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生死的歌声——诞生于集中营的《沼泽战士》
超越生死的歌声——诞生于集中营的《沼泽战士》
坡格沼泽集中营大门外纪念《沼泽战士》的石碑。UlrichWürdemann摄
新路出版社2014年再版的《沼泽战士》封面
石太凡·韩姆本创作的木雕群像《沼泽战士》
音乐总是能够表达被禁言而又不应因此而沉默的内涵。
——雨果关于莎士比亚的文论
一个非常常见的误解是，认为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是专为迫害犹太人而设置建立的。实际上，远在纳粹政府决定针对犹太民族施行“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1942年）之前，甚至在“纽伦堡法案”（Nürnberger Rassengesetze，1935年）出台之前，集中营便已经存在了。在纳粹执政早期（1933年），在集中营最终成为主要用于迫害、屠杀犹太民族的工业化杀人机器之前，集中营首先是迫害共产党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人等异见政教人士的政府机构。比如，从1933年开始，仅在位于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交界地区，面积为2881.4平方公里的埃姆斯兰（Emsland）县境内，就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了15座集中营，坡格沼泽集中营（KZBörgermoor）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囚徒尚为少数。
最初，这些集中营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保护人民”而向对纳粹意识形态持异见的人士施行的“预防性拘禁（Schutzhätlinge）”。根据德国史学学者迪尔克·吕尔森（DirkLüerßen）的考证，参与建造并管理这批集中营的国家机构中并不包括司法部，因为“出于政治原因被关押的囚犯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而不涉及‘司法’问题”。1933年6月，坡格沼泽集中营便已经开始运行，并关押了近1000名囚犯。根据吕尔森的考察，其中90%以上为共产党人。这些囚犯每天被迫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
集中营歌曲《沼泽战士》的词作者之一沃尔夫冈·郎豪夫（Wolf⁃gangLanghoff）在出版于1935年的《沼泽战士》一书中这样回忆自己被捕时的“手续”：
在我们被捕后的第四天，一位身着便装的刑事警察来到关押所，发给我们每人一张纸条，上面这样写着：
杜塞尔多夫警察局长令：
根据1933年2月28日国家总统签署的法令，为了保护人民和国家，兹将您关押。无另行命令不予释放。对此命令的异议可通过行政手续申诉。
全权代表
签字
（见W.Langhoff著，DieMoor⁃soldaten，科隆1988年再版，47页）
这里所谓的“国家元首签署的法令”就是指1933年2月27日柏林国会纵火案之后，当时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vonHinden⁃burg）签署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这里仅节选相关条款：
为了抵御共产主义者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参考德国宪法第48条第2款，颁布以下命令：
§1.在另行通知前，停止使用德国宪法第114、115、117、118、123、124和153条。允许限制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包括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邮政、电报和电话隐私权。在未另行声明之前，根据传票搜查住宅、没收财产及对财产加以限制皆不受法律约束。
这项法令颠覆了德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实现民主制度的宪法——《魏玛宪法》，废除了魏玛共和国宪法中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成为纳粹政府上台后大肆镇压异见人士、迫害犹太民族、剥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由、关闭拒绝与纳粹政府合作的报刊和出版社的法律依据。因此，史学家们都将这一法令的实施看作魏玛共和国失败、德国过渡到纳粹专制的重要历史事件。并且，“杜塞尔多夫警察局长令”中“对此命令的异议可通过行政手续申诉”，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序，也说明德国在纳粹党上台执政之后，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已成为一个专制国家。直到1934年5月，集中营才划归帝国司法部，而成为“罪犯集中营（Strafgefangenenla⁃ger）”。尽管一个法西斯的专制政府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当然绝不是太过令人惊讶的事，然而，对于希望实现社会公正、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及工会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坡格沼泽集中营和它的著名囚徒
埃姆斯兰处在下萨克森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交界地区，埃姆斯河（Ems）穿流而过。这一地区遍布大片的泥炭沼泽地带，沼泽中的泥炭可作为燃料和肥料。坡格沼泽集中营的囚徒们就是被迫从事采掘泥炭这项非常艰苦的劳作。
纳粹统治初期的集中营，目的在于通过集中营的强制劳动和艰苦生活，打破囚犯的独立思想和反抗意志。在体制化了的恐怖统治下，集中营中的囚犯完全失去了所有法律应保证的权利，集中营体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种暴力和心理的迫害将囚犯们改造成为纳粹顺民。如果一切“措施”都失败，那么，囚徒们便会不明不白地被自杀。为了自救，反抗暴政的迫害，集中营中的囚徒们利用官方允许他们在营区内组成自治机构的机会，暗中秘密组成联络网，建立真正的领导机制，团结难友，并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影响了集中营的政治行为。在这种背景下，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工会领导人约翰·艾瑟尔（JohannEsser，1896—1971）创作了《沼泽战士》歌词的初稿。后经共产党人、演员和导演沃尔夫冈·郎豪夫（Wolfgang Langhoff，1901—1966）精心修改，并加上副歌，由共产党人、商业职员鲁道夫·格国尔（RudolfGoguel，1908—1976）谱曲。这是第一首集中营之歌，也是最为著名的集中营之歌。
约翰·艾瑟尔出生于1896年，是一位默尔斯（Moers）的矿工。他积极参加共产活动和工人运动，为工人争取权利，很快便成为当地的工会领袖。1933年3月1日，艾瑟尔被捕，理由是“预防性拘留”。尽管这时“预防性拘留”这一概念并未出现在任何相关法律条款之中，但却已经被普遍地当作逮捕异见人士的口实。艾瑟尔先是关在法院监狱，被指控叛国罪。同年8月被转入坡格沼泽集中营，10月又辗转了两个集中营，1934年7月底被释放。获释后的几年中，他转向写作热情歌颂国家社会主义（纳粹Nationalsozialismus）和希特勒的诗歌。战后，他参与成立了默尔斯地区的矿工工会和能源行业公会，并出任工会领导人，1971年去世。
1908年，鲁道夫·格国尔出生于今属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市（Straßburg），被捕前是杜塞尔多夫一家机械制造厂的职员，德国共产党 （Kommunistische ParteiDeutschlands）党员和革命工会组织（RevolutionäreGewerkschafts-Op⁃position）成员。革命工会组织是魏玛共和国后期非常活跃的工会组织，主要目标在于组织工人运动，为工人谋取权益。由于投身于工会工作，1932年，格国尔被公司开除。不久之后，1933年，他便落入纳粹手中。1933年8月1日，他被关入坡格沼泽集中营。就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为《沼泽战士》谱曲的工作。获释后，又于1934年再次被捕。由于无法忍受盖世太保的残酷审讯，试图自杀，未果。1935年，他的身体刚刚康复不久，又以“宣传叛国罪”被判十年徒刑。刑满之前又被转入两个不同的集中营。1944年获释后，又遭到“预防性拘禁”。1945年4月，面临灭亡的纳粹政府为了掩盖灭绝人性的罪恶，开始通过“死亡之旅”（通过“步行”或使用“货车运输”或其他运输工具将靠近战争前沿的集中营中的囚犯“转移”，导致大多数身体已经濒临崩溃的囚徒不堪劳苦，倒毙路边）最终毁灭集中营中的囚徒。在德国北部地区，一些集中营中的囚徒被“转移”到北海和波罗的海一些船上，而这些船则被故意地停在经常受到盟军空袭的港口。5月3日，英国空军袭击德国不来梅港时，格国尔所在的CapArcona号早已由于机械故障而根本无法开动，正好处在空袭范围之内。船上7000多名囚徒中，只有大约600人生还。格国尔是幸存者之一。战后初期，他开始从事新闻事业。1953年，他移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从事史学研究和出版工作。1976年去世。
沃尔夫冈·郎豪夫于1901年生于柏林，成长于海德堡。少年时代曾充当水兵，希望加入商业船队。一战结束后，他进入柯尼斯堡剧院（KönigsbergerTheater）充当群众演员。尽管从未受过任何表演训练，但他拥有出众的表演天赋，很快便受到导演的信任，开始担任重要配角。1923年，郎豪夫进入著名的汉堡塔利亚剧院（ThaliaTheater），1928年至1933年2月28日被捕之前在杜塞尔多夫的两家剧院出任导演和演员。就在被捕前不久，1933年的2月15日，剧院还首演了由他执导的、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vonKleist，1777—1811）的著名剧作《破瓮记》。这一时期，他在从事专业演艺工作的同时，积极投入德国共产党的工作，并组织演出队，到工厂、煤矿等地为工会的活动演出。因此，在“国家元首令”签署的当天，便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了集中营。在被监禁了13个月之后，1934年获释。获释后不久，他便逃往瑞士，在苏黎世剧院担任演员和导演。1935年，瑞士明镜出版社（SchweizerSpiegel-Verlag）出版了郎豪夫的回忆录《沼泽战士——集中营中的13个月》（DieMoorsoldaten:13MonateKonzentrationslager）。书中，作者以清醒冷峻的笔触描写了纳粹集中营中被剥夺了一切人类最基本的权利的囚徒们谋求生存的斗争——他们力图战胜自身的弱点，战胜恐惧，维护人的尊严，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当时流亡伦敦的德国社会民主人士丽萝·林克（LiloLinke，1906—1963）将回忆录译成英语，使得纳粹暴政的罪行远在二战开始之前便已公诸于世，同时，也使得《沼泽战士》之歌名扬海外。此后，回忆录和歌曲被译成各种文字，在战争期间传遍欧洲。战后，1945年，郎豪夫出任杜塞尔多夫剧院（DüsseldorferSchauspielhaus）的总经理，1946年接任柏林德意志剧院（DeutscheThe⁃ater）总经理。郎豪夫还是东德德国艺术研究院（AkademiederKünste）的成员，在东德的文化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还参与导演并录制了很多广播剧。然而，他的艺术观很快便遭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EinheitsparteiDeutschlands，缩写SED）和中央委员会的质疑。1950年，斯大林针对知识分子的清洗运动遍及东欧，郎豪夫被开除党籍，解除一切职务。1953年，斯大林死后，郎豪夫于1956年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和职务。1963年，郎豪夫在一部话剧的导演问题上与官方意见发生了激烈冲突，辞去总经理一职，继续从事导演工作，直至1966年逝世。
《沼泽战士》的诞生和首演
在集中营中，“禁止吸烟”成为迫害和凌辱囚犯的一种手段。郎豪夫等进入集中营时，囚徒们完全被剥夺了吸烟的权利，他们随身带来的烟草全部被没收。直到三周后的周日，才得到允许吸烟两小时的许可。然而，当营房的代表前去领取被没收的烟草时，集中营的党卫军却出尔反尔地取消了许可。对于双方而言，这并非仅仅只是是否允许囚犯维持一种嗜好的问题，而是凌辱和被凌辱的问题，是剥夺和维持人的尊严的问题。经过一番交涉，囚犯们最终得到了被没收的烟草。
两小时之后，当党卫军下令收回所剩烟草时，上交的烟草当然所剩无几，因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各自将烟草藏到营房中各个隐秘的地方，作为以后的储备。于是，党卫军开始在各个营房中大肆搜查，却又一无所获。凌晨四点半，喝得醉醺醺的党卫军将士又将全体囚徒从睡梦中惊醒，再次大肆搜查。尽管搜到一些“存货”，当然无人“认领”。这时，他们在各个营房门口排成两行，形成长长的夹道，各自手持木棍、带有钉子的长板条及其他类似器具，将囚犯从营房内赶到外面，每个人经过夹道时便遭到无情的打击。之后，党卫军又令全体囚犯举控或承认隐藏烟草的行为，直到有一位勇敢的囚犯挺身而出，虽不承认隐藏烟草的行为，但他愿意为大家承受所有的惩罚。最后，事情不了了之。这一事件被囚徒们称为“长板条之夜”。这种“夹道鞭打”是一种古老的军事刑罚，相当于死刑。这种刑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欧洲及西亚不同的地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才在欧洲被禁止。
尽管如此，允许吸烟的这两个小时却使得全体囚犯情绪高涨，大家都为了重新获得了一点生活的自决权而万分兴奋。这种气氛引发了郎豪夫的灵感：为什么不能在周日通过唱歌、运动和游戏来提高大家的情绪呢？而且，这种活动还能够让集中营中的八九百名囚犯相互认识了解，相互鼓励支持。郎豪夫的想法得到广泛的拥护，并且，大家还提出，应该在劳动时寻找机会与党卫军战士交谈，向他们宣传人道主义观念，瓦解他们的纳粹思想。（出处同上，141-147页）
根据郎豪夫在《沼泽战士》一书中的描写，至1933年夏，无论是囚徒，还是守卫集中营的党卫军将士，都早已对集中营单调的生活深感厌倦。党卫军的将士除了执勤之外，就是在营房里喝酒解闷，万般无聊。这里离城市很远，所以这些党卫军官兵觉得他们自己也和被关押放逐没什么区别。面对郎豪夫的建议，集中营中自治机构的成员们就是否应向集中营的指挥官要求组织文艺演出的问题争论不决。争论一方的主要顾虑在于，大家都不愿意被集中营官方或当局派来的媒体拍照，而在外界被当做纳粹人道统治的宣传品。而以郎豪夫为中心另一方则认为，与此相比，鼓励大家在残酷和艰苦的条件下保持人的尊严、不放弃自己则更加重要。并且，在“长板条之夜”之后，一定要让集中营当局看到大家的决心和坚定。最后，郎豪夫一方说服了有顾虑的另一方，并得到了党卫军指挥官的许可。有着演艺经验的郎豪夫在各个营房内找到了不少有文艺才华的囚徒，开始排练。与此同时，他找到当时已小有诗名的艾瑟尔，请他撰写歌词。
1933年8月27日下午2点30分，在蓝天白云晴朗的阳光下，这场囚徒文艺表演在营房之间的空地上演。他们称自己的艺术团为“集中营马戏团”，郎豪夫作为主持人宣布演出开始：“尊敬的沼泽囚徒们，并不在场的女士们，先生们，坡格沼泽的公民们，还有想要和将要成为这里的囚徒的人们！……”郎豪夫的幽默引得全场不断地哄堂大笑。望着这些历尽苦难的笑脸，他这样记载自己当时的感触：
我手里拿着一只钟，站在“台口”，指挥着演出人员上下场。周围围绕着九百张笑脸。
这时，一个意念闪过我的脑海：我有生以来还从未在这样一群观众面前登台表演，也还从未为这样一群观众工作过，而且很可能也不会再有机会为他们工作了！全世界都不会有眼前这样的囚徒，他们历尽了严刑拷打，忍受各种虐待，几乎没有人未曾被拖进党卫军冲锋队的酷刑地牢。现在，他们又必须面对永无休止的繁重劳作，日夜不断的虐待和威胁，和“因逃跑而被枪决”的命运，但是，现在他们充满勇气地大笑，充满信心地歌颂生命。那些党卫军的将士完全被这种乐观的生命态度和快乐镇住啦！尽管似乎觉得不应该，但他们还是不知所措地跟着傻笑。（出处同上，175页）
在表演即将结束时，由囚徒组成的合唱团首次演唱了《沼泽战士》。一位合唱团员向全场宣布：“难友们，现在我们为大家演唱坡格沼泽之歌。我们的歌，请大家仔细听，然后，请和我们一起唱副歌。”（出处同上，180页）
放眼四方天野阔，沼泽草地包围我。鸟语如歌难激励，橡林秃枯弯如昨。
（副歌）我们是沼泽战士，肩扛铁铲，前进，前进！我们是沼泽战士，肩扛铁铲，前进，前进！
荒芜沉沉囹圄关，沼泽草地禁地栏。铁网森森难深重，辛苦劳作无愉欢。（副歌）
长阵靡靡出工早，沼泽辽辽苦难熬。骄阳赫赫撅泥沼，思念深深故土遥。（副歌）
遥遥故园似幻梦，父母妻子与孩童。愤懑胸襟叹息重，只缘身陷牢狱中。（副歌）
军岗徘徊警戒严，围困囚徒劳作间。无奈逃逸难成行，四重埋伏杀戮繁。（副歌）
苦难深重意志坚，严冬过去是春天。欢呼自由放声喊：重整河山与家园！
（副歌）我们是沼泽战士，冲出沼泽，前进，前进！我们是沼泽战士，冲出沼泽，前进，前进！
从歌词的最后一段可以看出，在这种法治之外的空间，求生而不放弃自己，不放弃自己的信念，成为当时集中营中很多囚犯的生存目标和精神支柱。当时被关押在坡格沼泽集中营中的三位共产党人，尽管他们都不是专业的诗人和作曲家，却成为鼓励这种精神的歌曲《沼泽战士》的词曲作者。从《沼泽战士》的歌词中也可以看出囚犯之间的紧密团结和相互支持。身陷囹圄却自称为“战士”，表现出歌曲作者和同伴们决不放弃理想、斗争到底的信念。
曲作者格国尔这样回忆演出时的情景：
十六位合唱团员大都是以前索林根（Solingen）工人合唱团的成员。他们身着集中营囚犯的绿色服装，肩扛铁铲，走进会场。我自己则身着蓝色运动服，用一根折断了的铁铲把作指挥棒。当我们唱完第二段时，全场1000名囚徒都开始跟我们一起合唱副歌。……
我们一段又一段继续唱着，副歌的合唱越来越嘹亮。到了最后一段时，那些和集中营指挥官一同出现的党卫军将士也同大家一同唱了起来。显然，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沼泽战士。……
当我们唱到副歌的最后一句“我们是沼泽战士，冲出沼泽，前进，前进！”时，全体合唱队员将铁铲插进土地里，而后便结束了演唱，整齐地走出演出场地。而那些插在土里铁铲看上去像是一片坟墓的标志。
然而，党卫军将士的“误解”很快就得到了“澄清”。在演出的两天后，《沼泽战士》便遭到了集中营党卫军的禁止。郎豪夫认为：显然，那最后一段歌词和副歌可以赋予很多种诠释。但是，歌曲被禁后，不仅依然有党卫军的士兵向囚徒们索要歌谱，而且这些将士还说服了集中营颁发禁令的指挥官，在长途行军时，允许唱这支歌。于是，这些官兵便总是不断地要求囚徒合唱这首歌。对于那些索要歌谱的官兵，囚徒们也制定了一定的条件。那些平时对他们无端施暴，虐待谩骂的官兵一概受到拒绝。而对于那些并非纳粹铁杆儿的官兵则是采取将他们引入讨论、对他们进行开导说服的策略，甚至引导他们最终做出保证：“我和你们一样反对对囚徒的殴打和虐待。这种行为和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出处同上，185页）
八十年余音不绝
《沼泽战士》表达了囚徒的尊严，表达了他们对生命和自由的渴望，对法西斯的痛恨和蔑视。纳粹统治期间，它传遍了各个集中营，伴随着很多身陷囹圄的人们度过集中营中的苦难岁月。同时，它还以各种语言传遍了纳粹占领军统治的地区。战后，歌曲《沼泽战士》不仅作为反抗法西斯统治的传统歌曲而更加脍炙人口，同时更是维持战争历史记忆的重要篇章，与郎豪夫的回忆录一同成为史学家的重要史料。《沼泽战士》一书自1935年出版以来，已经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德国更是一版再版，仅以新路出版社（Ver⁃lagNeuerWeg）为例，从1973年至2014年，已经出到第11版。
当然，回忆录和歌曲《沼泽战士》不仅被很多学校当作历史教学的必读必知的史料，同时，它也成为艺术家参与记忆文化创作的艺术源泉。2012年开始，出生在埃姆斯兰地区的雕塑艺术家石太凡·韩姆本（StefanHempen）创作的木雕群像《沼泽战士》开始在德国各地巡回展览。群像包括15个单独的木雕，代表纳粹政府在埃姆斯兰地区建造的15座集中营。木雕使用的材料包括各种树种，艺术家认为，这正代表了15座集中营中的受害者的不同背景、身份和思想，而15座雕像则共同代表着他们向往生命和自由、决不放弃的共同信念。韩姆本表示，他深深地为《沼泽战士》而感动，沼泽战士的精神成为他的创作源泉和灵感。
歌曲《沼泽战士》不仅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歌曲而令人关注，更重要的是，它是人道主义的象征，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和欧洲左翼民众反对越战、反对政府因冷战而制定的各种限制自由民主的法规的战歌。战后，《沼泽战士》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
出生在战争年代的德国歌手韩纳思·卫德（HannesWader）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几十年以来，他的演唱会都将《沼泽战士》作为保留曲目。2007年，他又将《沼泽战士》等一批传统歌曲重新改编，出版了新的唱片。
德国著名的摇滚乐队“死裤子（DieTotenHosen）”也将《沼泽战士》改编成摇滚歌曲，自2012年以来，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每场必唱这首歌，以当代年轻人的节奏和唱法重演人道主义的呐喊。2015年5月，乐队在阿根廷演出时，《沼泽战士》引发全场观众掌声雷动。众所周知，阿根廷在二战期间尽管声称中立，但以胡安·庇隆（JuanPerón，1895—1974）为中心的军方政客实际上则明显地倾向于轴心国一方。战后，很多纳粹党魁和政府上层余孽都纷纷逃往阿根廷。最为著名的纳粹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1906—1962）就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以色列特工绑架俘获，在以色列被以反人道罪等十五条罪名起诉，判处死刑。
重建和高速的工业化发展使得西德很快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不可小视的地位，尤其是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甚至，德国如今成为逃离战火的叙利亚人首选的国家。然而，这一切都是与德国政界、学界和民众对于纳粹专制的法西斯统治的深刻反思直接相关的。
（本文中所有相关译文由作者翻译）
本版主要内容
- 超越生死的歌声——诞生于集中营的《沼泽战士》韦凌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