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地名拾零
雨果的中国趣味
维克多·雨果雕像
维克多·雨果（VictorHugo,1802-1885)，法国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文学举旗人，他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19世纪，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多种领域都有超卓的建树，是雄踞该世纪法国文坛的“王者”。时代的召唤、历史发展的引发和现实社会的孕育，助成了雨果这样的天才人物应运而生，而雨果的个人奇才，他的素质、潜能、主体意识和独一无二的创造精神，正与时代的吁求、社会历史的需要不期而遇，这便打造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雨果文学奇观。雨果所生逢的法国19世纪，正是18世纪法国“中国热”退潮的时期，是史学家所指称的“中国摈弃期”。但中国仍然是19世纪法国作家所关注、思考的对象，上世纪“中国热”的余温，似乎还在绵延。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领军人物雨果作为文学巨匠兼社会斗士，就其对中国的迷恋而言，与他同一营垒的前辈作家瑟南古相较，更似伏尔泰的弟子。雨果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伟大的赞赏者、捍卫者，其光辉的文学奇观东渐中国后，曾对我国新文学作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在中法文学关系史上实属罕见。
雨果步入文坛的19世纪初叶，如火如荼的“中国热”已经退潮半个多世纪，成了一代启蒙作家先驱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中国文化艺术所激发的中国趣味、东方情调远未消隐，风靡一时的中国时尚已成为跨世纪的文化风尚，融入了新一代法国作家、艺术家的文化心理积淀，成为巴黎文艺沙龙的谈资和佐料，不断地滋润着诗人和作家的心灵。雨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走上文坛的。依据后来《雨果夫人见证录》（VictorHugoracontéparuntémoindesavie，1863）披露，雨果首次与中国艺术接触，始于其孩提时代，1811年6月16日，他跟随母亲去西班牙与已晋升拿破仑麾下将军的父亲团聚，在下榻的马德里豪华的玛瑟拉诺宫中见到第一个中国花瓶。此时的雨果尚是9岁的孩童，在兵燹战乱的年代，与“中国花瓶”不经意的邂逅，竟成了日后大诗人终生不移的中国情结！少年雨果与中国艺术品这意外的初逢，想不到竟是一次别具象征意味和诗性的相遇，这在其早熟、早慧的幼小心灵里，无异于播下了一颗东方艺术的种子——“中国种子”，只待历史和时代赋予相宜的契机。
迄今为止，在雨果早熟丰产、声名鹊起的二三十年代各类创作中，我们难觅“中国踪影”，历史似乎难能给予诗人以表达的机遇。唯一例外的是，创作于七月革命后30年代末、出版于1840年的诗集《光影集》(LesRayonsetlesombres)中，首见诗人对“中国趣味”的试唱。
这个诗集显然是作者儿时初识“中国花瓶”记忆的复活，但表现的仅仅是记忆的碎片。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真正的中国诗性回应，在50年代后的雨果创作中才开始有所表现。那是在诗人英勇抗击路易·波拿巴宣布帝制，而被迫流亡的时代，他写出了第一首中国题材小诗《中国花瓶》（VasedeChine），赠予中国小姑娘易杭彩（Y-Hang-Tsei）。此诗写于1851年12月1日，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总统（拿破仑小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夜，是“共和”与“专制”、“民主”与“独裁”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前夜，雨果在自己的府宅里，“接待了一个中国小姑娘和至少一个中国人”，写下了这首题为《中国花瓶》的诗。这一惊人的事实表明，历史赐予了诗人抒发情愫的机缘，雨果正是在不仅关涉到个人政治生命和文学生涯，更关涉到民族命运和人类进步的转捩点的历史时刻，终于找到了抒发自己情感的契机、“节点”和方式，激活了诗人孩提时代初遇“中国花瓶”那遥远奇妙的记忆，使久藏于心底的满腔诗情，行云流水般地流淌出来，成就了诗人第一首中国题材即兴诗作，字里行间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和温情。从此，“中国花瓶”作为中国情结的载体和中国象征，作为充满浪漫主义情愫和理想的中国艺术形象，便屡屡出现在雨果的诗作、散文和绘画里，年复一年地构成了雨果文学奇观中的一道“中国风景”。
需要立即指出的是，雨果笔下的这个“中国”，这道“中国风景”，纯属诗人放飞想象的产物，它决不是单色泽的，而是多色彩的，是色泽斑驳的，在这位浪漫诗人兼社会斗士笔下，具有不同的美学意义和思想内涵。1852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独裁专政，雨果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他的创作也随之步入了新的丰产期，这个时期他发表了首部诗集《惩罚集》（LesChati⁃ments,1853）。《惩罚集》是雨果充满革命气势的政治讽刺诗集，实为作者与路易·拿破仑及其御用奸臣权贵进行如火如荼的斗争的产物，是奠定诗人作为法兰西民族诗人的开山之作。出现在这部诗集中的中国象征、中国人形象，或褒或贬，皆构成了诗作对路易·拿破仑治下的社会政治的反讽，成为这些讽喻诗中独异的艺术形象，显然是这位英勇斗士和伟大歌手的政治激情与浪漫诗情碰撞、交融的结果。类似于《惩罚集》中的这种中国描述，我们在雨果稍后发表的小说或诗集中还能不时地读到。比如，异国历史题材小说《笑面人》（L'Hommequirit,1869）中提及到的“中国”，既赞叹了中国古老悠久的文明，也指出了中国封闭、停滞的状态。成于1870—1871年间普法战争、巴黎公社艰难岁月的日记体诗集《凶年集》（L'Annéeterrible,1872）中也留下了“中国”诗性描写的碎片。两者都无一例外地将中国寓意以某种“怪态式”的形象描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中国”或“中国人”出现在作者一句诗或者小说的一个段落中的时候，“最常见的是专制的、驯服的和政治混乱的形象”描述，这是诗人和小说家对自己所处社会历史时代的一种“中国回声”，色泽斑驳，“维克多·雨果对中国人的赞叹显露了一种有独特意义的爱”。
然而，检视雨果文学世界中的中国风景，真正称得上是作者对所处社会历史时代的“中国趣味”、“中国回声”之诗性描述的，还是不断出现于其诗文中的“中国花瓶”——“破碎的花瓶”的艺术形象。
雨果1877年4月4日创作的一首中国题材诗《跌碎的花瓶》（Lepotcassé），收入同年出版的诗集《祖父乐》（L’artd’êtregrandpère）。此诗写家里的女仆玛丽叶特不小心打碎了一只诗人心爱的中国花瓶，小孙女让娜十分懂事，利用祖父宠爱自己的心理，主动承担过失，保护女仆免受责罚。短短三十行诗句，既抒发了诗人晚年返老还童的童趣和充满人伦慈爱的亲情，更展示出了诗人终老不渝的“中国花瓶”之恋，即“中国之恋”的诗性“情结”：“老天哪！整个中国在地上跌得粉碎！”——诗篇中这一如此惊人突兀的起句，就一下将珍藏于老诗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活脱脱地凸显了出来，成为雨果奇观中的“中国风景”片上最靓丽、最富魅力的艺术形象。
事实上，雨果奇观中这一色彩动人的艺术形象和令人炫目的中国奇葩，在其流亡期间“创作”的著名抒怀与讨伐檄文《致巴特勒上尉的信》（AuCapitaineButler）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美丽的绽放”。《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是诗人兼斗士的雨果获悉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罪行后，于1861年11月25日，假托书信体形式所创作的政论散文，通篇交织着诗人和斗士炙热的爱憎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与创发力，堪称中法文化文学关系史上一篇亘古未有的旷世奇文。在这篇融抒怀与征讨为一体的奇文中，诗人首先以“世界公民”和“世界良心的发言人”身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东西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对凝聚了中华民族世代智慧的创造物圆明园艺术，进行高屋建瓴的定位，将之视为与古希腊巴特农神庙（leParthénon）相媲美的东方艺术奇葩，是“幻想”艺术的典范，“又一个世界奇迹”，是欧洲文明地平线上展露的“亚洲文明的剪影”。接着，作者以华美的辞采和澎湃的诗情，放飞诗人想象的翅膀，尽情地赞美了圆明园这座“言语无法形容”、似“某种月宫”的创造物，赞美其无以伦比的高超艺术和丰富的艺术珍藏。然而，这个人间最美好的仙境，这个“世界奇迹”，在英法联军大肆劫掠下，已经荡然无存。这不能不使雨果站出来，以人类良知的名义，发出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抗议与讨伐，将这“两名盗贼”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雨果这篇旷世奇文和檄文，再次充分表明，是社会历史时代给予诗人以表达“中国趣味”的契机，使之深藏于心底的“中国情结”、“中国之恋”，在这样关涉人类文明荣辱、存亡的历史时刻，得到“盛大喷发”和“美丽绽放”，成为雨果文艺世界中靓丽、动人的中国奇葩。
雨果不仅是诗人、小说家，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画家、卓越的艺术家，是中国艺术的鉴赏家和收藏家。这就为文学家雨果广揽中国元素，编织“中国风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内在契机和决定性因素。1864年，雨果替情人朱丽叶在根西岛购置“高城仙居”，并亲自设计、装修卧室和客厅，借用他日复一日地购置的中国艺术品，如瓷器、宫灯、家具、佛像等；他还广纳中国元素，如仿漆器装饰板、多色彩的小雕像或福建白颜料，再加上自创的“中国式的”水墨画，精心打造了目眩神迷的人间仙境，以致朱丽叶感动不已，赞叹不已，称：“这是一首真正的中国诗。”“高城仙居”这个“中国客厅”，日后（1903年），原封不动地搬入巴黎孚日广场（PlacedesVosges）六号雨果故居纪念馆，成为雨果纪念馆最靓丽的“中国风景线”，为今人参观、欣赏。“高城仙居”的打造，激发了诗人新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热情。这一次，他为“高城仙居”创作了一组“中国题材画”（Chinoiseries）。雨果的画主要是“中国式”的“水墨画”（lavis）。雨果画画使用的材料，都是具有黑色或深色效果的材料，诸如木炭、石墨、煤粉、乌贼墨，以及“中国墨”，而雨果作画“泼下清咖啡”（即黑咖啡），正与中国画家的“泼墨”殊途同归；雨果画笔下很多想象恣肆的水墨画，和中国传统写意的山水画，是如此“异曲同工”！
雨果创作的中国题材画，包括19幅铅笔画、钢笔画，和38幅“烙画”(pyrogravures)，共57幅。这组中国题材画，色彩鲜明地再造了“一个宁静的世界，可爱、滑稽、变化、精细”，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和自然的情趣。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这似乎回应了法兰西文化传统“高雅和新奇的需要”，然而，却又敏锐地“抓住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生动和风趣”；雨果笔下的中国画，是中西“幻想”与“理想”两大艺术本源、两大文明之巨大诗篇碰撞、交融的结晶，它凸显出了中国这个“最高趣味”。这组中国题材画的深刻意义正在于：诗人兼画家的雨果跨越了“这条鸿沟，接上另一个极，由自己来容纳中国这个最高趣味的形式”。
在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天地里，雨果作为一位心怀中国趣味、中国情结，与中国文化艺术终身相恋的作家，他将这种“中国之恋”、“中国趣味”提升到一种艺术情结、审美原则的高度，付诸自身的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从而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打造出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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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欧地名拾零沈坚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