位。军人凭借为自己同胞谋求安全和美好生活的英勇行为而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古堡内除了纪念馆这一醒目建筑外，还建有皇家苏格兰军团博物馆，以展示成立于17世纪的这一军团的历史。另外，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爱丁堡每年8月份都要在城堡广场（Esplande）举行最受欢迎的“军操表演节”（MilitaryTattoo）。因此，由军事元素在古堡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可以看出，蒋彝的感觉是正确的，古堡已然成为了纪念苏格兰军人的中心所在，甚至也成为了苏格兰人民抗击外敌、出兵征战的精神象征。
教堂
在一个周日的早晨，蒋彝才离开住处，就见到了城市里来来往往奔驰不断的电车。这些电车似乎都是带着乘客上教堂去的。来这儿没多久，他就留意到住处附近有不少教堂。由四处可见的高塔和尖顶判断，爱丁堡恐怕和牛津一样，有许多教堂，而且他也注意到了苏格兰人对教堂的独特称谓——“克可思”（kirks）。当他走在马路上时，看到一群人正由四面八方穿过草坪，聚在一条小路上。除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大多数人不是非常老，就是非常年轻。每个人手上都拿了本《圣经》，向前走着，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他
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也为眼前虔诚的景象所感动。他原本以为人群正朝着圣贾尔斯大教堂（St.GilesCathe⁃dral）走去，可事实上并不是。大多数人消失在沿路的小教堂里。他之前曾听说，苏格兰人非常虔诚，见过这一幕，便完全相信了。
蒋彝的记述很好解释了为何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有很多苏格兰人到东亚传教，如马礼逊、杜嘉德、韦廉臣等等。不过，我在很多个周日的早晨漫步于爱丁堡街头时，看到那些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教堂虽然依旧矗立，但进入教堂的人流似乎没有想象中那样多。与房东出游时，他曾特地带我到爱丁堡周边的一个修道院参观，内中陈设简洁明快，清新自然，神父和蔼慈祥，待人友善。但在我们进入修道院大门之前，房东也坦诚地对我说，其实他本人并不信教。对于基督教信众相对减少的情况，我一直有些好奇，是工业文明带来的快速生活节奏让人们无法安静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让人们在信仰方面有了更多选择？但不论怎样，我想我们的生活中还是需要某种信仰予以支撑的，恐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找到人生的目标与意义。
大海
爱丁堡不仅是王室之都，遗留下许多丰功伟绩的场景，还是观光度假者的圣地。蒋彝在爱丁堡时，打听到一个名叫波托贝洛的地方最负盛名。他在人潮出现前就乘坐电车抵达了那里。看着一望无际的海水，他不由自主地深深吸了口气。“大海！大海！”他陶醉地喃喃自语。他不由想到当时很多中国人对于大海的无知。他说：“我的同胞中，数以百万计、绝大多数的人，生在广大内陆，一辈子没有见过海。对我们而言，大海遥远而神秘。我们文人的笔下很少出现大海……可在我们早期的文学作品里，大海却经常出现。”就蒋彝本人来说，直到1933年由中国航经法国前往英国时，途经印度洋和地中海，才真正对大海有了些认识。等到在英国待了许多年之后，他终于了解到大海对英国人的重要性。后来，无论何时，只要看到大海，他心中都会产生一份好感。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人们站在卡尔腾丘或亚瑟王宝座的山丘顶上，都可以远眺到与北海连接的福思湾。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房东夫妇邀请我驱车前往位于爱丁堡东部约50公里处的海滩名胜北贝里克（NorthBerwick）。由于正值2月的寒冷冬日，从北海洋面吹来的强劲海风将所有人的头发都根根竖起，奔涌而来的一波波潮水与岸边的岩石碰撞出一米多高的浪花。但是，苏格兰人似乎很适应这种环境，我注意到在这样的环境中依然有人端坐在岩石上垂钓，颇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意味。到中午时分，还有人在寒冷的海面上玩起了冲浪滑板。正如蒋彝所说，无论大海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英国人都欣然接受，好像彼此之间已经产生唇齿相依的关系。确实，英国在近代的崛起，海权的功劳实在是如何说都不为过，可以说海洋就是其立国之基。如今，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也愈发意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走向海洋，重建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某种共识。一如几十年前蒋彝所期望的，我们要设法成为舵手，才有可能拥抱大海。
当我再次背起背包，准备离开爱丁堡时，我的脑际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风云际会”四个字。不光是因为爱丁堡的风大雨急，而且我忽然觉得这样一个在世界地图上偏居一隅的小城，竟然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英法争霸、一战等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涌现出许多影响世界的大人物，着实让人赞叹。时至今日，苏格兰的前途命运又成为牵动世人神经的大事件。其实，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的恩怨由来已久，即便在蒋彝生活的年代，双方之间的区隔也是明显的。譬如，他在与人聊天中好几次提到英国人都用了theEnglish，而当提到这名词时，他指的是英伦三岛上的人，自然也包括苏格兰人。而令他意外的是，与他交谈的一位格拉斯哥人却打断他，很严肃地说：“到了北边，就别‘英国人’、‘英国人’地说个不停。过了威廉堡之后，如果你还叫我们‘英国人’，人家会宰了你。”这让我也想起了接触过的一些普通苏格兰人对自身身份的强调，久而久之，这也导致不少文化素养较高的英格兰人对English和British两词变得非常敏感。不过，蒋彝当年觉得无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矛盾有多尖锐，一旦遭遇足以危害两地的危机，他们一定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六十年后的今天，双方的矛盾与对立与之前相比应该是更加复杂了，但我们依然真诚地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种既不伤及双方尊严，又可有效提升人民物质生活的解决方案，这需要一种非同寻常的智慧和勇气，不知这一次爱丁堡又会带给世人怎样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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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际会爱丁堡张炜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