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地名拾零

雨果的中国趣味

作者:钱林森第387(2015/03/04)期

 
维克多·雨果雕像



  维克多·雨果(VictorHugo,1802-1885),法国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文学举旗人,他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19世纪,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多种领域都有超卓的建树,是雄踞该世纪法国文坛的“王者”。时代的召唤、历史发展的引发和现实社会的孕育,助成了雨果这样的天才人物应运而生,而雨果的个人奇才,他的素质、潜能、主体意识和独一无二的创造精神,正与时代的吁求、社会历史的需要不期而遇,这便打造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雨果文学奇观。雨果所生逢的法国19世纪,正是18世纪法国“中国热”退潮的时期,是史学家所指称的“中国摈弃期”。但中国仍然是19世纪法国作家所关注、思考的对象,上世纪“中国热”的余温,似乎还在绵延。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领军人物雨果作为文学巨匠兼社会斗士,就其对中国的迷恋而言,与他同一营垒的前辈作家瑟南古相较,更似伏尔泰的弟子。雨果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伟大的赞赏者、捍卫者,其光辉的文学奇观东渐中国后,曾对我国新文学作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在中法文学关系史上实属罕见。 

  雨果步入文坛的19世纪初叶,如火如荼的“中国热”已经退潮半个多世纪,成了一代启蒙作家先驱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中国文化艺术所激发的中国趣味、东方情调远未消隐,风靡一时的中国时尚已成为跨世纪的文化风尚,融入了新一代法国作家、艺术家的文化心理积淀,成为巴黎文艺沙龙的谈资和佐料,不断地滋润着诗人和作家的心灵。雨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走上文坛的。依据后来《雨果夫人见证录》(VictorHugoracontéparuntémoindesavie,1863)披露,雨果首次与中国艺术接触,始于其孩提时代,1811年6月16日,他跟随母亲去西班牙与已晋升拿破仑麾下将军的父亲团聚,在下榻的马德里豪华的玛瑟拉诺宫中见到第一个中国花瓶。此时的雨果尚是9岁的孩童,在兵燹战乱的年代,与“中国花瓶”不经意的邂逅,竟成了日后大诗人终生不移的中国情结!少年雨果与中国艺术品这意外的初逢,想不到竟是一次别具象征意味和诗性的相遇,这在其早熟、早慧的幼小心灵里,无异于播下了一颗东方艺术的种子——“中国种子”,只待历史和时代赋予相宜的契机。 

  迄今为止,在雨果早熟丰产、声名鹊起的二三十年代各类创作中,我们难觅“中国踪影”,历史似乎难能给予诗人以表达的机遇。唯一例外的是,创作于七月革命后30年代末、出版于1840年的诗集《光影集》(LesRayonsetlesombres)中,首见诗人对“中国趣味”的试唱。 

  这个诗集显然是作者儿时初识“中国花瓶”记忆的复活,但表现的仅仅是记忆的碎片。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真正的中国诗性回应,在50年代后的雨果创作中才开始有所表现。那是在诗人英勇抗击路易·波拿巴宣布帝制,而被迫流亡的时代,他写出了第一首中国题材小诗《中国花瓶》(VasedeChine),赠予中国小姑娘易杭彩(Y-Hang-Tsei)。此诗写于1851年12月1日,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总统(拿破仑小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夜,是“共和”与“专制”、“民主”与“独裁”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前夜,雨果在自己的府宅里,“接待了一个中国小姑娘和至少一个中国人”,写下了这首题为《中国花瓶》的诗。这一惊人的事实表明,历史赐予了诗人抒发情愫的机缘,雨果正是在不仅关涉到个人政治生命和文学生涯,更关涉到民族命运和人类进步的转捩点的历史时刻,终于找到了抒发自己情感的契机、“节点”和方式,激活了诗人孩提时代初遇“中国花瓶”那遥远奇妙的记忆,使久藏于心底的满腔诗情,行云流水般地流淌出来,成就了诗人第一首中国题材即兴诗作,字里行间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和温情。从此,“中国花瓶”作为中国情结的载体和中国象征,作为充满浪漫主义情愫和理想的中国艺术形象,便屡屡出现在雨果的诗作、散文和绘画里,年复一年地构成了雨果文学奇观中的一道“中国风景”。 

  需要立即指出的是,雨果笔下的这个“中国”,这道“中国风景”,纯属诗人放飞想象的产物,它决不是单色泽的,而是多色彩的,是色泽斑驳的,在这位浪漫诗人兼社会斗士笔下,具有不同的美学意义和思想内涵。1852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独裁专政,雨果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他的创作也随之步入了新的丰产期,这个时期他发表了首部诗集《惩罚集》(LesChati⁃ments,1853)。《惩罚集》是雨果充满革命气势的政治讽刺诗集,实为作者与路易·拿破仑及其御用奸臣权贵进行如火如荼的斗争的产物,是奠定诗人作为法兰西民族诗人的开山之作。出现在这部诗集中的中国象征、中国人形象,或褒或贬,皆构成了诗作对路易·拿破仑治下的社会政治的反讽,成为这些讽喻诗中独异的艺术形象,显然是这位英勇斗士和伟大歌手的政治激情与浪漫诗情碰撞、交融的结果。类似于《惩罚集》中的这种中国描述,我们在雨果稍后发表的小说或诗集中还能不时地读到。比如,异国历史题材小说《笑面人》(L'Hommequirit,1869)中提及到的“中国”,既赞叹了中国古老悠久的文明,也指出了中国封闭、停滞的状态。成于1870—1871年间普法战争、巴黎公社艰难岁月的日记体诗集《凶年集》(L'Annéeterrible,1872)中也留下了“中国”诗性描写的碎片。两者都无一例外地将中国寓意以某种“怪态式”的形象描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中国”或“中国人”出现在作者一句诗或者小说的一个段落中的时候,“最常见的是专制的、驯服的和政治混乱的形象”描述,这是诗人和小说家对自己所处社会历史时代的一种“中国回声”,色泽斑驳,“维克多·雨果对中国人的赞叹显露了一种有独特意义的爱”。 

  然而,检视雨果文学世界中的中国风景,真正称得上是作者对所处社会历史时代的“中国趣味”、“中国回声”之诗性描述的,还是不断出现于其诗文中的“中国花瓶”——“破碎的花瓶”的艺术形象。 

  雨果1877年4月4日创作的一首中国题材诗《跌碎的花瓶》(Lepotcassé),收入同年出版的诗集《祖父乐》(L’artd’êtregrandpère)。此诗写家里的女仆玛丽叶特不小心打碎了一只诗人心爱的中国花瓶,小孙女让娜十分懂事,利用祖父宠爱自己的心理,主动承担过失,保护女仆免受责罚。短短三十行诗句,既抒发了诗人晚年返老还童的童趣和充满人伦慈爱的亲情,更展示出了诗人终老不渝的“中国花瓶”之恋,即“中国之恋”的诗性“情结”:“老天哪!整个中国在地上跌得粉碎!”——诗篇中这一如此惊人突兀的起句,就一下将珍藏于老诗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活脱脱地凸显了出来,成为雨果奇观中的“中国风景”片上最靓丽、最富魅力的艺术形象。 

  事实上,雨果奇观中这一色彩动人的艺术形象和令人炫目的中国奇葩,在其流亡期间“创作”的著名抒怀与讨伐檄文《致巴特勒上尉的信》(AuCapitaineButler)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美丽的绽放”。《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是诗人兼斗士的雨果获悉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罪行后,于1861年11月25日,假托书信体形式所创作的政论散文,通篇交织着诗人和斗士炙热的爱憎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与创发力,堪称中法文化文学关系史上一篇亘古未有的旷世奇文。在这篇融抒怀与征讨为一体的奇文中,诗人首先以“世界公民”和“世界良心的发言人”身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东西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对凝聚了中华民族世代智慧的创造物圆明园艺术,进行高屋建瓴的定位,将之视为与古希腊巴特农神庙(leParthénon)相媲美的东方艺术奇葩,是“幻想”艺术的典范,“又一个世界奇迹”,是欧洲文明地平线上展露的“亚洲文明的剪影”。接着,作者以华美的辞采和澎湃的诗情,放飞诗人想象的翅膀,尽情地赞美了圆明园这座“言语无法形容”、似“某种月宫”的创造物,赞美其无以伦比的高超艺术和丰富的艺术珍藏。然而,这个人间最美好的仙境,这个“世界奇迹”,在英法联军大肆劫掠下,已经荡然无存。这不能不使雨果站出来,以人类良知的名义,发出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抗议与讨伐,将这“两名盗贼”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雨果这篇旷世奇文和檄文,再次充分表明,是社会历史时代给予诗人以表达“中国趣味”的契机,使之深藏于心底的“中国情结”、“中国之恋”,在这样关涉人类文明荣辱、存亡的历史时刻,得到“盛大喷发”和“美丽绽放”,成为雨果文艺世界中靓丽、动人的中国奇葩。 

  雨果不仅是诗人、小说家,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画家、卓越的艺术家,是中国艺术的鉴赏家和收藏家。这就为文学家雨果广揽中国元素,编织“中国风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内在契机和决定性因素。1864年,雨果替情人朱丽叶在根西岛购置“高城仙居”,并亲自设计、装修卧室和客厅,借用他日复一日地购置的中国艺术品,如瓷器、宫灯、家具、佛像等;他还广纳中国元素,如仿漆器装饰板、多色彩的小雕像或福建白颜料,再加上自创的“中国式的”水墨画,精心打造了目眩神迷的人间仙境,以致朱丽叶感动不已,赞叹不已,称:“这是一首真正的中国诗。”“高城仙居”这个“中国客厅”,日后(1903年),原封不动地搬入巴黎孚日广场(PlacedesVosges)六号雨果故居纪念馆,成为雨果纪念馆最靓丽的“中国风景线”,为今人参观、欣赏。“高城仙居”的打造,激发了诗人新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热情。这一次,他为“高城仙居”创作了一组“中国题材画”(Chinoiseries)。雨果的画主要是“中国式”的“水墨画”(lavis)。雨果画画使用的材料,都是具有黑色或深色效果的材料,诸如木炭、石墨、煤粉、乌贼墨,以及“中国墨”,而雨果作画“泼下清咖啡”(即黑咖啡),正与中国画家的“泼墨”殊途同归;雨果画笔下很多想象恣肆的水墨画,和中国传统写意的山水画,是如此“异曲同工”! 

  雨果创作的中国题材画,包括19幅铅笔画、钢笔画,和38幅“烙画”(pyrogravures),共57幅。这组中国题材画,色彩鲜明地再造了“一个宁静的世界,可爱、滑稽、变化、精细”,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和自然的情趣。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这似乎回应了法兰西文化传统“高雅和新奇的需要”,然而,却又敏锐地“抓住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生动和风趣”;雨果笔下的中国画,是中西“幻想”与“理想”两大艺术本源、两大文明之巨大诗篇碰撞、交融的结晶,它凸显出了中国这个“最高趣味”。这组中国题材画的深刻意义正在于:诗人兼画家的雨果跨越了“这条鸿沟,接上另一个极,由自己来容纳中国这个最高趣味的形式”。 

  在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天地里,雨果作为一位心怀中国趣味、中国情结,与中国文化艺术终身相恋的作家,他将这种“中国之恋”、“中国趣味”提升到一种艺术情结、审美原则的高度,付诸自身的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从而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打造出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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