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令十字街84号》背后的故事——以此纪念海莲•汉夫诞辰100周年
《查令十字街84号》背后的故事——以此纪念海莲•汉夫诞辰100周年
《查令十字街84号》首版书影
海莲·汉夫
1987年版《查令十字街84号》电影剧照
1987年版《查令十字街84号》电影海报
一
说到《查令十字街84号》的创作、出版与传播，一切都要从1949年9月的某一个秋夜开始。
这一天的晚上，33岁的纽约“剩女”海莲·汉夫（HeleneHanff，1916年4月15日-1997年4月9日）打开了《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ReviewofLiterature），浏览到它的绝版书店广告。因为纽约城包括巴诺书店（Barnes&NobleBooksellers）在内的旧书店均乏善可陈，因此位于英国伦敦一家名为“马克斯-科恩书店”（Marks&Co.）的广告引起了她的注意。虽然它位于该版不太显眼的位置，但是“古董书商”“查令十字街84号”（84，CharingCrossRoad）这样的字眼让她眼前一亮。英国书业的历史比美国的要长得多，查令十字街又是欧洲有名的书店街，也许有她在美国搜寻不得的价廉物美的旧版书吧。因此海莲于同年10月5日试着给该书店去了一封信，附上一份书单，包括赫兹里特（Hazlitt）的散文、斯蒂文森（Stevenson）的作品、利·亨特（LeighHunt）的散文、拉丁文版《圣经》等。这些全是她“目前最想读而又遍寻不着的书”，因为她只是“一名对书本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
没想到，才过了20天，该书店一名落款简写为“FPD”的“店员”就给海莲报告了好消息：赫兹里特的散文、斯蒂文森的作品均能找到寄上；拉丁文版《圣经》虽然没有存书，但是有可替代的两种《新约全书》。不过，“FPD”也承认利·亨特的散文“目前颇不易得见”，答应代为搜寻。回信的口气彬彬有礼，服务极为周到，给她留下了好感。与此同时，该书店寄出的书籍也在漂洋过海中。11月3日，这些书就到了海莲的手中。她拿到斯蒂文森的书，第一感觉是“简直不晓得一本书竟也能这么迷人，光抚摸着就教人打心里头舒服”。
后来，海莲才知道这位“FPD”就是书店经理“FrankP.Doel”（弗兰克·德尔），一个尽卖便宜好书给她的好心人。马克思先生和科恩先生两位合伙人之下职位最高的就是他了。这就开启了两人长达20年的“爱书人之旅”。在这20年的职业生涯中，弗兰克要么到乡下去收书，要么在书店卖书，几乎没有到纽约出差的机会，而海莲几度有来伦敦“朝圣”的打算，但最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成行。但是她相信，“书店还在那儿”，弗兰克也会一直在那儿。
二
如果不是1969年1月8日的一封来自该书店的信，一切也就此渐渐湮没下去了吧。虽然两人之间的通信早已经超越了买书人和卖书人的关系，1968年10月16日弗兰克给海莲的信中，落款“弗兰克”之前终于多了“love”，变成了“爱你的弗兰克”，但是还能怎么样呢！这只是两人心里深藏的小秘密罢了。这么多年的通信也只会藏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最多是偶尔拿出来翻读，聊以慰藉罢了。
到了这个时候，虽然在哈珀出版社（HarperPublishers）的编辑吉纳维芙·杨（GenevieveYoung，中文名“杨蕾孟”，杨光泩的女儿、顾维钧的继女）的帮助下，海莲矢志的写作事业虽然有了些许起色，1961年出版了《混迹演艺圈》（UnderfootinShowBusiness），卖相还说得过去。但是，她的其他几部书稿被哈珀先后退了稿，只能写写给青少年看的、没有版税可拿的一些历史小书。大学都没怎么上过的她，是想在纽约的文学界闯出一片天地。不过她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失败的戏剧作家、一个无能的电视界边缘从业者、看不到发表前途的儿童历史书写手。
此时的海莲虽然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前程暗淡，但是还在苦苦挣扎。1969年1月初的一天，她一大早就起来，在各个图书馆之间穿梭，为的是查找美国南方人权审判的文本资料。直到下午六点，她才抱着一大摞书回到家，照例从门口的邮箱取了邮件，由于手头拿着的东西太多，也没法一封封地细看，只见最上面有来自马克斯-科恩书店熟悉的小蓝信封。
海莲觉得有些异样，因为弗兰克经常把她的姓名和地址打成一行，并且只写上她名字的全称。这个信封上将姓名和地址打成了两行，而且名字“海莲”只是简写成了“H”。当时，她就想：“他已经离开书店了。”虽然心中有一丝隐忧，她也没有多想是怎么回事。
因为忙了一整天，海莲又累又饿，情绪低落。她将信放在桌子上，准备等吃完了晚饭才看。她先来了杯马提尼酒，边喝边做《卫报周刊》（GuardianWeekly）的填字游戏。然后是做饭，饭吃完，填字游戏也终于做完了。这时，她泡了一杯咖啡，点上一支烟，心情变得舒坦起来，接着想道：“要是他离开了书店，我有他家的地址，就可以直接写信给他和他妻子诺拉了。”然后，她拆开了信件，没想到看到的是一个惊天的噩耗。
原来，这封1969年1月8日由秘书琼·托德（JoanTodd）小姐从书店寄出的信上写道：“我非常遗憾地向您告知：德尔先生甫于上年12月22日（周日）去世了。丧礼则已在今年1月1日（周三）举行。”原来，弗兰克12月15日突然因患急性盲肠炎被紧急送到医院，不幸因病情扩散，导致腹膜炎并发而于一周后不治。
海莲原先心中的一丝隐忧终于得到了最为残酷的印证：那个离她很远、心实最近的人已经与她永远阴阳相隔了。而就在弗兰克死前不久，该书店的合伙人之一马克斯先生也过世了。她深切地感到：这两人的去世，就好像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马克斯-科恩书店，也从她身边被夺走了。她开始大哭，不能自已，不断喃喃自语：“我要为此写点什么。”
她突然停止了哭泣，浑身变得冰冷。她想如果要写点纪念性文字，就必须找到弗兰克给她的信件。她开始翻箱倒柜，终于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个扁平的蓝包裹。她在桌子上倒出了所有的信件。弗兰克给她的信最多，其他有的是弗兰克的妻子诺拉写来的，有的是书店里的女孩们写的，还有一封是德尔家隔壁的博尔顿老太太写的。此外，她还发现了一张弗兰克神气地站在新买的二手车旁的照片。
海莲读了一整晚的信，到上床时心情好了很多。她想起，《纽约客》杂志会刊登一些信件形式的短故事，如果她把和书店的往来书信加以适当的编选，也许《纽约客》会采用这样的文章。
三
虽然弗兰克死了，但她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直到3月份，这篇文章才断断续续地写完，不过有67页之多。她之前曾有幸在《纽约客》刊登过一篇文章，只有这篇的三分之一。因此，她不知道该往哪里投好，想着要么先送给杨蕾孟看看吧。
因为这篇文章还没有题目，因此她直接用一页纸打了马克斯-科恩书店的地址——查令十字街84号，作为临时的篇名。这样的篇名对美国人来说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杂志的编辑在审稿时会根据文章的内容改个合适的篇名。她就把文章寄给了杨蕾孟，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该拿它怎么办？”
几天以后，杨蕾孟打来了电话，对她说：“我爱死它了，我哭了。为什么你以前总是送些我出版不了的稿子呢？”
海莲回答说：“如果投给《纽约客》，它太长了。我想你可以告诉我投哪儿为好。”这时，她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叹气声。对方说：“让我想想吧。”
一两周后，杨蕾孟又打来了电话，说：“我们出版社的销售经理也干一份古董书商的兼职。因此我把你的稿件给了他，他对我说：‘我爱死它了。但是如果要出版它，我不得不说并不好卖。’因此我又把稿子往上递交给了董事长卡斯·坎菲尔德（CassCanfield）。他说：‘它太激动人心了。但是，它太薄了，而且由书信编成。你也知道，书信体的书都不好卖。’”
海莲听到这儿，不耐烦地说：“谁告诉你们它是一部书稿。它才67页！我只是想你会告诉我一些文学季刊，我好给它们投稿。要投给像《纽约客》这样的杂志，它太长了！”
杨蕾孟说：“这就是问题所在。要出书，它太短；要出刊，它太长。怎么都不合适。”因此，对方把稿件退还了她，她丢到了桌子上，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
一天晚上，美国联美电影公司(UnitedArtists)的剧本编审玛娅·格雷戈里（MaiaGregory）打电话给海莲，让海莲去她家。她就住在同一栋大楼的下个门栋。海莲每周为她审读一部小说，看是否有可能买下版权拍成电影。玛娅这次又要给她派活了。
临出门之前，海莲随手从桌子上抓起了那篇稿子带到身上。当玛娅把要审读的小说校样拿给她时，她也把那篇稿件递给了对方，说：“帮我个忙。你有时间的话，能否看看这篇稿件，将我可以删掉的信件打个叉，我想投给杂志试试，但是它篇幅太长了。”不过，她没想到玛娅当晚会看。
第二天上午，海莲正在写审读报告的时候，玛娅打来了电话。她说：“我认识一个出版商，他会争着抢着要出版它。今天中午，我要和他一起吃饭。我可以给他看看吗？”海莲没理由反对。
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早晨，电话铃响了。对方说：“是汉夫小姐吗，我是迪克·格罗斯曼（DickGross⁃man）。”说完等了一会儿，很明显希望她做出适当的反应。迪克曾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工作过，跳槽创办了格罗斯曼出版社（Gross⁃manPublishers），1965年出版了拉尔夫·纳德（RalphNader）最好的一部“耙粪”作品《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atAnySpeed），在纽约出版界和文学界颇有名望。但是令人尴尬的是，她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对方接着说：“是你的出版商。”
海莲茫然地说：“我没有名叫‘迪克·格罗斯曼’的出版商。”
对方说：“我马上就会成为你的出版商！我们将会出版《查令十字街84号》。”
海莲说：“出成书还是杂志？”对方说：“当然是书。”
“你疯了！”这是海莲听到后的反应。
几天以后，海莲去了格罗斯曼出版社，这是迪克经营的一家小出版社。除了收在稿件里的信件，该社的编辑想要阅读弗兰克寄来的所有信件。除了收入这些信件，书稿还得收入海莲的所有回信，以及其他相关信件。这样，在编辑和海莲的共同努力下，这部书稿最终勉强撑到了90页，显得厚了些。
兴奋之下，海莲忘了告诉编辑，查令十字街是伦敦的一条街名，美国的读者对此一无所知，这部书稿需要一个新的书名。不然，在她的余生里，她会被邻居和客人经常提起他们是多么喜欢她这本名为诸如《查令十字街64号》或者《十字街47号》的小书。
因为赶不上1969年的秋季书目了，迪克想在1970年的秋天推出这本书，计划9月问世，并且在各个报刊上提前打了广告。
这时一封来自马克斯-科恩书店的信给本书的出版做了悲催的“应景”。信中说：“在查令十字街经营50年之后，我们将于本年底关闭。作为对本书店的悼念，你的书将是它的一份讣告。”该书店的另一个合伙人科恩先生也去世了，他的后人无意经营书店，只好关门了事。冥冥中好像马克斯-科恩书店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将以它的地址命名的这本书推上一把。毕竟人不在了，书店也不在了，这是对该书店最好的纪念。
四
在该书出版的前后，首先是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双栏的书评，接着全美各地报刊的书评纷至沓来。期发量高达1500万份的《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第一时间做了摘登，带给海莲的是一张8000美元的支票。她简直难以置信，十年来一直囊中羞涩，没想到突然来了这么大的一笔钱。
一开始，这本书的销售平平，业内报纸评价说这是一本只在小圈子流行的书籍。而这正是海莲最初给它的定位。畅销或者长销，《查令十字街84号》绝对属于后者。
由于海莲当时的住址“305East72ndStreet，NewYork，21，N.Y.”（纽约州，纽约市东区，第72大街305号）被印在该书的天头位置，而她的电话号码又印在曼哈顿的电话本上，因此她每天早上都能收到满满一信箱的信。来信或打电话的人都自称是她的忠实粉丝，有的远在英属哥伦比亚的乔治王子岛，有的说她是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妻子，最近的乡镇离她有300公里之远。有位84岁的老先生杰伊·施密特一周来个电话，坚持了两年之后就不再来电，显然是去世了。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证明该书的反响之好。
1971年元旦以后，出版商迪克来电话告知她：“英国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AndréDeutch）希望在伦敦推出本书的英国版。他是英国最优秀的、最有品味的出版商。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出版商了！”
几个星期以后，海莲的代理人弗洛拉·罗伯茨(FloraRoberts)来电话说安德烈·多伊奇的出版合同到了，英国版的出版日期是1971年6月，预付款是200英镑。海莲没有多想，就说：“告诉他预付款不用寄，6月我会来伦敦自取。”
过了这么多年，弗兰克过世了，马克斯-科恩书店也倒闭了。海莲终于要去她魂萦梦牵的伦敦了。这一次，她在英国足足呆了5周。
英国读者的反响比美国更为热烈。因为海莲的这本书是在向想往的英国文化致敬，仿佛让失去老大帝国地位的英国在它的前殖民地面前扳回了一些尊严：还好我们还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这五周的英国盘桓为海莲带来了另一本畅销书《布鲁姆斯伯里的女公爵》（TheDuchessofBloomsburyStreet，1973年）。这一次，杨蕾孟不再放手，毫不犹豫地为新东家利平科特出版社（Lippincott）出版了它。这两本书的出版为她带来了更多的、更疯狂的粉丝。
1973年7月的一天，海莲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寄自在伦敦度假的一对纽约夫妇，说他们是《查令十字街84号》的铁杆粉丝，在查令十字街上看到了空荡荡的马克斯-科恩书店。他们还说：“我在这里遇上了你的朋友，来自奥马哈的丹·凯利（DanKelly），他说他告诉过你，要把书店的招牌带给你。”
海莲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也没放在心上。11月的一天晚上，电话铃响了，对方说：“嗨，我是奥马哈的丹·凯利。”他说给她带来了书店招牌，因为1972年他在查令十字街84号附近发现马克斯-科恩书店的招牌在风中摇晃，就想：“我要为海莲偷了这块招牌”，而海莲在回信中说：“为什么不呢？”她只是随口说说，但是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
在第二年的夏天，他又一次来到了伦敦旅游。他去了伦敦市政厅，被允许拆下这块马克斯-科恩书店的招牌。就这样，它漂洋过海来到了海莲的身边。这是粉丝带给海莲最好的礼物。它被海莲放在房间里书架的最上方，像一个守护神一样忠实地看护着那些她从马克斯-科恩书店购得的“古董书”。
1975年，BBC将《查令十字街84号》第一次拍成了电影。六年以后，它被英国戏剧界改编成了舞台剧。再过了六年，它又再一次被美国人改编成了电影，由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Hopkins，饰弗兰克·德尔）、安妮·班克罗夫特（AnneBancroft，饰海莲·汉夫）、朱迪·丹奇（JudiDench，饰诺拉·德尔）等“老戏骨”饰演，风靡一时。这本“爱书人的圣经”也一直在西方国家长销不衰。直到2001年，作为唯一有幸在作者生前采访过她的华人，来自台湾的著名书人锺芳玲写下了她的名篇《查灵歌斯路84号》，随即收入她的《书天堂》，第一次向华人世界介绍了《查令十字街84号》和它的作者。随后，这本书被另一个台湾书人陈建铭首次翻译成了中文，先后在海峡两岸的时报出版社（2002年）、译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从此，这首动人的爱书之歌也在华人世界不断传唱，引得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去查令十字街朝圣，其中也包括2009年正在英国留学的我。与莎士比亚书店一样，这个业已不存的书店至今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如今，与《查令十字街84号》有关的弗兰克、海莲、弗洛拉等已不在人世，更不用说书店早已关门大吉，书店的老招牌也被拆运到美国，不知所踪。据多次到访该地的锺芳玲记载，“查令十字街84号”已经改为“剑桥圆环24号”（24Cam⁃bridgeCircus）。但是，今天去这个地方的人们，还能在墙上看到这样的铭牌：“查令十字街84号，马克斯-科恩书店的旧址，因为海莲·汉夫的书而闻名天下。”（译文）这就够了！正如锺芳玲所说：
“查灵歌斯路84号”是一个门牌号码、一本薄薄的书信集、一出舞台剧、一部电影，但它更是一个催化剂，引发出一串串的巧遇、善心与联想，丰富了我和许多人的经历与回忆。
（注：本文的大部分内容编译自海莲·汉夫的文学自传《Q的遗产》，部分信件内容的译文参考了译林版《查令十字街84号》）
本版主要内容
- 《查令十字街84号》背后的故事——以此纪念海莲•汉夫诞辰100周年叶新2018-12-14